几十年来，有关中东战争、巴以冲突、宗教革命、海湾战争等来自中东地区的新闻，总是在每天19点20分后飘进中国百姓的耳朵里，更不要说自9・11事件之后，这10年来不断进行的反恐战争。而穆巴拉克、卡扎菲、已经远去的萨达姆和阿拉法特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自然也都是国际新闻的老朋友。一晃30年过去，随着突尼斯的一个水果摊引发的惨案，这些名字再次响遍全球，突尼斯的总统本・阿里已经逃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已低头，卡扎菲正做困兽之斗，只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未来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笔者从反恐战争和最近开始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世界群众运动说一说整个泛伊斯兰世界的大格局和未来走势。
伊斯兰世界大格局
现在的泛伊斯兰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从内圈往外说，先说沙特阿拉伯，其境内有麦加和麦地那这伊斯兰教的第一和第二圣地(第三是耶路撒冷)，每年全球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会自发地前往麦加朝圣，在宗教影响上可以说居于核心位置。而沙特还有世界最丰厚的石油储藏量，石油出口量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沙特人口较少，相对于周边的伊朗等军事强国，其军力远远不够。如果说美国这样的外部国家对其宗教影响有所顾虑不敢乱来的话，其它伊斯兰强国可没有这个顾忌，尤其是什叶派的伊朗。因此从二战末期沙特国王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就是沙特的基本国策，而沙特也一直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比如上世纪80年代根据美国的要求压低油价，沉重打击了依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苏联。
与沙特类似的还有紧邻的同样是人少、钱多、军事弱的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等海湾国家，它们全都分布在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国境内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同时一直在大批采购美国的先进武器并接受美国培训，这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权和民众深深依赖于美国，同时也会招致大量的敌意。而且，海湾这些国家统治制度相对落后，只不过因为石油财富滚滚，哪怕国民都不干活也可以都活得很滋润，因此社会制度的改良呼声被财富所淹没。但是毕竟财富不能解决一切，其民众面对国家和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及面对美国这样外部文明的强势，都有深深的挫败感，因此其内部也一样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广泛发展。
于是，二战后很多有钱的阿拉伯人拿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石油美元四处建清真寺、宗教学校，资助各种伊斯兰教组织，从而成为伊斯兰扩张的重要源头，比如本拉登就是沙特的富豪家族，生活不差钱，人生的意义就放在了打击异教徒，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宗教国家身上。可以说，海湾六国是石油美元转为宗教美元，甚至恐怖美元的一个重要枢纽，对于海湾石油国家的这个局面，西方国家也很头痛。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王公贵族垄断社会财富，造成社会问题淤积很不满，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来配合自身的全球战略。他们对于这些国家民众的政治诉求无法视而不见，但又担心伊斯兰宗教势力借助民主程序篡夺了国家政治权力，进而以财富为后盾输出宗教。
类似亲美，或至少采取温和的外交路线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不少，如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自然与美国关系甚密，而埃及也一直拿着美国的援助，用着美国的武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外交上也一向比较亲西方。这些伊斯兰国家都在经历着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困难，这使得他们不论贫富，都面对着一些类似的问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不止局限于这些传统上的伊斯兰国家，二战后随着欧洲社会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其国内劳动力数量下降，于是近几十年来，大批穆斯林人口涌入了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这些人口一旦定居，立即就转入了高效的人口再生产之中，现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了人口的10％，这么高的比例已经开始从内部影响这些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
而在这些之外，在阿富汗战争之前，从阿富汗开始，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后遥相联接于利比亚，存在着一个以反美反西方为宗旨的极权政权的国家轴心，绵延长达3000千米，这些国家的政权对内独裁，对外则奉行较为极端的政策，其中塔利班和伊朗还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对于这些国家怀有戒心和反感，因此也在寻求外部帮助来对抗他们，但同时其政治主张也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西方世界的任何错失都会加强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1世纪之前，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和这些独裁政权基本还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9・11事件宣告了垒球进入了反击极端宗教恐怖势力的新时代，而这些势力与那些极端宗教政权的结合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紧迫的问题。在这千头万绪的问题面前，受到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直接打击的美国立即将一个酝酿已久的大中东战略付诸实施。
反恐战争与美国的中东战略
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在解释发动反恐战争的原因时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斩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传播的两个环节，一是WMD技术向这些极权国家的扩散，二是从这些极权国家向恐怖组织的扩散。那么自然，萨达姆政权或塔利班政权都是具有类似危险性的国家，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安心。
