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一部拥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获得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该作品兼顾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及民族音乐学，将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做了详细梳理，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既有文人音乐又将音乐文化现象做深刻透彻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从该作品的内容出发，以历时性的角度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以期获取对该著作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揭示音乐所包含的内在本质。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思想》 音乐思想 文人音乐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由著名音乐学家，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四海先生所著。陈四海先生在音乐史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专业，在其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等十部，并发表学术论文《乐府：始于战国》、《“三月不知肉味”新解》等百余篇。笔者有幸成为陈四海先生的学生，跟随陈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陈教授的谆谆教导使笔者一步步成长。《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以其缜密的思维及逻辑性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详细记录了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音乐现象，及各阶层人士的音乐主张，以时代背景为纵向，以各时代的音乐现象为横向线索，将音乐现象层层剖离，以此阐释音乐的本质及其内在之规律。《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涵盖面极其广泛，陈教授翻阅了无数资料进行考证，参考文献多达四十余部。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将各时期所出现的文人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文人音乐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历史风貌，及音乐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解析。
一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音乐思想
音乐思想是指人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音乐思维与音乐观念，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客观音乐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先秦，有文化就有音乐，同样中国音乐亦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产生于士大夫及贵族阶层大文人之中，文人音乐体裁十分丰富，又因中国地域宽广，不同体裁的音乐又分不同风格的品种和流派，这些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文人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
书中即有记载，甲骨文中“N”既为“礼”字。后郭沫若先生将“N”字解读为是鼓的一种代称。由于鼓在古代音乐祭祀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乐器之一，乐通过鼓来传送与展现，因此，礼与乐不可分。先秦时期的音乐已然是歌、舞、乐三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先秦礼乐历经了原始礼乐风俗、西周礼乐制度，更是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思想。但无论经历哪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思想，都与“儒”字相关。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在开篇之处，陈教授以音乐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古文字的探究，寻找“儒”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联系的千丝万缕，以此阐述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至高位置。阐明了“政教合一，礼乐相随”的礼乐文化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见，礼乐制度的重要性。
陈教授将先秦时期的“儒”解读为有着专门技艺并且可将专门技艺传授给他人的艺人。且进一步将“儒”字解读为“需”字，意为古代祈雨活动以解不时之需。同时论述了“雩”字在甲骨文中为“祈雨之舞”。将“需”与“雩”字做字形上的比较时可看出，两字字形都为正面人形，一个手拿饰物，一个则不拿。从字形上来看，“需”字与古代祈雨活动有关。如前所述，甲骨文中的“儒”字为“需”字可说明“儒”字是祭祀文化中的领导者。以此可见，“儒”并非起源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但儒家重视礼乐这一观点，不可否认。
中国音乐文化与“儒”家密不可分。因此，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陈教授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将孔子的音乐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孔子的音乐思想早已在《礼记》中完全展现。孔子出生在“礼崩乐坏”，社会经受大变革的春秋时代。礼乐制度产生于商代，成熟于周代，周公制礼作乐沿袭了前朝的传统。孔子尽可能地维护旧的礼乐制度，试图通过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与利益，以达到安民心、定社会的目的。
孔子将“善”与“美”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并主张“郑声淫、思无邪”。孔子把“仁”看作是音乐艺术的灵魂所
在，认为人必须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才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陈教授在书中不仅详细阐明了儒家音乐思想，封建社会中的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更是将其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同样记载了儒家学派中其他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主张，如孟子、荀子等。孟子的音乐主张与孔子音乐主张中的“仁”字相一致，音乐应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同样不谋而合。孟子认为音乐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政治、伦理等有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忽视了阶级对立性，将阶级之间的矛盾与观念上的差异完全忽略。另一位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并在对先秦儒学家们的音乐思想总结的基础上将音乐思想进行提炼升华，著成《乐论》一书。《乐论》中将先秦时期艺术领域中的儒家音乐思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将自己的音乐思想与主张放置进去，可见，《乐论》一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根据自己的立场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陈四海教授将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诸子百家音乐思潮做了详细的阐述，并进行了分类。如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音乐思想，主张“非乐”，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思想与墨家音乐思想有极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大音希声”，主张从“道”的角度去思考音乐。庄子主张自然无瑕的音乐才是最真的，他反对一切人工雕琢之后的音乐。把自然之乐称之为“天籁之音”，而恰恰是这种“天籁之音”才会是符合天道的音乐，才是最终所真正能够留存的音乐。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思想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社会的稳定使音乐文化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秦统一六国后，文化大一统，各国文化精髓碰撞到一起，产生了新的文化火花。秦朝时期的歌舞音乐极为丰富，乐队规模比以往更为壮观。自秦始皇建立乐府后，音乐文化开始聚集，同时为汉朝的音乐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汉代，汉武帝的音乐思想非常开放，大胆把俗乐用于宗庙祭祀和日常享乐。这一时期乐府机构的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思想领域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政治上的平稳过渡和思想上的相对统一，使先秦的灿烂文化几乎完好无损地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音乐文化中，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脉络也就延续了下来。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记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时，除了将该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音乐现象进行阐述之外，还进一步将汉代音乐思想如何传承进行剖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入到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也正是这些文人音乐家们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推广传承，使得儒家音乐思想能够得以长久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礼乐制度和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孝文帝汉化改革有着密切联系。他要求恢复雅乐，完善乐官制度，不断汲取各民族音乐文化养分，使得这一时期民族音乐文化大发展为隋唐音乐的大繁荣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阐述魏晋南北朝时的音乐思想时主要以记述人物为主线，以此来影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形态。
三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思想
唐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同样发展到鼎盛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文人们创造音乐的热情极为高涨，其音乐思想空前丰富，音乐现象亦精彩纷呈。唐太宗打破陈规，执行开放政策，与诸位大臣们一起围绕着关于音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论点，展开讨论。他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音乐思想，并大力发展唐代乐舞。这一时期由于贞观之治的开放，丝绸之路的发展，外族音乐继续与中原音乐融合，外来乐器也随之传入中原。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大诗人不得不提及――白居易。他的千古乐诗《琵琶行》反映出他对政治、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借景生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体现出他的音乐思想。他是儒家学派的门生，懂得从音乐的角度把握乐舞与时政的相互关系。他的音乐思想也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所在。苏轼是宋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精于音乐，热爱古琴艺术及其他民族乐器，创作了许多琴曲，试图用古琴来解除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之情，可以说古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到了元代，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是元杂剧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剧作家。他的音乐创作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创作了大量反映爱情和抨击社会黑暗题材的杂剧。他的音乐思想是“超前的”“合理的”“人性的”，在继承儒道两家的音乐思想的基础上又摆脱两者的束
缚，为中国音乐多元化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论述明代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中，以一部文学作品为例，折射出明代市民音乐的流行情况。这部文学作品是《金瓶梅词话》，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中有大量关于音乐的叙写，记录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生活中的音乐形态。
陈教授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将该时段所产生的音乐形态做了详尽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