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庞公、庞朴先生的学问敬佩得不行，因为他对中庸的认识和对一分为三辩证法的研究，并为此而拜读过自己所能搞到的其所著的大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感到庞公以方法论开启的思想理路显然是存在着某些局限性的——要知道，任何一种方法都无疑会在错综复杂的材料面前左支右绌、相形见绌的。因而是不可取的。第二，说文化仅仅只是人化，这一点并不能算错，但显然又是太狭隘了。当须知，人化只是任何一种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正像孔学（又何止是孔学）并非仅仅只是仁学，当然更不是它的核心一样（但北京大学的王博教授时至今日却依然认为它的核心是仁学），把人化或者仁学作为儒学的核心，这种认识太肤浅了，根本便没有真正进入到其中来。而且若如此，先秦诸子又哪一个不是仁学？文化不可能会如此简单，文化本来就是属人的，而没有必要再强调说它是什么人化或者仁学。至于文化的两种属性，即所谓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这种提法也同样是狭隘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狭隘的提法一样。我们一方面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提出我们自己的民族性问题，看似以此为武器而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人家同样有理由来反对你的东方中心主义或者中国威胁论。究其实，这种认识无疑是自我不自信的最典型的表现，也是一种既无足观又不可取的方法论。我们怎么可以以自我狭隘的民族性来反对人家的民族性呢？这不是以错对错又不是什么？尽管孔子强调夷夏之争的问题并因此而对为此曾做过贡献的管仲深致敬意，“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这显然跟所谓民族性并没有任何关系。更要紧的是，儒家并不是以所谓狭隘的民族性为己任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平天下，而所谓的民族性则不过仅限于修身、齐家或者再加上一个治国罢了。如此看来，民族性的提法无疑是把儒家的思想给看小了。当然时代性的提法也同样是狭隘的。谁不知道孔子的思想既是时代的又是超时代的，而所谓时代性无疑于认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理念，而海氏的这一理念则是他从人的“有死性”出发而得出的。但谁不知道尽管孔子死了，作为一个有死性的人，他已经死了，但它的思想却依然存在。肉身的孔子是时代性的，然而他的思想却是超时代的，或者说与民族无涉同时亦与时代无涉；否则，我们今天研究他的一个时代的思想还有什么意义？而且文化若仅仅只有这样两种属性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死的文化，就像木乃伊一样，根本不足挂齿。也就是说，庞公的上述思想认识或者说方法论，显然是历史性的，是从历史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正可以为今日之所谓“与时俱进”思想张本——当你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看作是可以时过境迁，都看作是可以改变或转化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可以“与时俱进”了。这显然是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命题。于是乎，文化又被分作三个层次了，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这似乎在说，物质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精神的不可以，制度的当然也可以改变，此正应了所谓“三个创新”，即所谓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也正应了这样一句当下比较时髦的话，“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这样一种可以被分作三个层次的文化不是正被从此人为地肢解或消解了么？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又如何可以被明晰地分作这样三个层次呢？以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精确地划分么？这其中的矛盾、问题和难解及不解之处，真是太多了，不好一一作评。
大凡搞哲学思想的人，无不希望将自己的东西理成一个体系，庞朴先生显然已经有了这样一种体系了。而且据说汤一介先生亦曾为自己从前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体系今天感到很惋惜，但自己如今的时间和精力显然已不能让自己重新开始去这样做了。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自我形成思想体系的希望或者想法无疑是奢侈的，或者说是一种不可能也不足取的不小的奢望。谁可以去这样做呢？“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尼采语），而形成体系本身无疑是让别人及他们的对世界的解释闭上嘴，而只听自己的什么体系一种声音或者几种声音来说话。而且一旦这样一种体系真的形成了，其实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完蛋了，就像历史的终结或哲学的终结一样。因此体系的建立者便是哲学思想的终结者。这个世界是属于大家的，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为此，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欢迎这样一种体系的建立，因为这无疑在宣告一个时代的某个学术生命的完结；另一方面，我们又明确拒斥建立这样一种体系的企图，这一做法无疑在为别人当然也为自己画地为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将来有一天可能会让我们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出，崔灏题诗在上头”之感慨。而且能够发出这种感慨的只能是大诗人李白，而为此又不得不让他发出如此感慨的也只能是崔灏和他的诗，不是其他人——因为这种感慨本身其实也正是诗。
