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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是一种可以进行权力兑换或带来象征利润的资本形式，即布尔迪厄所谈到的社会资本。公共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理念”的公共精神，二是作为“能力”的公共精神。在新媒介语境下，网络公共事件成为公共精神得以被识别、被激活、被生产、被传播的非常有效的切入路径。“微文化”时代客观上呼吁借助多种微型化的文本形态对公共精神进行表征和传播，同时也需要借助一定的图像修辞策略对公共议题进行构造和争夺。
[论文关键词] 公共精神； 公民意识； 公共领域； 微文化； 图像修辞
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一种能够为组织或个人带来象征利润（symbolic power）的话语内容，一种可以进行权力兑换或带来溢价效应的资本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社会资本。具体而言，全球秩序客观上呼唤某种共通的、普泛的价值或伦理，尤其是当人本与宪政理念上升为一个时代集体共享的话语资源时，相应地也就形成了全球话语秩序生态中某些极具“分量”和“价值”的优势话语，对这些优势话语的建构、生产与争夺便成为各个国家竞相追逐的实践内容。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本文核心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是有关公共精神的内涵，第二是新媒介语境下公共精神的生成与传播方式。
何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就是对“公共”所持有的一种信念和承诺，是对“公共”的热心、关爱和尊重，是对“公共”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对公共生活具有的品性、能力与资质。也有人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领域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理想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民众利益和社会需求为依归的精神取向。它包括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公共范畴。”还有人认为，公共精神是指个体以独立自由的身份，追求超越私人性的整体意识，自觉地关注公共利益与价值，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致力于改善公共生活和秩序的意识与行为。美国学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则认为，现代公共精神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作为一种理念，主要指公民的公共精神，它意味着所有的人们，为了公共的利益而不是处于个人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作为一种能力，主要指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意味着为了公共利益而在一起工作的一种积极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古希腊公共精神渊源的追寻，也通过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我们认为，现代公共精神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理念”的公共精神，二是作为“能力”的公共精神。
一、作为一种“理念”的公共精神
（一）公共精神是一种个体人格的主体意识
培育和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其前提是必须确立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即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和社会地位。公共领域存在于不同个体及其相互关系中，公民进入公共领域并不意味着对公民个体的取消或压抑，而是强调公民个体以公共生活的主人的身份和资格主动投入。公民只有具备独立自由的人格和社会地位，才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并通过共同的交往、交流、协商和活动，发现并维护公共精神的价值。
（二）公共精神是公民参与政治、管理政治的权利和意识
重视公民的参政意识，将公民当成政府的合作伙伴，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参与是微型民主的本质，或者说，它为上层结构即民主政体，提供了关键的基础结构。”现代公共行政服务型政府，应当鼓励和提倡公民积极而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分享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还要分担社会公共管理责任；要注意提取民众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意见和建议，建立重大决策的公众化论证、提议、民意测验、表决等制度；不断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积极寻求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内化。
（三）公共精神是公民之间团结和协作的一种态度
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公民社会组织如公益组织、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是培养公民团结和协作精神的重要社会结构。在这些组织中，公民通过互惠互利的行动，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友谊。调查进一步显示，通过参加社会组织，公民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有更强的参政议政意识，有更加良好的责任意识和团结协作的能力。对于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对策中进一步加以论述。
（四）公共精神是公民相互之间的一种宽容、信任和理解
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乐善好施，是公民社会成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在缺乏信任和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人与人之间很难达成一种有效的合作、交流和理解，共同的利益无法得到实现，社会信誉存在着严重危机。
（五）公共精神是建立在公共领域之上的一种批判精神
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当下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皆是形成公共领域的媒介。公民进入这些公共领域，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在这里，公民可以毫无限制地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判和监督社会。在这里，社会舆论得以形成，能够充分显示公共领域的批判精神。
二、作为一种“能力”的公共精神
（一）公共精神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充分体现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社会公正”是效率和经济之外的公共行政学的第三个规范性支柱，要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弗雷德里克森指出了目前关于“公共”的五种主要观点：公共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观点）、公共是理性选择者（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公共是被代表者（立法的观点），公共是顾客（服务提供的观点），公共是公民，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详细分析，他提出了“公共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因此，公共行政对公平和平等的承诺，都应当与对效率、经济和效能的承诺同等重要。公平与效率应当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平应当是公共精神的终极价值追求。
（二）公共精神是民主与法制精神的进一步弘扬
民主行政是一切民主宪政体制国家公共行政的理念基础，其核心观点认为，民主价值观和政治伦理规范是一切行政价值的基础。民主行政的精神是这样一种信念：相信民众；相信人民如果了解、关心世事、富于理性便可以依赖他们，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相信通过民主的方式可以纠正和解决可能呈现或已经呈现的差错；相信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民主行政的基础上推行法制行政，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这意味着只有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克服伦理型公共行政文化下所形成的缺少法律和制度依托的“人治”行政陋习，促进公共行政不断地走向廉政、高效、透明的法治型行政轨道。"
