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族习惯法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在民族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调解机制是我国新型的解决各类纠纷的手段。大调解机制在解决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习惯法的借鉴是否有必要呢，如果有必要，这种借鉴是否又是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关于民族习惯法在西藏大调解机制中适用的建议。
关键词 民族习惯法 西藏 大调解机制
作者简介：邢雪，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民族法学专业；张格雨，西藏大学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
一、 民族习惯法存在的法理分析
（一） 经济水平的限制
民族习惯法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目前学界对于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且广泛，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研究体系。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地区长期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并且长期被本民族遵守的一种行为规范。根据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现如今民族习惯法的存在也是与现如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有关系。西藏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还保留一些原始的生产方式，比如畜牧、种植等。
（二）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是有漏洞的
法律通常是指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性、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等特性，同时，法律往往具有滞后性，往往是有了相应的社会问题出现后，才会有针对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出台，因此，法律具有漏洞。法律被誉为是公平的最后一道门槛，一般被道德所谴责的行为却不一定被法律所制裁，所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有限的，法律不是万能的。由此，作为“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整、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由社会成员共同确认的，适用于一定区域的行为规范，它的实质是惩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法则”的习惯法仍然存在。
二、西藏的大调解机制的相关概念
（一）大调解机制的内涵与外延
（二）大调解机制的渊源
我国自从以来就推崇儒家文化，强调礼教的作用，强化对一个人的教化作用为先，惩戒为辅的模式。儒家文化对中国有几千年的影响，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的思想，扎根在炎黄子孙的血液里。例如，中国古代通过“听诉”这种教化式的模式解决民事纠纷，取得的社会效果显著，县官出色的平衡了法理和情理的关系，在遵守法律断案的基础上又兼顾了情理。这是大调解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同时，随着近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各种新型矛盾层出不穷。“新形势下的社会纠纷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企业的整治、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纠纷，其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 相比较与古代，近代多了公民与政府的纠纷类型。纠纷类型的多元化也是大调解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民族习惯法在西藏大调解机制中的研究应用
（一）民族习惯法在西藏大调解机制中适用的必要性分析
1.民族习惯法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今社会为了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的进行普法宣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众对法律的了解知道的很少。“少数民族习惯法既是西部民族地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民间法律制度，又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群体内部必须遵守的准法社会规范，它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深厚的法律文化资源，是各个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进行表达、选择、综合以及共享的群体利益。” 由此看出，民族习惯法，它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的沉淀，人们所熟识的处理办法，它是一个民间公共利益表达的传统习惯。从处理纠纷的社会效果角度来看，民族习惯法比国家制定法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矛盾的解决是冲突各方都满意，都认可。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来调节矛盾可以更好的让冲突各方的利益得以协调。如在藏族的一些习惯法中，在一些特定时刻，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会放弃一些个人利益。这就是习惯法在群体利益和各个利益平衡中的选择。如今，村民自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代替了原有的民间组织，可以发挥好大调解机制中人民调解的功能，使民族习惯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从而，平衡好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
2.多元化的冲突的解决需要民族习惯法的适用。许多冲突是居民之间的矛盾，是某个社区与另一个社区的矛盾，或者是村民之间的矛盾，是某个村与另个村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大家会比较习惯用民族习惯法来解决。大调解机制存在的合理性是因为它可以满足这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冲突的主体多元化、纠纷类型的多元化，传统习惯的不同，为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族习惯法会西藏地区民族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比较细致的、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由于其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民族习惯法会提供许多可供参考的历史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