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再次被热议。2月3日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吴翔委员向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和纪委书记“叫板”：“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请你们先公开。”
事实上，吴翔委员这句“叫板”本身并不严谨。因为在我国目前尚没有一套成文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那么何谈推不推行？但无论如何，他直率的“叫板”，仍获得网友一片赞声。这是因为，官员财产公开一直都被舆论不断呼吁，也凝结着无数关于反腐希冀的民意所向，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的建构并未真正呼应这种民意。在这种情势下，与其说委员是在“叫板”，倒不妨视为一种制度性焦虑。
自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官员财产公开至今，全国曾先后在三四十个地区开展过财产公开试点，但大多“昙花一现”、中道搁浅。为什么？而2013年1月，时任广州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在广州政协全会期间提交官员财产公开提案，并率先向媒体公开个人财产状况。然而，自打公布财产后，有人怪他“多事”，有人骂他“愚蠢”，有人讽刺他“哗众取宠充英雄”，一些过去很亲密、友好的同事关系，也慢慢变得疏远了。如此以官员身份试图推动“财产公开”的范松青的现实遭遇，不能不令人唏嘘。为什么？对同一个人和事，一些官员竟与百姓的观感截然不同，这种共识的鲜明割裂感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事实上，广州的书记市长并不是第一个被问及财产公开的官员，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张春贤曾被问及“如何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张春贤表示，“只要有这个制度设计，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财产。”他的表态让人感佩，同时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官员公示财产不靠境界靠制度。
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是被各国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预防官员贪腐的制度性措施。就在此前，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处副处长黄华辉受贿金额接近1亿，这名科级干部因为害怕财产公示而拒绝升职。《成都商报》评论称，小官拒升迁显示了财产公示的震慑力。而不少专家则认为，财产公开既是反腐的迫切需求，也是反腐的治本之策。近几年的每年两会，无论是地方，还是全国，“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的议题都会被舆论提起，这已经是体制改革发展到当下无法绕过的障碍和必须啃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