庞公有关于“学案”建设的想法，不觉得让人联想起当下正紧锣密鼓地搞着的以斥资巨大、规模宏大、影响广大的“儒藏工程”。此二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些交叉、重叠或重复之处呢？是否属于“重复建设”？而且它们是对着干的么？从后者业已面世的成果上看，不是已有“***学案”（今人）以所谓“儒藏”之名而公之于众了么？而且接下来当然也一定会有更多今人的作品在这一名义之下而面世的。二者相较，也许庞公的工作计划要更为可取的。尽管他们都在从事着整理工作，但前者所整理的乃是古人的作品，是“背教改宗”以前的前人的作品，而后者，从目前已出版的东西看，则显然却是“背教改宗”以后的作品。问题是，既然已经“背教改宗”，却又在装模作样、假模假式地将自己伪装成在承继孔子；既然已经“背教改宗”，却又在把自己装妆成是什么“道统”传人，甚至还认为汉儒无算、宋儒无算而且清儒也能勉强算，只有自己才算是如此地地道道的传人。这当然也是自相矛盾的，正如当年文学家沈雁冰要将自己的笔名大俗大雅地确定为“茅盾”一样。当然这也难怪，若不承认道统问题，不承认孔学的重要地位，则自己一辈子所搞的东西无疑将一文不值；若承认，则自己似乎已不必要再那么如此执着地做下去，或至少有悖于自我的创新精神——该说的话，其实前人已经早说过了，还用得着自己再说？于是乎矛盾无处不在，无由不在而且是自相矛盾。进亦忧，退亦忧，进退维谷，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整理无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其所整理出来的东西到底要留给谁看呢？东西已然在此，又何必要整理呢？看来这个整理还是要在整理中有所创新，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就像“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但问题却是，这样的工作其实前人已经做得太多了，而且谁不知道，“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其中的教训应当说是惨痛的。再说在一个思想失去高度，没有圣贤、没有大师的年代，又有谁可以堪称“九师”、堪作“《三传》”呢？究其实，则不过是瞎起哄而已。不管是什么鱼目混珠的所谓“儒藏”还是什么杂七杂八的所谓“学案”，在喧嚣一时、尘埃落定之后，到头来，恐怕积淀下来的还是所谓“六经”而不可能是如许的垃圾作品。
趁着还有时间和精力不去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潜心研究经典、大书或民族之书而偏偏去搞这种既无聊又无趣更无意义的整理工作，这无疑是在害人害己。最后推出一大堆垃圾给谁呢？甚至还可能以为自觉用命，好像真的对文化做出了什么贡献似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不仅不是文化的功臣，而且还可能是文化的罪人。文化就死在他们的手里。对此，哲人尼采早就看得明白，因此他才要主张无情地把现代的知识分子们一扫而光，一个都不留。“上帝死了”，难道它死于尼采之手？显然不是，只是他宣布了这一结果而已；“孔子死了”，他死于二千多年前的历史，但他更死于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手中，是他们才最后杀死孔子的，他们是杀死孔子的真正刽子手而且孔子就最后死在他们以“儒藏”或“学案”为名的工作中。
与这种贪大求全、好大喜功、工程浩大的“儒藏”或“学案”工作相比较，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的舞文弄墨简直是小打小闹，只是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零打碎敲，一锥一锥地剜，一刀一刀一削——当然，这已经让人感到足够心痛的了，但前者更像是欲将孔子及其儒家、儒学整个给溺死——而且就将其溺死在一种或堂而皇之地叫做“儒藏”、或冠冕堂皇地叫做“学案”的污水和浊流当中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没有人会关心如此好大喜功的工程到底会浪费掉多少血汗金钱的，反正这份金钱不是被这么用就是被那么用，反正这份金钱即使不这么用、不这么浪费的话，也不会被用到扶贫、教育或者其他什么“希望工程”上的。但现代知识分子们之所为、为这种浪费而自觉用命，恐怕不太好吧。这不是为虎作伥，又是什么呢？再说一句，就现存的儒家经典而言，你们到底研究得怎么样呢？还有多少正经事没做或不值得做而要去做此等无聊的工作呢？还是不要打着什么“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旗号、拉着这杆大旗去干那些也许自己心里会最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事情吧。“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不朽”。而所谓“儒藏”或“学案”者，看似“立言”，又似“立功”，更似“立德”但究其实，无疑却是既无“言”又无“功”更无“德”的——“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但这种做法本身显然却是不得人心的，同时也很可能是不得己心的——而这一点也许只有那些当事人心里最明白。
