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力生产国。到2011年底，电力总装机容量为4.4亿千瓦。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大规模的电力短缺和电力过剩。20世纪50年代，电力供需平衡。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经历长期的电力短缺，至1986年短缺超过了总发电量的20%。1997年中国的电力供需再次达到平衡。
到1999年，电力过剩约10%。2002年下半年开始，局部电网开始出现电力短缺，并在两年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国大部分电网。
到2011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经历了电力短缺。火电厂的发电利用小时由1999年的4719小时增加到2011年的5988小时。
2011年全年平均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为5460小时，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4.9%，工业用电增速尽管呈下降之势，但依然是推动全社会用电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全年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达16.4%。尽管当年新增发电装机有5100万千瓦，但电力短缺仍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年。
预测2005年中国新增发电装机将达7000万千瓦，电力缺口约为2500万千瓦。但是，影响电力供需平衡的主要矛盾已逐渐从装机总量不足转向其他如电煤供应短缺等方面。
林伯强(200
4)对中国长期数据运用协整及向量误差纠正模型估计出了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关系。根据所估计出的弹性系数，预测2011年的电力短缺为7%。
此预测值与2011年实际的电力短缺十分接近。林伯强(200
4)进一步估算7%的短缺会使GDP增长率下降0.64%。然而，对这7%的发电能力(设其经济寿命为30年)以及配套的输配电网的总投资仅是GDP损失的70%。
并且，电力短缺造成的GDP损失是一次性的直接损失，它不包括对社会稳定及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所带来的间接损失。而为弥补短缺的发电能力以及配套的输配电网投入则可使用30年或更久。
为应对电力短缺，政府从扩大电力供应和降低电力消耗两个方面出台了各种措施，包括增加电力投资，取消用电大户的优惠电价，限制某些高耗能产业项目的过分扩张等。这些短期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电力供应的紧张状况，但是电力短缺仍然可能会延续至2006年。
国企“以大为先”的经营特性、地方的保护政策，缺电对社会稳定的压力造成了对电源建设的过度投资，林伯强(200
4)所预测的2007年的电力装机过剩基本已成定局。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需求方的电力需求，供给方的产煤能力、运煤能力、设备生产能力、输配电能力，以及环境影响，是否得到充分的全盘的考虑?电力会不会由“硬短缺”转为“软短缺”?这一轮电力大投资有没有经过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此外，还包括供电成本上升、电价是否上调或及时上调、电力发展的可融资金是否充足。
对于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如何避免未来的电力短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所有影响经济活动和消费模式的因素都将影响电力消费(Gelling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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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电力需求的短期波动难以预测。中国电力行业内部原动力和平衡应是解决大短缺大过剩的基本保证。
而电力行业内部原动力和平衡只能通过电力体制改革来获得，因此改革是电力可持续发展的必需条件。中国电力是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电力工业，目前的许多行业问题，例如大短缺、大过剩、价格、效率，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这些问题不仅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需求预测)，更主要的还是行业管理的缺位、错位以及法律、监管框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电力行业经过多次改革，最近的和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拆分原国家电力公司，推进电力市场的改革。
但改革的进程缓慢，结果和预计相去甚远。在形成电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配套改革，如电价改革、煤价改革和国企改革。
这些配套改革同电力市场改革本身一样难。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政治社会稳定所提供的具有相对“确定性”(predictable)的商业环境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开放是没有问题了，但稳定仍然需要不懈的努力，商业环境需要不断改善。电力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敏感性，并直接影响商业投资环境。
中国所有的改革进程都应以社会稳定为重，无论是“循序渐进”或“平行推进”(樊纲、胡永泰，200
5)。因此，为保证社会稳定，中国电力市场改革将会是渐进的。电力是整个能源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