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校史》记载，定性为“五一六”的有396人，而其时，全校教职员仅688人。列为“五一六”的，占教职员总数的57.5%。为加强清查“五一六”，又进驻了第二批军宣队。
在农场，同在校本部一样无休息天，有近三个月时间无法理发，直到一天外地来了个剃头担子，才理上了发。
在农场劳动，抢收抢种（双抢）双季稻，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了才能回来冲洗一下。挑泥担，并非是农民用的如半个蚌壳状的竹编篮子，而是大粪桶，这一桶有近一百多斤吧，却要在水田里挑着走，挪动一步都困难，但也得坚持――参加劳动的，大都是另类啊！
摧残身心，捏造“材料”
数学系教师周瑛的遭遇非常惨。粉碎“四人帮”后，周瑛对我谈起他是如何被折磨的。他被认定为学校“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关押在窗户糊上纸的房间，因之不见天日有两年之久。提审、暴打，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是“组织部长”，交代了一份163人名单。这已经是他认识的校内人员的极限了，但还是遭暴打，审讯人员恶声说：才这么一点，倒过来还差不多！于是，周瑛在记忆中搜搜刮刮，把不认识其人而知道名字的都开列了上去，这才凑成了163人倒过来的361人。专案组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凡参加“五一六”的都有“登记表”，于是向周瑛追查这“登记表”的下落。几经殴打，周瑛说了，“埋在校园东边的小山坡上了”。午夜，专案人员打着手电押着周瑛去挖掘。没有登记表又何能挖掘出来？押回隔离室打手们又对他乱打乱踢。他在没办法中找到了一个办法：我可以交代这“登记表”的存放地点，但要直接跟军宣队的负责人说。打手们都是学校里的人员，见他这么神神秘秘地说这一番话，就汇报上去了。
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校内主事者的陪同下来了。周瑛要求单独跟军宣队负责人谈。这负责人一挥手让校内的人退出了房间。周瑛这才说：是学校“五一六”负责人邵某（“文革”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文革”后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说的：这登记表是放在红色保险箱里。问：什么红色保险箱？答：放在学校革委会徐副主任（“文革”前为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风暴一起就造反）那里了，这谁也不会怀疑，所以叫红色保险箱。问：过去为什么不交代？答：来提审我的人中就有隐藏很深的“五一六”，我怕他们杀人灭口。
周瑛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就因肝损伤而去世。
荒唐闹剧，大肆上演
为显示深挖“五一六”的战果，校运动领导小组在大礼堂开了一个“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上台交代的有中文系教师王锡良（“文革”后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等。王锡良和我同一个系，他的交代当然为我所关注，但听他说了，是谁介绍他参加的，最后说“我跌入了‘五一六’反革命泥坑”。听来听去也没有听出个实质性的东西，都是虚的。原来他是把参加中文系的一派群众组织“红五月”作为“五一六”交代了。如此儿戏，居然也被运动领导小组作为“战果”大肆宣扬。
时过两个月，在大饭厅召开了又一次深挖“五一六”大会，最引人注目的，说是挖出了一个“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主犯为中文系总支书记邵玉彬、外语系总支书记王春元（1944年参加革命，“文革”后任江苏师院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大学副校长）。有人上台分别揭发、控诉邵玉彬、王春元的罪行。但我当时听了之后就不相信，几个揭发者的发言，对他们的“罪行”连细节都是完全相同的，这分明出于同一个模子。
在当时，这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完全是一场闹剧，但主持其事的军宣队、由造反派掌控的院革委会还上报苏州市公检法要求判处邵玉彬、王春元死刑。这在《苏州大学校史》中也有记载：“在这场运动中，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杀人灭口’假案，把十余名干部、教师打成‘杀人犯’，其中两位老干部被诬指为‘杀人灭口集团’的主犯，竟然上报公、检、法，要判处他们‘死刑’。”
邵玉彬已去世，无法再请他口述当年的遭遇了。
对受残酷迫害的人来说，打几下耳光是极轻的惩罚。据中文系教师王永健对我说，他亲眼见到这一幕：中文系革委会一负责人责令中文系教师王迈写交代。结果只见一张白纸。他劈头就问：“写交代了没有？”王迈答：“没有。”于是，两记耳光。
不堪忍辱，
多人自杀
令人发指的，还有人利用审讯之机侮辱女性教师。据看管一位女教师的朱孔怀说，一天，这位女教师突然在室内赤身裸体大喊：“你们来看吧！”这是她发现有审讯人在室外偷窥。这位女教师被关在小屋中一年半，历经了两个夏天。无法洗澡，只能在室内用水擦洗，这就给道德败坏者有了可乘之机。