早就要写一篇题目为“儒藏工程何为？”的东西，而且为此我已经思考经年，之所以迟迟未能动笔的原因在于，要么不写，要写就要写得畅快淋漓、一针见血，其中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还在观望：看看这到底会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看看这项工作到底能走多远以及它到底又会走出一个什么结果？实际上，早在太史公司马迁时代，乃父司马谈面对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便不无感慨地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了。也许正惟如此，宋代的朱熹才要从中理出“四书”并认此作儒家的经典之经典或者说是其经典精编，作为当时科举考试的范围。而我们却还要在此基础之上，不是让它们进一步减肥、瘦体而是使其增肥、变胖，让他胖得面目全非，不得辨识。这显然不是出于一种使其健康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试本身似乎就是不够健康的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反映，一种有关于当下学术思想理路出发点上的病态或者变态。
“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的出土和发表，的确可以成为某些当事人为其病态或变态心理作出辩护的理据，但问题却是，汉儒、宋儒显然并没有见过这些材料。那么他们的学问又是怎么搞的呢？重写学术思想史的确是必要的，但问题却是，这跟新材料的出现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说过以及李学勤先生亦引此说能够充分利用新材料就是“入流”，否则就是不入流。但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你没有必要吃完一整瓶的鱼籽酱，才可以说出它到底是什么滋味。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要知道，这里之所谓“知者”、“贤者”是与所谓“愚者”、“不肖者”是等效的，就像“一阴之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句话中的“仁者”与“知者”一样，显然是贬义的，正如指谓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们，指谓他们与“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民众一样的“畜群道德”。
但其中的问题是，正如脂砚斋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中，“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一句话表明，孔子显然对此不无担心；与此同时，“谁解其中味”一句话，明显却是曹雪芹的担心。面对今日之儒学，“吾甚忧之”：学者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以及到底想干什么？知道么，你们以整理“国故”之名所做的“儒藏”或“学案”工作，除了表明你们思想的懒惰和僵化，或者表明你们的不思不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动行不知所立、止立不知所务外，大概什么都不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所者为人”——荀子的这句话，今天看来，不幸而言中了。要知道，所谓的“儒藏”以及“学案”者云云，显然并不是留给自己看的，或者自己显然不会看，它们是要留给别人或者后人的。至于后人到底会不会看，则显然已不关他们——不关这些孔子之罪人、儒家之罪人以及经典之罪人们的事儿了。一句话，懒惰，十足的懒惰；当然，更不要说不负责任了。也许恰恰相反，他们倒还很可能以为自己很负责，以为自己其实是“自觉用命”，以为自己真的怎么样了或什么似的。对此，大家完全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他们到底能走多远以及最终能走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正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的书名所揭示的，看看这样一种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或太正常的存在，在最无情的时间流变之中，到底能存在多久？经典的历史告诉我们并且让我们确信：时间总能说明一切的。
当下正热衷于“儒藏”或者“学案”（其实此二者是一致的）的衮衮诸公们，你们以为呢？先不要说做这种事情没有钱当然是万万不成的，而只消去问一句：若不给钱的话，你们会干么？你们还会这样去干么？你们会像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么？若不能，你们所做出的东西，又打算兜售和贩卖给谁呢？而且谁又希得去看它们呢？最终不过是徒糜弹药耳，更要搭上自己的青春、生命和晚年。既如此，又何苦呢？损人不利己，甚至还要因此而遭遇到唾弃，让人颇看不起。
匆忙草就此文，但想法却是早就有的，而且有朋友让我从事到“儒藏工程”中，我没吱声，其实就是拒绝了。这是我所不愿意去做的。本来还有专篇要做，但我想想到那儿就先写到那儿吧，否则当一切都想好了，都想彻底了的话，恐怕就不一定会写的——麻木不仁了。思想的可贵之处恐怕就在于那稍纵即逝的火花或灵感吧！尽管写完上面的文字之余担心自然是免不了的，但我不管那么许多了。也愿以此敲敲警钟以便让那些沉睡者为之猛醒——要知道，还有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