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有人把目前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弊端概括为“应试语文”，笔者深有同感[1]。确有一些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把“应考”（特别是应付高考、中考）的需要作为教学内容取舍的唯一依据。这种“应试语文”不但使语文在学生眼里失去了应有的魅力，而且造成了学生语文知识懂与会的分离，学与用的脱节，最终我们所追求的语文教育成效也自然无从谈起。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笔者最近重新学习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于漪等语文教育大家有关“语文与生活”关系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深感要使学生真正扎扎实实地掌握并得心应手地运用语文这一人生的工具，就必须打破语文与生活之间的“厚障壁”，让语文教学与学生心灵相沟通，让语文课堂与社会天地相接壤，使语文教学突破“应试语文”的束缚而成为“生活语文”。
这里的“生活语文”之“生活”二字，不单指语文教学注重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指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并运用语文，还包括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陶冶灵魂、磨练思想、完善人格水乳交融，使二者互相促进，使语文教育达到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2]以及于漪老师所说的“变语文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活泼的中学生，不用机械训练消磨学生的青春”[3]的理想境界。
一、语文教学“生活化”
所谓“语文教学‘生活化’”，强调的是教师在传授语文知识和训练语文能力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内容与“时代的活水”（于漪语），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习生活并磨砺人生。
1.语文讲读“生活化”
我们主张语文讲读“生活化”，是指课堂语文讲读要面对中学生生活实际，寻找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最佳结合点，使课文走进学生的生活，同时又让学生进入作者的心灵。1995年11月我校一位青年教师讲《周总理，你在哪里？》时声情并茂，但学生却无动于衷——学生毕竟未经历过那难忘的1976年。该教师吸取教训，第二天在另一个班上这篇课文时，先从学生那几天最关心的新闻热点——拉宾被刺谈起，当学生发言说“特拉维夫广场以色列群众点起蜡烛悼念拉宾的场面十分感人”时，教师顺势说道：“可同学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近二十年前的中国天安门广场上也出现过同样，不，比那更感人的场面！而且也是悼念一位总理的去世！”在学生们专注的倾听中，教师对两位总理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就对本民族的贡献而言，周恩来远在拉宾之上！然而以色列人民有悼念拉宾的自由，当年的中国人民却没有这种自由。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哀思，面对高山大海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结果这堂课上得很成功。而这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便是教师以“拉宾遇刺”导入，用学生熟悉的电视镜头接通了他们并不熟悉的历史场面，进而震撼了他们的心灵。
2.语文训练“生活化”
这里的训练，既指语修逻文的知识巩固，也指听说读写的能力提高。语言训练“生活化”，要求教师的训练应着眼于学生的学以致用，而非学以致考。所用的训练材料，应尽可能来自生活；即使是教材上的练习，也应尽量挖掘其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这样，学生在接受训练时，便会感到掌握知识，培养能力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讲短语、句子知识，可以从学生交来的请假条入手；改病句练习，最好从学生日记、作文中找例子；修辞方法的训练，不妨联系学生熟悉的各类广告……有一位初一语文老教师（同时兼任班主任）抓住学生强烈要求成立足球队的心理，要求学生给教师写一封信，谈谈“为什么要成立足球队”，学生交上信后，这位教师安排一节语文课以“成立足球队是否有必要”与学生展开辩论。在写信、辩论过程中，连最不喜欢作文、最不好意思发言的学生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最后，终于被“说服”的教师问学生：“你们是凭什么说服了我同意班上成立足球队？”学生不约而同地回答：“语文能力！”学生的话当然有点夸张，但他们的确从这件事上感到语文是一种生活的需要。
3.语文教育“生活化”
思想性是语言学科的性质之一，所以语文教学中的教育功能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教育应紧扣课文本身的教育因素，又须符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还要注意这种教育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有一次，我班一位女生的《恰同学少年》一书不翼而飞了，当时我真想对全班来个大清查。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冷静思考后把求援之手伸向了安徒生——碰巧我正要讲《皇帝的新装》。在课堂上，我先引导学生分析“小男孩”的形象，并围绕“童心”二字展开讨论，然后我总结道：“可贵的童心是容易失落的。不愿戴红领巾，嘲笑别人做好事，考试时偷偷地翻书……童心正是在这些小事中不知不觉失落的！”最后我提到了丢书的事：“我无法查出是谁偷偷拿了这本书，但我可以断定这位同学已经不幸地失去了童心！我感到痛心，并且多么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童心找回啊！”第二天那本《恰同学少年》竟又“飞”回来了！这次讲《皇帝的新装》收获不少——对那位女生来说，安徒生帮她找回了心爱的书；对那位犯了错误的学生来说，安徒生帮他找回了一度失落的童心；对全班同学来说，安徒生使他们的灵魂受到一次洗礼；而对我来说，安徒生“配合”我将语文教育融入学生生活并进入他们的心灵。
