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华文化振兴、两岸关系发展、媒介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有其必要性。但两岸出版业者互信不足、两岸出版文化存在差异，同时受制度制约、合作模式缺乏创新等影响，其建构还有很多障碍。要克服这些障碍，两岸应当实施宏观的、开放的出版合作模式，提供出版共同市场、制度体系等支撑，实现出版文化身份的融合，从而建构两岸出版共同体，使得华文出版可以更强大、一体化面貌走进国际出版市场。
[关键词] 两岸出版共同体 必要性 障碍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4-0077-05
Construction of Cross-strait Publishing Community：the Necessity，Obstacles and Patterns
Zhang Zhijian
（Research Center of New Media，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promotion，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media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strait publishing community is necessary . Bu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utual trust，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lack of innovation of cooperation patterns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its construction.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macro， open the wide-area publishing cooperation patterns， providing a common market publish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other support，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ross-strait publishing，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cross-strait publishing community， making the Chinese publishing can be a more powerful， integrated outlook to go into th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market.
[Key words] Cross-strait publishing community Necessity Obstacles Patterns
两岸出版交流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两岸相知互信、共同扩大意义空间、增强华文出版实力、弘扬中华文化等有重要意义。两岸出版合作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基础，有可能形成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和文化认同，可以建构一个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出版共同体。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有助于华文出版以更雄厚的实力进入世界出版市场，提供更多有中华特色和中华气派的出版产品，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还有助于增强两岸共同体认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然而，近年两岸出版合作面临瓶颈，缺乏实质性进展，距离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形成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中华文化振兴、两岸关系发展、媒介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在两岸出版面临着某些相同问题和共同机遇的情况下，理性地回顾、审视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历史和现状，思考两岸出版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障碍，探讨两岸出版如何创新合作模式，如何进行深度整合等，以推动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1 两岸出版共同体的概念及其建构的必要性
两岸出版共同体指的是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出版从业人员，通过交流合作，形成具有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认同的一体化的出版生态圈。它包含两岸出版共同市场、共同文化、合作制度三个系统。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既有市场层面的意义――有助于两岸出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华文出版市场整合为更强大的整体参与国际竞争，又可以“在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增强两种体制下的‘中华文化认同’，结成促进两岸心灵相通、感情相近、社会相认的新的文化纽带，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和深化、为和平统一的实现创造最为重要的条件” [1]。
1.1 是两岸文化同源性、出版资源合理配置和媒介技术发展的要求
两岸文化具有同源性，中华文化的粘合力使两岸出版不可分离。两岸出版交流的历史已经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台湾“戒严”时期，台湾当局对两岸出版交流严厉禁绝，当时涉及大陆的出版行为往往轻则被查禁、罚款，重则会因“为匪宣传”“以文字有利于叛徒”而被科处“内乱罪”。然而两岸出版交流依然“暗流涌动”，台湾出版者以各种方式、途径出版大陆书籍。整个“戒严”期间，台湾查禁的图书以涉及大陆的“‘匪伪’为大宗……越禁看的人越多……禁不住，管不了”[2]。这表明两岸出版的系即使用最严厉的方式都无法断绝。台湾“解严”后，两岸出版交流的形式、规模等更是持续发展。文化的同源性使得两岸出版的价值理念、文化内涵、精神气质基本一致，两岸出版较易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归属感。两岸出版资源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台湾出版有“选题灵活、编辑精美、企划营销及管理能力卓越”等优点，恰好可以弥补大陆出版在策划、营销能力方面的不足；大陆出版有“阅读人口众多，市场广大……文化资源丰富、出版素材充沛、人力资源不虞匮乏”等优势，可弥补台湾出版市场狭小、成本高昂等方面的不足[3]。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可以实现两岸出版的优势互补，深度整合两岸出版资源，优化两岸出版产业布局，以实现两岸出版产业价值的最大化。近年，两岸出版的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手机、电脑等终端，互联网等渠道，电子商务等新营销模式的出现，使得两岸民众购买、阅读对岸出版品越来越容易，一些传统的壁垒和隔阂正被打破，这为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创造了良好条件。 1.2 有助于振兴华文出版力量，增强两岸价值认同
