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岁那年，队里的水牛死了。
饲养员陆大爷，坐在磨盘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可以喝到牛肉汤了，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碗筷，孩子们都把家里最大的碗都捧手里了。
剥水牛的活儿在场院里干，操刀的屠夫是王二蛋他爸爸，王二蛋爸爸天天骑着辆破烂自行车，车把上系着一个红布条，走街串巷给人家阉猪。二蛋的爸爸很神气，对旁边帮忙的人吆来喝去还捎带着骂，对小媳妇儿老婆子们开着荤骚的玩笑。女人们回敬的话语更恶毒，场院里过年一般热闹。
炉灶垒好，大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牛肉被切成几大块，放进锅里，合严木锅盖，熬汤。剔下来的牛骨头和牛皮，要卖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我就跟着卖废品的青年一起去了废品站，青年嫌我走得慢，耽误了喝牛肉汤，就把我放在车上拉着，颠簸的土路把我的屁股都磨破了。
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喝汤运动啊。队长敲响了一截铁轨钟，喝汤了，喝汤了！男女老少几百口子人，端着碗排着队。会计给每个人的碗里放葱花，妇女队长给碗里放几片牛肉。队长挽着袖子，操着一只铁皮大勺子，把一只只递过来的碗盛得满满当当。喝，使劲喝，管够啊。那一夜，家家户户都打着饱嗝儿，泛着牛肉味儿。
三五天过去，少油寡水的肚子就又想牛肉汤了。越是想那天喝牛肉汤的过瘾场面，越是觉得肚子里有个馋虫在爬在叫。我脑子忽然灵机一动，那天去废品站卖牛骨头，好像就看到一只水牛的犄角。另一只牛犄角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让我兴奋了，这牛的犄角在摔下山坡时就掉了，没有被人发现。
放学的钟声一响，我就兔子般地蹿出去，撒开腿往队里那块山坡地跑。我沿着水牛走过的路线，仔细跟踪到了它摔下的坡边。坡很陡，有三四十米深。我先绕道坡下，在沟底的乱草丛里寻找了好几遍，没有牛犄角的踪影。我顾不上手脚被划破，从坡地往坡上艰难地攀爬。在一条石缝之间，我终于看到了那只牛犄角。一定是水牛在滚落的时候，一只犄角正好卡到了石头缝中间，牛犄角给掰断了。我拔出牛犄角，像是挖到了人参，像是捡到了大元宝，冲着夕阳嗷嗷地大喊。我把牛犄角藏在一处草丛里。星期天，我可以去废品收购站把牛犄角卖了。
第二天就是星期天，阳光灿烂。吃过晌午饭，我把布袋塞在书包里，绕过村子，我就往山坡上跑。在草丛中找出那只牛犄角，装在袋子里，抱在怀里往供销社走。一路上，我把自己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那只牛犄角肯定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歌。
我走进供销社，对着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阿姨说，我要卖废品。
阿姨问，你卖什么废品啊？
我打开袋子，说，水牛犄角。
阿姨指着里面说，到那个院子里去过秤。
我走到堆放废品的院子里，看秤的是一个大胡子叔叔。他把牛犄角往秤上一扔，给我一张小票，说去柜台找阿姨拿钱。我小心地接过那张门票，清楚地看到上面写着一毛，一毛钱啊，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我拿着小票又回到长辫子阿姨跟前，阿姨接过票看了一眼，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元钱放在了柜台上。
我吃了一惊，给了我一元钱？是不是给我的？是不是没有一毛钱要让我找开啊？是不是考验我？
我的手放在拒台上，离那红红的一元钱有短短的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姨看看我说，小孩子，你的钱，拿走。
我把钱攥在了手里，心扑通扑通地跳。我不敢转身就走，万一阿姨发现给错了找我怎么力？我慢慢转身，耳朵时刻准备着听阿姨唤我的声音。背后没有声音，可是我的背后如同有针在刺，麻酥酥热辣辣的。我不敢走出供销社的屋子，怕人家再追我，会把我关起来。我就假装在柜台前看东西，布匹、锅碗、盆罐、耙子、镰刀、饼干糖果、书本、鞭炮，我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看过了。我还在磨蹭，又很认真蹲下身子仔细看标签上的价钱。平日里看看就能流口水的饼干，我也对它毫无兴趣，我不时地用眼光扫描那个长辫子阿姨。
阿姨似乎没有注意我，她招呼着来买东西的顾客，没有顾客时，她就和另一个短头发的阿姨说说笑笑。
我不知道在供销社里待了多长时间，直到那个长辫子阿姨对我喊，小孩儿，都快下班了，还不回家吃饭，快走吧。
我如同得到了特赦令，转身就跑。
一块钱啊，天啊，一块钱。我把钱捏在手心里，一路跑啊，手心里攥着的钱都被汗水浸湿了。一毛钱，我敢花掉，一块饯，我不敢花。
远远看到家里的土屋了，我发疯似的喊着妈妈，妈妈──
我的声音肯定与往常不一样，正端着盆子洗菜的妈妈以为出了什么事，支下盆子就往屋外跑。
我上气不接气地说，妈，钱，一块钱，卖牛犄角。
妈妈听完了我的叙述，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多拿了钱，那个阿姨就会短钱了，那个阿姨是要自己补齐公家的。
妈妈擦擦手，解下围裙，说，你先吃饭吧。妈把钱给人家送回去。
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太疲惫，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