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用什么迎接艰难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今年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个看法似乎已经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实际上，许多经济前瞻性指标都在显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槽糕结果”。经济学家只要长着眼睛都可以看到。
但另一种正在达成中的“共识”却很可能将中国引入更加困难的境遇之中，那就是不管经济出现了多坏的情况，政府都不该施救——一些学者的理由是：经济艰难有利于达成改革共识。
这就要出麻烦了。经济艰难的判断可以同意，但政府无所作为必须坚决反对。不错，4万亿元投资过度，是被“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所害，但因为我们过去被“极端的凯尔斯主义”害了，现在就要180度大掉头，被“极端的自由主义”再害一次？
寻根“事倍功半”
中国要改革，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改革——思想方法的改革。吴敬琏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不好，原因在于“政府主导”。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我们往往把这类问题的思考集中于“政府主导的方向是对是错的分辨”上，而没有触及一个核心问题：政府主导很容易“偏执”。
第一，中央政府主张一，省级政府主张二，市级政府主张三，一级一级地放大，最后变成极端，然后再180度大掉头，再度一级一级地放大，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二，政府永远正确，为了证明正确而“歌功颂德”，也是容易把好事极端化，最后变成坏事的原因所在；第三，还有一种极端是“打折扣”，一级一级地“打折扣”，最后做还不如不做，好事也变成坏事。
所以，极端的思维方式，只惟上、只惟书、不惟实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管理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往往“事倍功半”的关键原因。之前用“凯恩斯主义”托住经济失速，无所不用其极，4万亿元投资变成中央下达的刚性指标，毫无弹性和灵活性；现在，“极端的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后遗症，又开始用“极端的自由主义”去惩罚过去的错误。这是在搞市场经济吗？
厘清改革之路
华尔街有句名言：永远不要试图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一个错误。延伸来说，用一个极端去惩罚另一个极端，那一定是严重的错误。
经济艰难有利于改革？这样的认知简直荒谬至极。希腊就是先例，拖着虚弱的经济之身“改革”，结果是社会动乱，经济更没戏，不知道多少年才可能恢复。日本的教训更深刻，制造业的逝去，经济的空心化，使得其过去20多年来直到今天，想救都救不起来。
这都是历史事实。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但改革的方向绝非构建“强势金融体系”，而是注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确实会带来很多麻烦，对资源、环境等都会有不良影响，但我们仍然无法向美国学习“清除制造业”：美国人是靠全世界购买它的服务，从而使服务业变成经济主体的，中国显然不具备相同的条件。
我们现在的许多期许也许是错的。比如，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人，实际还是指望政府大力去推动“经济自由化”。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对政府权威性的期许，实际是希望借政府的权威性，弱化政府权威。这不是自相矛盾？改革要进行，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是不是要认真检讨一下？看看过去走过的路有哪些偏差？要不要对未来的方向做出适当的修正？未来要如何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