当下中华文化热在全球方兴未艾，这对华文出版提出了新的使命和契机，要求华文出版必须要“走出去”，提供更多有中华特色和中华气派的出版物，为中华文化振兴和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力量。然而与其他强国的出版业相比，华文出版力量尚弱，两岸出版在世界出版中还远未掌握足够话语权，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全球对华文出版的需求，无法担当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占全球华文出版市场的67%和25% [4]，如果能够整合成为共同体，迸发出的活力将是不可估量的。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将有助于壮大华文出版的力量，为华文出版在世界出版中争得应有之地位，为中国文化的振兴提供基础和支撑。
两岸共同体的建构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本身就是两岸文化、符号充分交流的过程，它可以消解两岸出版市场、文化等方面的歧见，以建构两岸出版的文化认同、归属感，促进两岸出版文化身份的融合。两岸出版共同体的构建将提供丰富的象征符号，有助于消解两岸间的对抗性话语，扩大两岸共同的意义空间，解除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焦虑和困惑，对两岸命运共同体认同的建构有重要意义。
2 两岸出版共同体建构的障碍
虽然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有良好的基础和充分的必要性，然而两岸分隔多年，两岸出版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也存在多年，它们要高度融合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2.1 意愿不同、利益“失焦”
台湾出版业者进行两岸出版合作的最主要动机是希望获得大陆巨大的出版市场。尤其是近年，台湾出版市场狭小，出版企业接连倒闭，台湾出版业者对大陆的市场需求很迫切。然而，“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出版业在正处于‘青春期’大陆出版人眼里，除了政治上的意义，似乎变得可有可无”[5]。大陆出版业进军台湾市场主要出于政治和文化责任感或品牌建设目的，不重视市场利益，也没有迫切感。因此，两岸出版业者进行合作的目的有根本差别，这使得两岸出版的共同利益“失焦”。而两岸出版运作机制、企业制度、出版理念、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往往“造成彼此对出版业的认知未能达成一致……在合作的过程中会相互猜忌与怀疑”[6]。这使两岸出版共同体建构面临意愿不同、互信不足、难以“聚焦”共同利益的难题。
2.2 文化差异、认同不足
两岸文化虽然具有同源性，但两岸分隔几十年，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大陆使用简体字而台湾使用繁体字，两岸民众在阅读对岸出版物时存在一定困难，台湾当局又对简体字出版物在台传播设置重重限制，加剧了这种文字上的障碍。两岸人民的阅读趣味也略有差别。如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幻城》、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品在大陆极为畅销，在台湾却遇冷。对这一现象，台湾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认为，“两岸读者的阅读品位与关切的议题的确迥异”，“大陆读者拍案叫绝的郭敬明等青春作家，……有时他们的‘妙’，看在台湾读者眼里竟是一种‘土’”[7]。两岸出版交流还存在着重出版市场轻文化内涵，重经济利益轻精神整合的“物质化”倾向，两岸出版难以在精神、文化上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即心灵共通、彼此认同的“我群”意识难以形成。
2.3 制度障碍
两岸出版交流相关法律制度是制约两岸出版交流发展水平，塑造两岸出版交流型态的重要因素。台湾“戒严”时期，台湾当局先后修正、制定多部法规严厉禁止两岸出版交流，使两岸出版交流被阻隔。“解严”后，台湾当局先后废止《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等法规，并出台《大陆地区出版品电影片录像节目广播电视节目进入台湾地区或在台湾地区发行销售制作播映展览观摩许可办法》等法规，大陆也出台《对台出版交流管理暂行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法规，此后两岸又都对这些法规进行多次修订，逐步放宽限制，为两岸出版交流创造了制度空间，促进了两岸出版交流蓬勃发展。然而，制度障碍依然是阻碍两岸出版共同体建构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台湾当局以“泛政治化”的思维，设置了较为严格的法律规范，对大陆出版物在台湾传播的类别、数量、形式、内容等各个方面进行严格限制，对双方出版业的融资、集团化、人才交流等进行严格限制甚至禁止，这使得两岸出版市场要素难以自由流通、资源难以实现最优配置，不利于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形成。
2.4 合作的形式、模式缺乏创新
多年来，两岸出版合作基本上停留在版权交易、出版物进出口、人员往来、举办展会四种形式，虽然其数量、规模日渐增长，但“尚停留在交流、互访的沟通阶段，不具备真正的市场整合、也未能达至真正经济整合和效益”[8]。两岸出版合作的模式和机制并未实现重大突破：投资融资、市场整合、横跨两岸集团化、全球布局等深层结构的合作并未深入开展；数字技术运用、电子商务勃兴、阅读终端变化等出版业新潮流尚未显著体现在两岸出版合作中，两岸还未能充分利用出版新技术、新业态提供的机会对两岸出版加以整合。由于合作机制、模式仍然停留于传统甚至原始的状态，两岸出版业依然各自为阵，在出版文化交融、产业链整合、统一市场建构等几个主要方面仍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模式。
3 两岸出版共同体建构视域下的两岸出版合作新模式、举措
宏观地看，两岸出版共同体的建构牵涉两岸出版文化身份融合和认同建构、两岸政策协调以及共同出版物消费圈、共同文化生活圈培育等众多问题，涉及政府、受众、企业等诸多主体。因此，当超越以往单一企业出版物生产交易合作的微观层面，探索一种能使两岸出版业逐步形成相对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念、共同的文化认同、配套的制度体系、要素自由流通的，可容纳两岸政府、出版企业、受众等主体，以及产品、人才、资本、制度等要素的广域合作模式。其合作模式如图1所示。
这一模式强调两岸出版共同市场的建构应当由出版共同市场培育、相关制度体系构建、出版业界融合三大方面作为支撑：共同消费群体的培育将造成两岸共同的出版品消费市场需求；两岸管理部门和出版界通过充分协商，取得谅解，订立协议、法规、规范，将提供制度保障；上述两个体系的形成将为两岸出版各层面合作及其在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相互深入渗透提供市场和制度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两岸出版界通过长期合作，形成文化认同、归属感，实现两岸出版文化身份的融合。这将使两岸出版共同体得以建构，使华文出版能以更强大、一体化的面貌走进国际出版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