但是这显然不是原因的全部，200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统治阶级是很注重国家大战略的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已经清晰地表露了美国对于泛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扩张的警惕，美国国内各方势力在如何回击这个威胁方面也是早有争论。9・11事件只不过是最终使得右翼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占了上风，那就是要立即动手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去阻止原教旨主义得势，扶持世俗政权，培育亲西方的思潮，从而保证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在更和谐的关系上共存。而具体的战略，首先就是颠覆这些国家的反美政权并用西方的世俗化社会模式加以改造，从而树立起几个样板，通过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对比，给伊斯兰世界指明一条道路，从而让极端教旨主义势力所鼓吹的道路破产。因此，美国人先是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接着在证据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同时还在全球其它地方也广泛开展了军事行动，以打击极端恐怖势力，将人类带人了反恐战争的时代。
因此对于美国人发动的这场反恐战争，国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比如美国是为了掠夺伊拉克的石油，或是为了在中国西部寻找军事基地等原因而发动战争，实在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美国战前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只占其总消费量的1％，而且美国原先规划的再造伊拉克计划中，伊拉克自身的石油利润都是要用于建设，因此我们看到对于各国的石油商进入伊拉克，美国并不禁止，他所要的是伊拉克尽快恢复稳 定和繁荣，这比去搜刮一点蝇头小利要重要得多。
那么现在这场战争的进展到底怎样呢?我们先看伊拉克，自从2007年“安巴尔解放运动”兴起，伊拉克局面大为改观。而伊拉克新军的建设也初见成效，从而使得美军在去年完全结束了其在伊拉克的作战使命，而只留下5万美军部署于伊拉克各个基地，对伊拉克全境的27万新军和数十万警察提供信息等支持。同时，美国向已经部署了6.8万兵力的阿富汗增兵3.5万，使其在阿富汗的总兵力超过10万，这一增一减，美军的压力已经相对减轻。伊拉克在2011年初的新政府完全建立后，其政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上也有一些起色，可以说虽然远远谈不上完满，但已经上了路，就看今后其国内各派是否能学会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了。有些人认为美军一走武装分子就能翻盘，这种想法实在是过于不切实际，伊拉克人经历了7年的战火，还曾自发组织起来对抗武装分子，他们就算是自己内部矛盾不能完全处理完善，也不会倒在极端势力旗下。
去年以来，美国反恐战争的重点已经转为阿富汗，我们知道，阿富汗战争的难点并不在于军事。当初塔利班手里有7、8万狂热的宗教军队，尚且在2个月内被击溃，被赶进了南部山区，现在阿富汗除了有10万美军，还有来自英、法、德等几十个国家的数万军队，而阿政府军规模目前也达到8万人，未来还将扩大到13.4万人。再加上大量的警察，可以说塔利班根本没有正面对抗的实力，那么为何现在这场战争却陷于胶着状态呢?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绵延于阿富汗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不止在其一国境内，还有一部分是在南面的巴基斯坦。在这个山区分布着大量独立性很强的山地武装部族，连巴基斯坦政府对他们的管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塔利班武装本来就是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所扶植，其成员大量是从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学校出来的，因此当他们被美军打得招架不住时，就会逃入这些山区隐匿。美军碍于国际法不能进入巴境内剿匪，而巴基斯坦一侧的反恐作战又并不得力。这就使得在阿富汗战争陷于长期化，想通过几次行动就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并不现实。
阿富汗原本社会发展程度就不高，自从苏联入侵后又长期陷于战乱，整个国家是以各个不同的民族和部族为基本组成，缺乏共同的凝聚力，也缺少治国的基本经验，因此现在的阿富汗新政府远不像伊拉克那样走上正规，其腐败和无能都使得其无法利用多国部队的军事优势很好地掌控全局。这也正是很多人现在担忧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军真的撤走了，阿富汗新政权还能站得住脚吗?当然，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都是其中东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军的行动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都是以相应的政治目标为依托，美军不可能放手听任阿富汗自生自灭，那样的话之前的付出就等于是毫无意义。
“茉莉花革命”使得泛伊斯兰世界的局面更加复杂化
说回到这场发端于突尼斯，并蔓延至埃及乃至利比亚的“茉莉花革命”，这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美国中东大战略的镜像，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颠覆独裁政权，而“茉莉花革命”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同的是，被推翻的独裁政权对外并未采取极端的外交政策而招致国际众怒，它们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与无能而被宣判死刑。美国打垮塔利班政权用了2个月，而突尼斯从小贩自焚到前总统本・阿里逃亡则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似乎还更高。
前面已经大致分析了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局面，现在的这个状况可以说非一日之寒，从北非到中东，这些伊斯兰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浪潮中的反应也很耐人寻味，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首的西方领导人多次表达了对这一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并呼吁当事国采取理性和合作的态度来对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进程。我们知道，这些独裁政权基本并没有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什么危害，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助手，那么美国为什么放任这些多年的“老朋友”轰然垮台呢?