专案人员孙某还曾利用单独提审之机强奸了一位女教师。当时这位女教师就说要控告孙某，孙某则说：你去告吧，我不怕！又说：上面相信谁的，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在“四人帮”爪牙控制下的江苏师院，确实也有冤无处申。受此侮辱，这位女教师痛不欲生，曾自杀三次，一次吞食了晾衣夹子上拆下来的铁丝弹簧，一次吞食了破热水瓶胆的碎片，都被抢救过来了;一次跳楼，又未成。
中文系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的郁永琴（中共党员），性格开朗，待人友善，在深挖“五一六”中，于1971年9月上旬在文科楼三楼隔离室内自杀。据知情人说，当天专案组人员曾找她谈话。这谈话的内容，对郁永琴造成了什么压力，却是永远的谜了。隔离在二楼的李家钧（“文革”后任苏州大学政教系党总支书记）经常听到楼上郁永琴的哭声，不久，就传来了她的死讯。郁永琴于1968年结婚，被隔离时，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还让她带着孩子哺乳，后隔离升级，审查人员就让她婆婆把孩子接走了。哪知，这竟是永诀。
据化学系教师马经德对我说：他在隔离中，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踩在粪桶上上吊自杀，很难受，这一难受，又使他清醒，不该这么死去，好在上吊前无法踢倒这粪桶，又踩着粪桶下来了。马经德曾在“文革”前作为江苏师院代表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
已经毕业分配，又被揪回的数学系毕业生裔英，被逼自杀。中文系毕业生刘沛，被揪回后，受长期折磨，被逼疯，神智失常，直到8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正常。不堪折磨而自杀的还有历史系教师王畅、物理系教师吴晓明、外语系教师李福林。
“四害”垮台，余毒难肃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学校由新来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凡一在大礼堂宣布，校内没有一个“五一六”！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活动时，苏州市紧跟“四人帮”、与王洪文勾结甚深的苏州市革委会头目华某、苏州武斗总指挥刘某等等都被逮捕了，判刑16年（均死于狱中）。
江苏师院也改组了院革委会。还未撤离的军宣队、工宣队与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见形势变化，互相推诿。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说主要是由军宣队、工宣队搞的，而军宣队、工宣队的负责人则说：材料不都是你们提供的！虽说材料基本上是由江苏师院的造反派提供的，但无所不用其极的审讯，军宣队能推卸责任？军宣队负责人张某对审讯对象谈话逼供，几次都说到：你不是“五一六”，我摘下帽徽、领章！原院革委会负责人徐某在未传达“四人帮”被捕前，已从时为苏州市民兵指挥部头目的刘某处得知这一消息。也由此可见，苏州市的帮派势力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党羽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据有人揭发，徐某在回校路上就惊慌失措;回校后在老招待所内对人说，实在不行，就拉起队伍上山去打游击，足见这些人之惶恐与不甘心覆灭。苏州市的帮派势力让造反起家的江苏师院1967届毕业生某人任东山公社党委书记，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准备武力对抗。粉碎“四人帮”后，其人被判处徒刑5年。徐某畏罪自杀。
但是，批判“文革”中极左的错误以及清查深挖“五一六”中的种种非人的迫害行径，却因当时领导人的指示而停止了，并未得到认真的清理。一些帮派头目与打手也未得到应有的处理。但是，一些当年施害于人的，终因自己的为非作歹而自知无法再在江苏师院继续生存下去，而纷纷要求调离。
1984年11月，我在参加江苏省写作学会成立大会时，时在连云港职业大学任教的江苏师院1966届毕业生李怀志，听说我也与会，因在1966年9月9日在大礼堂批斗我，并与同班同学徐某来我宿舍抄家一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深深一鞠躬，表示了歉意。我当即原谅了他，并推荐他为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我为学会副会长）。
虽说已由凡一在全院教职员大会上宣布江苏师院没有一个“五一六”，但这算平反了么？当时就有汪福珍站起来发言指出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没有下文。凡一在“文革”前是苏州市委副书记，“文革”中也被打倒，来江苏师院任职时“解放”不到两年，清查“五一六”也不是他的责任。但当时的牵制、阻力，也是明显存在的。
有文章提到，“铭记并向后代讲述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责任”。1971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当年的打手有的已不在人世，被迫害者有的也已逝去，尚存者，不少人已年过八旬，1964年、1965年毕业留校的教师也已年过古稀了。这一段历史，不该被湮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