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30年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路径与市场化目标；改革的理论误区；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
一、改革取向市场化是我国经济 发展 的 历史 必然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 企业 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提出“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由此，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由国家放权让利以扩大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为发端，改革的初衷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只是国家为了调动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稍作放权让利。但仅仅是这一松动，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全面改革。
农村 改革实际上是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悄悄地进行“分田包产到户”而发动起来的。随后分田包产到户逐步在全国作为家庭土地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全面推行。这样，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利和“交够集体的剩下即为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调动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城市，改革以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为起点，企业获得了完成国家计划外自主为市场生产产品的相对权利和对实现利润按比例留成的自身利益，职工能够从企业留利中获得工资以外的少许奖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企业的计划外生产，使“大一统”的国家计划有了一丝缝隙，市场乘虚而入并不断发育强大。而随着生产资料市场、生活资料市场、 金融 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的发育和形成，为私营企业扩大商品生产经营规模提供了条件。日益普遍和紧密。私营经济规模的发展与扩大，各私营企业之间及其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联系和依存更为普遍和紧密，市场作为连接城乡商品流通的纽带其调节和支配作用不断加强，由此逐步使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 自然 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市场化的演变历程，这在浙江特别是温州演进得最为典型。
城市 中国 家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企业初步具有为市场进行计划外生产的自主权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与活力，逐步打破了国家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企业不断追求更多自身利益的内在冲动和国家计划不可能使企业的生产很好地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矛盾，日益冲击着计划对企业的约束，迫使国家逐步放弃对企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调节，市场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自发调节作用愈益扩大。这样，由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以改变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改革，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逐步冲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而朝着市场取向发展。
随着企业按市场需求生产，与其作为政府的附属物的经济关系日益冲突，企业应当具有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地位和权益愈益明显，改革由放权让利逐步向企业资产经营承包、进而向自负盈亏发展。随着企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育和发展，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打破了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向股份制或出售转化为私营企业和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深化；同时，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产生了大批股份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个体投资经营户日益增加且一些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形成了“三资”企业。原有的由各级政府所掌控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多种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逐步发育形成。随着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地位的形成和国家对其指令性计划的取消，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国家高度集权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商业、物资、劳动和人事等领域深化，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断加大。这样，原本只是由国家放权让利以扩大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为初衷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以市场为取向，引发成一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
30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的国有制经济比重日益缩小，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兴起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且比重不断提高，市场力量不断强大，经济社会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基本上由市场取代了计划的调节，除一些国有垄断资源和垄断行业的产品外，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大体上都由市场定价进行交换；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调动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资源不断开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物质产品大为丰富，从整体上提高了全社会的生活水平，显著增强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这些都是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高度集权从上而下统制社会经济活动和统分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窒息了生产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压抑了劳动者的个性和利益追求，阻碍以至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革以政府对生产组织的放权让利而启动，随着生产组织和个人的自主权益的不断扩大，他们拥有了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彼此之间通过市场交换产品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就必然发育和形成，由此社会经济形式由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是人民群众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争取自主、自由、平等的经济活动以实现自己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这一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动力使然，成为支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市场化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和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总结 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就，必须明确认识，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必然性，归根到底由人民群众从事的经济活动的自身发展这一客观力量所决定，人民群众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和决定力量。应当深刻认识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自然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的推动和决定作用，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二、走出引导改革偏离市场化方向的理论误区
我国改革30年的巨大成就无可否定，但回顾改革的历程，改革的路径与市场化目标相矛盾，这与我们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对市场经济本身应有的社会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论认识，不无关系。
1，把市场经济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只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忽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经济关系和权益关系以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革新。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计划经济以政府强制性的计划指令从上而下派生出社会经济活动，国家行政机构成为经济活动和整个社会活动的主体，支配社会经济活动和决定人们利益分配的是超经济的行政权力，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市场经济的主体则是直接从事社会生产的个人和组织，他们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自主、自发地分工生产，通过商品的市场交换实现自身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是客观的经济 规律 。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与计划经济社会根本不同的社会内在结构，个人和生产组织只按市场的规则进行经济活动而不受行政权力的直接支配和干预；不仅如此，他们的市场经济活动还自下而上地决定着政府为其服务的职能。因此，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绝不只是从形式上将产品变为商品，也不仅仅是生产资源由市场来配置，而是经济主体由行政机构向直接经济当事人的换位，是经济权益由行政机构掌控转变为经济当事人通过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直接去获取，是经济运行机制从由行政手段命令到由客观规律自发调节的根本转变。这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权益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必然要求其他社会关系包括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所以，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革新。这必须从政府归还本应属于个人和生产组织的经济权益为基点以构建微观市场经济基础人手，解放生产力首先必须是把直接从事社会生产的个人和组织从隶属于行政权力之下解放出来，切实赋予他们作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的经济地位，建立健全市场经济关系和市场运行的客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切实转换政府职能，变权力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的实质和根本任务。
长期以来，在理论方面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对由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缺乏深入认识，只把市场经济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在这一认识的主导下，忽视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组织独立自主地分工为市场即社会生产商品，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实现自身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这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不承认市场经济关系赋予人格化的社会属性及其历史进步性；不了解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必然引起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内在结构的全面革新，不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所必然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内在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自然历史阶段；反倒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任由主观选择和取舍，因而只想要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拒绝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配置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关系和客观运行方式；误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只要取消产品产销的计划指令由市场流通而不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经济关系就能实现。由于理论陷入误区，致使改革不是沿着政府部门彻底归还经济权利、转换职能以切实赋予生产者和劳动者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的经济权益和建立健全市场客观运行机制的路径推进；而只侧重于产品的市场化，生产要素仍由行政权力掌控并未市场化；政府部门只是放弃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统制这一形式，而以行政权力掌控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质并未改变，某些方面甚至比计划体制更为直接和无序，导致了市场化改革被行政强权所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