美国的中东大战略最终是要矫正伊斯兰世界的航向，将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实体，从滑向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的危险境地中拖回到世俗化、温和化的可控状态，具体的政策和手法都是服务于这一总体战略。因此不管是之前暂时保持沙特、埃及等国家的稳定，还是颠覆萨达姆和塔利班政权，为的都是其大战略的推进。而如今在网络信息传递之下，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已经很鲜明地表明，伊斯兰世界的这种新力量，以庞大的被长期压抑的基层民意为基础，以伊斯兰信仰为内核，以信息网络为纽带，具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而且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如果西方支持独裁政权对其打压，将会彻底失去伊斯兰世界民众的信任，也将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及西方所倡导的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可信性，那么无疑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而同时，由于这一运动的背后已经在闪现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组织的身影，如果不加以控制，那么这些原先被独裁政权所压制的组织，很可能借助于西方竭力推广的民主化程序而接管政权，从而导致第二、第三个伊朗的诞生，这显然是西方所不可接受的。所以，必须从一开始就积极介入其中并对其施加正面影响，一方面通过各种表态和接触，争取伊斯兰世界民众的好感，减低引发反美风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原有的国家机器，限制原教旨主义者对政府权力的渗透，保持其世俗化倾向。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了。
那么这场革命与美国的反恐战争之间有多少关系呢，我们先看其影响到的国家。突尼斯是北非小国，一直远离矛盾焦点，影响有限，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运动主要是一个示范作用。埃及则比较重要，穆巴拉克对以色列所采取的政策一贯都是比较温和的，甚至还共同压制巴勒斯坦的某些极端宗教势力，一直被认为是中东稳定的基石之一，以至于伊斯兰世界里有很多人都把他骂做犹太人的走狗，巴不得把他推翻，好让埃及重新做回与以色列开战的先锋。因此穆巴拉克下台后，围绕着埃及新政权的建设必然有一场国内外的激烈博弈，如果建设得好，在埃及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建设上能取得一定成效，并防止其倒向原教旨主义，那么这个事情会产生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如果被“穆斯林兄弟会”完全掌控局面并开始了国家宗教化，那将是美国与以色列的噩梦。
而利比亚则更戏剧性一些，其领导人卡扎菲上台执政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眼里的“刺头”，不过其巅峰是上世纪80年代在民航机上制造的洛克比空难，但是在1986年被美国人代号“黄金峡谷”的远程奔袭打击后就收敛了很多，在2003年 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卡扎菲则立即采取了低头示好的举动，从中也可见这位枭雄的实用主义的一面。这次利比亚国内民众运动一起，卡扎菲立即采取强权镇压的手段，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强势回应，要求其下台，可见积怨是很难消除的，而且西方国家也早就不对卡扎菲父子统治抱有任何幻想，因此不排除西方国家采取更直接的手段促使其倒台的可能性。毕竟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局面再糟糕也不会比现在卡扎菲独裁更糟多少，如果借此机会将西方势力重新打回利比亚，那么对于整个局面将是个很大的促进。
最后说说伊朗，伊朗现在的政教合一政权是在1979年上台的，如果说革命之后它随即陷入了两伊战争而无暇他顾的话，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伊朗开始谋取主动出击扩大影响，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进入21世纪，美国反恐战争的两个试验场――伊拉克和阿富汗分别位于伊朗的东西两边，要说伊朗会不担心是不会有人信的。而事实上美国也确实一直在指责伊朗在暗中支持伊拉克境内的武装分子，并借助占伊拉克人口一半多的什叶派穆斯林来影响伊拉克国内局势。同时，伊朗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等势力，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严重挑战。而伊朗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从俄罗斯、北朝鲜等国获得了导弹技术和核技术，正在紧锣密鼓地要搞出自己的导弹核武器。这或许有自保的成分在里面，但又何尝不是对外部的严重威胁?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THAAD系统卖给阿联酋，正在完善对伊朗的武力围堵。
在这次伊斯兰世界的民众运动中，伊朗无疑是很想借机输出宗教革命，掀起一个泛伊斯兰世界推翻西方统治的新高潮的。表面上看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运动和当年伊朗的宗教革命颇为相似，这也正是西方和以色列所担心的事情。但是仔细探究一下，其中还是有很多本质性不同的：
首先，这次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停滞和统治的无能之间的矛盾，是老百姓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而自发发起的，并非某宗教领袖领导下的有目的的夺权行动，宗教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在其中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甚至还不如facebook和twiter起的作用大；第二，这些国家世俗化政权力量还较强，尤其是长期与西方有交流的军方，成为国家的稳定器。因此迄今为止，并未出现如1979年的伊朗那样被宗教势力直接接管的情况；第三，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存在各种思潮，几十年来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造成的危害，普通老百姓也并非全无察觉，只要外部世界和其内部保守势力处理得当，局面也并非必然向极端宗教化发展。
总的来看，这次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事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美国及西方的大战略中，原先一直被积压放在后面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得不移到前台，老的独裁政权的历史即将终结。未来伊斯兰世界到底是旧独裁换新独裁，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到底是导致社会发展走出怪圈重回正规，还是导致整个国家滑入原教旨主义化，都尚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