（三）公共精神是公共行政型政府的公共服务态度
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公共利益和为民众负责任的态度。在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为公民提供服务并非空洞的政治宣言，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它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政府应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树立责任意识。进而让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在多元供给者之间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四）公共精神是公共行政型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
现代公共行政的最大目的就是为广大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现代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机关”。提倡公共服务的意识，也就意味着政府施政必须以公民的意愿和需要为主导思想，也就意味着公共行政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尽可能地为民众提供产品和公共服务，并提高服务水平。为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机关的形象，许多国家开始转变指导思想，强调以顾客为导向，用企业精神塑造公共行政人员。目前，我国也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三、公共精神的网络化生成机制
在底层话语视野中，公共精神依然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范畴。实现公共精神的大众化传播，其实就是要完成精英话语与底层话语的积极对接，完成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有效“缝合”，这必然涉及话语转化的问题。所谓话语转换，也就是要将抽象的、宏大的话语信息转化为普通大众能够理解的表述方式，使其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完成对公共精神内涵的识别与认同。公共精神不是高在云端的抽象概念或革命修辞，而应该是一种微观的、鲜活的、流动的、可识别的生活内容和底层修辞。唯有对公共精神进行必要的话语转化，才能真正内化为公众本能的、直接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当前的网络空间及其文化形式无疑成为话语转化非常有效的路径选择。
网络媒体是一个开放、多元而包容的媒介平台，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公共空间的政治角色，不同的声音在这里碰撞与对话，以此促进公共话语的形成，也就是一个时代集体共享和关注的话语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最终推动公民理性的构建，这是网络语境下话语多样性的内涵所在。因此，网络空间的兴起，为公共精神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平台，而最有效的切入点则是围绕网络公共事件而展开的话语生产与争夺行为。
网络公共事件以其强大的识别力进入公共视野，为激活公民的公共精神提供了良好的话语空间。以网络事件为契机，促使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这是当前公共精神进入微观领域非常有效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转型时期，原有的利益关系在现代主义浪潮下已经濒于挖掘，而新的制度与环境建设依然面临诸多不可控的因素，因此，这是一个矛盾迭出的时代，尤其体现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多达6万起，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万起。这些事件大多都是由网络的裂变传播引发，或者是将制造网络围观，进一步激化了事件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比如，“石首事件”、“天价香烟事件”、“史上最牛官员语录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张家港官太太事件”、“局长日记事件”、“六九圣战事件”。
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价值体系的冲突，因为社会转型制造了一个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如何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与安全的潜在伤害，这客观上需要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识别与参与，最终经由公众的政治参与或理性对话而能够在制度层面有所贡献。比如，早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的直接成果就是对城市收容管理办法的批评与废弃，人本理念触动了整个社会，最终得以通过法律或政策的方式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公共参与的政治后果，也是公共精神生成与传播的直接成果，其最终落点体现为在法律与政策层面“有所作为”。
当前，随着微博、SNS等社交网络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六度分割理论在这个时代格外引人注目，一个信息经由几次裂变反应之后，可以迅速穿透每个社会角落。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公共精神如何借助这种新兴的媒介平台进行生成和传播。这其中不仅需要对传播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同时也涉及传播智慧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信息如何引发公众的集体围观、分享与转发，客观上需要结合网络传播与消费的特点，将信息处理并包装为公众便于接受的方式，以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的公共注意力。
一方面，“微时代”的信息编码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如何借助微型化的文本语言对公共精神进行表征，这是我们时代背景下不能回避的一个命题。尤其是要强化对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因为流行语具有很强的公共渗透力，可以在瞬间积聚人们的趣味和眼球。流行语的每一次转发和分享，其实都致力于搭建一个时代的认同、话语与人际关系。当前，缤彩纷呈的网络造句运动更是极大地激活了大众参与的公共精神，例如，“李刚门”事件中，底层智慧纷纷崛起，一场围绕“我爸是李刚”的网络造句运动瞬间拉开帷幕，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试问卷帘人，却道我爸是李刚”、“日日思君不见君，我爸是李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不是每一个爸爸都是李刚”、“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我爸是李刚”……这种网络造句行为最终演化为一场全民公共参与行为，以此表达对秩序与良知的守护与敬畏，因此极大地激活了公众的参与精神与话语智慧。
另一方面，当前时代已经不可抗拒地进入视觉文化时代，海德格尔将其概括为“世界图像时代”，即我们认识、解释、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主体上体现为按照图像化的方式进行表征和传播，这也正是米歇尔所说的“图像转向”的核心意义所在。因此，图像修辞这一概念被推置幕前，即通过对信息的图像化表征和修辞化处理来达到较好的话语劝服的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认同构造。比如在“随手街拍解救孤儿”网络事件中，官方话语积极介入实际行动，通过制作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漫画和图像来激活人们的公共参与意识，最终卷起了一场极具时代意义的新社会运动。同样在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中，图像成为激活公共参与非常有效的话语方式，那张被撞得粉碎的校车多少让人浮想联翩，其符号布局再简单不过：柔弱的生命在无序的秩序面前不可一击，随后网络上发起的漫画大赛更是将公众情绪推向高潮，一种指向深层制度悲剧的话语声音悄然而生，校车立法议题随之被推向舆论前沿。
总之，公共精神核心体现为政治学意义上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权利以及自觉的参与精神。网络公共事件成为公共精神得以被识别、被激活、被生产、被传播的非常有效的切入路径，“微文化”时代客观上呼吁借助多种微型化的文本形态对公共精神进行表征和传播，同时也需要借助一定的图像修辞策略对公共议题进行构造和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