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投资”在中国有被“妖魔化”的趋势。很多学者在涉及“投资”的判断中，仅从教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忽略了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阶段性特点与现实国情。
譬如，一些把我国的消费、储蓄和投资与他国进行简单比较后得出的“中国消费太低、投资太高”的结论，便失之武断。
有研究者指出，即便不考虑经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通过层层转包、三公经费将投资转为消费”等违规情况，仅从纸面数字看，“目前我国的人均投资量在GDP中的占比，也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
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高投资原本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由此产生的重复建设、低效等问题，理应通过深化改革、让市场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来解决，而不是人为地压抑其增长。
经济学者林毅夫指出，短期增加消费的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消费的持续增加是以收入增长为前提的，而收入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源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后两者，显然离不开投资这个载体。
更何况，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这个自然更需要投资。所以在林毅夫看来，缺乏投资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停滞和收入增长缓慢，这恰恰是美国成为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源头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投资比例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对于投资多寡的判断，要放到这个国家具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下，而非简单套用理论模型。
由是，有关“经济学研究”的反思问题，也摆上了桌面。
事实上，对于近年中国的发展实绩，简单套用任何一个流派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这些理论很多曾对中国发展有过重要贡献。
所以，在下一步的引进、消化和决策研究中，研究者需如经济学前辈一样，将理论与中国国情和现实进行结合，避免教条化地以理论剪裁现实，忽略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的巨大的经济要素和结构差异。
某种程度上，那种将“凡不符合经济学教科书观点的数据都看作是对‘一般规则’的偏离和扭曲”的研究思路，就是“教条主义”和“食洋不化”之中的一种。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在指导社会经济实践的同时，本身也需在生动活泼的现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否则便成了“山寨学术”，无法满足社会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要求。
而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跳出“山寨学术”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建构经济学理论和框架，某种程度上恰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使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