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坚定信心固然重要，但仅靠信心是无法战胜危机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胜危机只有靠坚定不移的进行更大纵身、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中国经济出现急速下滑，胡锦涛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将这句话一字不差地又重复了一遍。熵之危对于金融危机，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理论，企业家们有自己的解释，老百姓们有自己的说法。
物理学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从另一个维度也有一种诠释，所谓的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也好，就是经济走入了一种无序的平衡态，资本、资源、商品等物质、能量和信息无法进行有效、有价值的交换，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了一种无序的“沉寂”。如同在炉子上烧一壶水，当下面的火焰渐渐微弱到不能提升壶水温度，甚至不足以维持水温时，壶水的温度就会不断下降。
经济危机就是熵值增加造成的无序性达到失控的程度。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认为，熵定律是自然界的最高定律，它不仅是热物理学的基础定律，也是天文学、核物理学、生物学等诸多科学的基本定律，甚至解释了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各种社会学科的基本规律性问题。
德国热物理学家克劳修斯1850年首次表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认为，虽然能量是守恒的，但有效、有价值的能量趋于越来越少，而无效、不价值的能量将不断增加，“熵总是趋于无限增大。”世界总是由有序状态自然而然地转向无序。
物理学家对于世界的探索并未就此停步，他们不断尝试着挑战熵定律，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熵增的趋势和方向无法改变，但是，他们发现熵增的过程是可以靠信息、机制设计和结构性制度安排进行控制和干预。首先是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他发现信息可能使一个封闭系统出现局部的熵减，他认为在接受信息后可能通过某种“自组织”实现局部的、阶段性的负熵。
如同在学校的操场上，如果任由大家乱跑，谁也无法锻炼；若把大家组织列队一起跑，开始也许有效，但接下来由于身体的差异又会陷入无序的混乱；如若给大家一些信息，跑的快的在内圈跑，跑的慢的在外圈跑，跑不动的在中间做操，就会让所有的人都得到适当的运动，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另一个物理学家是比利时的普利高津，他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物理的、社会的和生物的系统结构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产生于开放系统,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力。
所谓“耗”就是消耗，所谓“散”就是散出。动物是一个开发系统，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植物是另一个开发系统，消耗二氧化碳，散出氧气，结果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弥合，控制了熵增的过程。
当更多的系统处于开发状态，系统之间弥补的范围和能力就会越来越完善，对熵增的控制也就会越来越有效。物理学家们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将会更加有效，因为市场化可以最有效地形成“自组织”机制，开放更多的耗散结构，实现各系统之间的有效弥合。
1978年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放手建立经济的自组织机制，发挥多元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开放就是扩大系统之间的弥合能力，使中国能够与外部世界耗散机构进行各种交换，从而获得新思想、新技术、新资源和新市场。因此改革开放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也顺应宇宙的内在规律，所以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就。
1998年中国同样经受了一次亚洲金融风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也是靠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了危机，为后来的飞速发展再次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坚持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为这些企业建立市场化的自组织机制，使他们焕发了巨大活力；其次是坚持加入WTO，开放中国的系统实现与全球的耗散结构之间的相互弥合，从全球获取资源，向全世界供应商品，解决中国自身的劳动力过剩；第三是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开放房地产市场，调动了各级政府、大中小企业和每一个家庭的投资开发热情，产生了自组织和开放系统的多重效果，拉动了整个经济的腾飞；第四是以极大的胆识和魄力开放了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并促进了就业，也提高了国家信息化水平，使信息更有效地传递，增强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完善，更是为中国社会、经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