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在官方美术体制的影响下延续着艺术中心的地位，仍是艺术家心中所向往的地方。但当时全国各地各种艺术群体活跃，北京的艺术氛围相对来说比较沉闷。您认为造成这种沉闷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那的确是个群体奋起、新潮奔涌的年代。整体来说南方比较活跃，北方显得比较安静。而事实上在北京的艺术信息和活动很多，包括中央美术学院也有一些动静。尽管大家都会觉得此时在北京的艺术家有些保守，我却不这么看。
北京是全国的北京，大家总归还会聚拢到这个文化的中心，北京不是接纳了来自全国的“新潮”了吗？如果它真的是“沉闷”的，人都是“保守”的，这些怎么可能发生呢？那时坚持做艺术的年轻人有思想也有满腔热血，怎么会都是保守的呢？只不过在皇城根下固然会有很多的顾忌，而更重要的是美院人一贯矜持与稳重的艺术做派，它往往不是闻风而动，更多是在静观中焖热星火，酝酿充分后在适当的时机爆发。
1989年，您又参与了“1989现代艺术大展”。展览出现了像张念、王德仁、肖鲁等受争议的作品备受关注，请谈谈当时的艺术家对该展览的看法。
1989年初的“现代艺术展”是一个大事件，在中国闪耀了几年的“新潮”群星汇聚北京。每一个艺术家都很有热情，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严肃的态度――卖鱼的、孵蛋的、拆美术馆的、撒避孕套的、浑身缠白布的、打枪的……一下子消解了中国人对“美术”这个词汇的原有定义，大家可以不管将来会什么样子，毛泽东有句话叫做“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85新潮美术有这一点就不得了。
这两年确是因为气氛紧张有些憋闷，对展览也有所限制。
90年代初，国内做展览的机会并不多，许多艺术家出国或者有机会到国外做展览，仅1993年一年，国外就有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展览展出，北京作为艺术中心的地位动摇。当时国内艺术家是怎样的状态呢？
出国参展对于艺术家来说收获很大，一方面，对西方当代艺术能够“眼见为实”了，意识到艺术的“当代”概念的社会普遍意义。另一方面，随着出国展览的机会增多，发现国内的文化“荒芜”。这个“荒芜”并非是没有展览，而是中国当代艺术缺乏普遍的社会理解与接纳的基础。比如，在北京一开始有艺术家聚居地，但大部分展览只是开幕时艺术圈子内部的观摩，较为受重视的情况就是有批评家报道，更理想一点就是警察来干涉了，一下子就出名了。总的来说，这种艺术状态让人很焦虑。
“’85美术新潮”时期，在中国很难说哪个城市是艺术的中心，各个地区都非常活跃，甚至不起眼的小城镇都会有现代艺术展览举办，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各地的艺术家都开始向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转移，尤其是北京从当年的分散到后来的聚集，逐渐成为艺术发生的中心地区，在您看来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我不认为“’85美术新潮”时各地的城市都是“艺术的中心”，因为大多数新潮艺术群体的活动基本都没有可能渗透到社会中，或者被市民接纳。各地的活动就像是艺术家、艺术群体的内部排练，并非因为这些活动就使得那座城市成了“艺术中心”。何况，几乎各地所有行动都会尽所能及时地向北京艺术类的相关人士与机构“汇报”，或者请北京的权威人士到现场观看指点。当时的《中国美术报》、《美术》杂志算是可发布舆论、推动艺术发展的刊物，刘骁纯、水天中、栗宪庭、高铭潞等人是支持新潮美术最重要的人物。也许正是如此，才需要在排练了几年之后到中国美术馆正式展演、谢幕。这么说来，到了1990年到中期，大家都“转移”到北京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2003年后，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拍卖市场的发展，北京作为艺术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同时这种发展也带动了其他城市对艺术的重视，您觉得这种由市场带动的中心化，与之前90年代后半叶艺术家自发的转移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
2003年后各地兴起艺术家的聚居地――“画家村”或“艺术区”，这种现象和以前的蜂拥北京完全不同。各地开始有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有了以艺术为时尚的风气。
北京的798艺术区是一个带动艺术发展的重要地区，这个名传四海的所谓“文化产业区”甚至成为全国各大小城市效仿“对象”，很多城市还派人参观，回到自己的城市就把废弃的工厂改造为“艺术区”。这种现象一时间风风火火，以至于自由艺术家似乎成了香饽饽。即使在那期间北京也发生过因拆迁驱逐艺术家工作室的事件，但总起来看，艺术家可待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尽管很多流入时尚文化的品质，但对老百姓来说，的确成了他们了解、接纳当代艺术的一种必要的去处。
市场的繁荣也会带动国内其他城市对艺术的重视，包括地方政府对艺术的扶持，尤其是最近四五年，许多更为专业的美术馆在不同的城市落成，更多优秀的展览在其他城市举办，呈现一种去除中心化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怎么能够只聚集在首都呢？高质量的文化艺术，只有在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所渗透，才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文化艺术水平，因为艺术作为精神产品，应滋养人的品性，提高人的质量。
辜鸿铭曾经说，“要评估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忽然想起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主张，虽是一个搁置长久的命题，但艺术之光倘若能在今天与未来普照到更多的地方，感染更多的心灵，说不定是中国人精神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