二、学生生活“语文化”
所谓“学生生活‘语文化’”，强调的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语文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须臾离不开语文”的观念，并养成事事、时时、处处吸收与运用语文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语文能力的好习惯。
1.日常生活“语文化”
这实际上就是让学生逐步具备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情不自禁学习或运用语文的“本能”。要让学生不但认真阅读课文，而且更应习惯于课外博览，并把这种“阅读”化为人生的一部分；要让学生不但认真地写好每一篇作文，而且更应习惯于写信、写日记、写随笔，不是为了应付教师检查打分，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另外，从打电话到会客人，从听广播到看电视，从写留言条到申请书，从同学争辩到家庭讨论，从糖酒广告到家用电器说明书……无一不是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运用。目前学生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环境可以说是“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招牌”、“无错不成广告”，连电台电视台里的不少主持人也常常读错字！但这恰好训练学生辨字正音的明目聪耳提供了生活化、社会化的“语文试题”。如果引导得法，学生也就把语文学习自然而然地由课堂扩展到了生活天地。
2.班级生活“语文化”
不少语文教师在这方面是颇有创新的：班委选举，让学生先写自荐书或上台讲演；每堂课安排一位学生进行“一分钟讲演”，评论班级生活；班干部在黑板上写个通知，让全班同学看看有无错字、病句；要开新年联欢会了，让学生写《我设计的联欢会》的说明书……“班级生活‘语文化’”可谓一箭双雕：学生既是在语文实践，又是在班级建设；教师既是在语文训练，又是在班级教育——而这一切又是结合得如此巧妙而不露痕迹。参加工作以来，我每带一届学生，都在该班毕业之际和学生们一起编写一本反映班级风采的“班史”，而这个打算在学生们进校第一天我便告诉他们了。这样，在三年中的每一天，我不但教育学生用奋发向上的言行为班争光，而且还引导学生平时便留心把班级生活中的有意义或有意思的事儿笔录下来。一篇篇感情真挚、文笔朴素、内容鲜活的文章正是由此诞生的。于是，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历届学生便先后编印了《未来》
（一）、《未来》
（二）、《花季》和前面提到的《恰同学少年》。对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中学时代的青春纪念碑；而在我眼里，这些书是班级教育与语文教育和谐统一的结晶。
3.社会生活“语文化”
培养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主人，是当代中国每一位教育者义不容辞的使命，而作为语文教师，理所当然应结合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社会生活‘语文化’”就是要求学生在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中，自觉运用语文这个生活的工具、人生的武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改造社会尽一份公民的责任。学生每天回家的路上所见所闻所感的街头交通、农贸市场、城市环保、治安状况、新建大厦甚至个体摊点……都可以成为他们关心、思考、评论的对象。“社会生活‘语文化’”并不只是指学生的街头活动，也包括学生虽然身处校园却始终保持着热爱生活、关心改革、思考社会的好习惯。我很注重引导学生“身居斗室、胸怀天下”，因此，往往有许多社会热点，都会在我班引起反响：北京申办奥运未成，王铜写下《北京不是失败者》；面对徐悲鸿画展在成都受冷落而与此同时“逃税歌星”刘德华备受蓉城追星族青睐的现象，陈蓓写下《悲鸿不悲，德华缺德》；看到电视上小山智丽赢了邓亚萍以后的狂妄表现，谢宇写下《小山，你高兴得太早了吧！》；针对创建卫生城市活动中的某些形式主义现象，王劲写下《“创卫”杂感》……通过这类社会参与和语文实践相统一的活动，学生所收获的已远远不止是不断提高的读写听说能力，更有日益增强的现代公民意识。
最后，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语文教学‘生活化’”也好，“学生生活‘语文化’”也好，都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命题，笔者姑且这么表述，不过是想揭示并强调语文教学与学生生活的必然联系罢了。同样，“应试语文”与“生活语文”也未必是经得起逻辑推敲的严谨概念，但如此用语似乎还是大体可以概括两种不同的语文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的。当然，“应试”与“生活”绝非截然对立，因为学校语文教学不可能脱离各种考试，而“生活语文”也非随心所欲的“开门办学”。因此，变“应试语文”为“生活语文”的真正目的是，使学生既能在近期从容不迫地面对各种考试而取得理想的语文成绩，更能着眼于未来具备得心应手的语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