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湖湘文化研究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湖湘文化源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历史上一直被称为神农故地，具有很浓烈的炎帝文化氛围。简述湖湘文化的起源，对于认识认知湖湘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中的地位和代表性起到重要作用。其次，通过收集、整理湖湘文化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考古发掘、口头传说，对于认知湖湘文化在第一次断裂前与整合后的文化形式具有历史意义。最后，通过研究湖湘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断裂与整合，初步形成颇具代表性的楚文化。通过探讨楚文化形成过程，对认知湖湘文化中重要的楚文化环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湖湘文化；断裂与整合；楚文化
关于文化，其内涵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历史条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共识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楚文化，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直至战国后期的楚国灭亡，巴人的进入所带来的巴人文化。此过程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与整合。
一、春秋时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岭
湖湘文化发展过程早期追朔至尧、舜时期，当时已然存在着当时势力及广阔活动范围的“三苗”国部落集团。禹将三苗国瓦解后建立夏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500年间再无三苗国记载，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区出现了于三苗国有传承关系的“荆蛮”部落，越人的出现也为楚文化的进入打下基础。
1. 三苗部落的分布与灭亡
我国在尧、舜、禹时期曾在现湖南地区存在过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三苗”或称为“三苗国”。所谓“三苗国”名字的来源，古人在数字排序中常以“三”为多，故所谓“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团包含了许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帝王世纪》载：“诸侯有苗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为氏族部落的名称。而将称为“国”、“诸侯”，则是说明其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的部落集团。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三苗集团的分布情况和活动区域记载较多，但大多说法不一。综合资料及考古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三苗国”，其分布及活动范围大致处于江汉、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间地域内，而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区。
由于尧、舜、禹在位时，为巩固其地位而不断地且大规模的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这过程中，三苗集团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别历史舞台。禹传位启后，建立了夏朝，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诸多古书及记载中并未曾发现有关“三苗”或“三苗国”的相关记载。
2、越人文化与荆蛮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阶段，出现了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或“荆楚”的庞大部落集团。
“荆蛮”其主要分布在古荆州地域。而古荆州的位置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与之毗邻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毛诗正义》云：“蛮荆，荆州之蛮也”。指的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这正是三苗部落集团“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可见，“荆蛮”与“三苗”在分布与活动范围方面相吻合，可以说明荆蛮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湖南当时为“荆蛮”地域，到商周时代，湖南地区分布着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境内的越人是构成“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岭文化现状
1、西周时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楚国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虽战乱纷飞，但同时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几个族名徽记多次出现，如“凤”、“戈”，以及凤鸟。考古学界考证，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凤”、“戈”和凤鸟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带来的。[2]这说明，西周时代，不仅中原文化在继续传入湖南。而且某些华夏族成员也开始南迁。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荆蛮”文化在西周数百年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为湖南地区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2、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
春秋时期湖南境内依然分布着大量越人，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1982年在长沙县金井茶场发掘了一处越人墓地。出土青铜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与中原的作风不同，又与楚器迥异，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产物。说明长沙一带在楚人进入以前，仍为越人活动和分布的地区。此外，近几年来，湘江流域的平江、湘乡、衡南、资兴等地也都有春秋时期的越式铜器出土。这都为春秋时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证据。
三、楚国的扩张与楚文化的进入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当中以楚国势力强大，在当时已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
1、楚国势力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势力在春秋时期曾扩张扩张进入湖南，一条线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区扩张，第二条线路在春秋中叶，沿洞庭湖东，经岳阳、长沙到达五岭地区。楚国势力的扩张带动了楚国文化进入湖南，与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再一次大规模扩张，西线拉长过贵州直至云南。东线拉长至广东、广西地区，楚国版图变大，楚国的文化传播影响变广。
（1）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一次扩张。
在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湖南地区。其中据考古资料表明，楚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经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过松滋河、荆江，再由陆路逾过现湖南张家界地区的天门山，武陵山，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即现在的湘西北张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区域。从考古来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县发现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还有沅水中游麻阳和辰溪之间九曲湾铜矿遗址，经考古鉴定是春秋时代楚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处。这都说明春秋时代楚国的势力和楚人已由西线进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线由沿洞庭湖东部，进入（今称）岳阳、长沙地区后继续向南扩展，直达五岭地区。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线。从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罗子国于现今岳阳、汨罗一带，为楚国势力由东部路线进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几十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沙、湘潭、湘乡、衡阳、资兴等发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楚墓。这反映了楚国势力自春秋中叶以后，由北而南逐步进入洞庭湖东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迹。
（2）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二次扩张
战国时，楚国势力向湖南又有两次大的扩张。一是楚悼王时（公元前401-381 ）“吴起相悼王，南并荆越，遂有洞庭、苍
梧”。[4]即从洞庭湖地区直达五岭南北，均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将庄F溯沅水而上，扩地黔中以西，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来，湘南地区以及广西恭城、平乐，广东清远、广宁等地，先后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与长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也就表明了战国时代，楚国和楚人进一步向南拓展的结果。
（3）楚文化的进入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和楚国势力日益扩大，但在原“荆蛮”地区内同时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蛮”、“濮”。或许是因为其氏族部落众多，又称“群蛮”和“百濮”。“濮”实际上也属于“蛮”。故韦昭云：“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5]。“蛮”、“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荆蛮”集团之内，只是其发展落后于楚人。
进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蛮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进入湖南的华夏集团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构成了后来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战国后期湖南巴人与巴文化
巴人进入湖南是在战国后期。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说明了“巴人”在国灭之后所残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随战乱移民流入湘西地区。所谓“楚子灭巴”，应是始于楚国占领巴国的国都――枳。在《战国策》中记载“楚得枳而国亡”[6]。即楚占领巴国国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进入湖南，同时带来了不同于“蛮、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据四川发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与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战国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发掘的益阳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织和对它的影响。
战国以后，关于湘西地区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确实也还有“巴”人的记载。如《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中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这里所说的“巴”，应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巴人。正是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邻近的川东、鄂西地区的巴人，长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进入之前已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蛮、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强势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推动了信巫蛊、敬鬼神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辉灿烂的远古青铜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湘楚文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湖湘传统艺术，以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进入湖南前的远古时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国”和“荆蛮”部落为主导，生产力低下。中古时期的楚国势力扩张带动了楚文化的进入，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带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一》第二辑。
[3]《史记・楚世家》。
[4]《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夷传记》。
[5]《国语・郑语》注。
[6]《战国策・秦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