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管弦乐队音色统一的思考
一、传统音乐特点对音色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概念中，音乐是一种表述过程，而且以单线条旋律表述为主。许多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唱、演奏和记谱，都更偏重于对律线条流向意味的表现。古代古琴曲谱只记录音位与奏法，而在节奏、节拍的处理方面都留给演奏者个人很大的自由，机动性较强。这种主要靠一条旋律线条娓娓叙来的音乐陈述方法，正如法国音乐学家达里·埃卢形容东方音乐时所描述的一样：“它是一根光滑的色彩斑斓的丝线，它 不引人注目地一起一落地被从线轴上抽出，但它的每一毫都表现为一个充满感受和印象的世界。”中国传统的具有这种线性特点的音乐，更注重音乐的个性的表现，不仅对音乐的节奏、手法等方面有自己的要求，更注重其音色的表现。 二、乐器音色的个性与乐队音响的统一 古代乐器分为八类，称之为“八音”，“其八类名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乐器分类的方法。”①可见，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大都是自然取材，独自为阵，并受一定的人文、地理条件和地域风格、审美心理的影响，而且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难以更改的审美标准：即某种风格的音乐约定俗成地用相应的特色性乐器演奏。如广东音乐选用高胡，京剧必须用京胡伴奏，蒙古族草原上的长调用的是马头琴等。民族管弦乐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有所选择地组建而成。在每件乐器发明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其在音色上怎样与其他乐器融合，这必然容易造成乐队组建后要考虑的问题：怎样才能尽可能地保留乐器的个性音色，又能使各种乐器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为了与和声配器作品的音响、音色要求相统一，我们在民族乐队中对部分民间乐器进行了改良，使它们的个性音色削弱，其音色的特性也因此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中国民族音乐最高的审美追求就是一个“韵”字。这种“韵”不只是体现在乐谱上，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而且心理音色的形成偏重于听觉的模仿和体验。而民族管弦乐队将民族音乐的框架转入西方音乐系统和规范性的教材式的传承方式中，这对民族音乐的音高、节奏的尺寸把握是一种限制，更可能使人对民族音乐的音色的标准产生一定误解。 三、乐队中的音色表现与统一 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逐渐完善，大量民族管弦乐曲的创作促进了作曲理论的逐步规范化。我国老一辈音乐家李焕之、彭修文、刘文金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和总结。 对比一下欧洲古典交响乐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欧洲交响乐注重横向与纵向的和声织体，而我国民乐在学习欧洲和声的同时，更强调乐队编配中的音色的处理和主旋律与伴奏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笔者就对在民乐作品编配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稍作阐述。 （一）中国传统线性音乐思维已根深蒂固。在大多数中国传统音乐中，其“多声部因素”，或者是由主旋律加花派生，或通过不同旋律线条对位形成，其共同特点在于：各声部间的横向线条关系要远远超过纵向和声关系，许多传统的合奏曲目在主旋律的基础上，运用直白、变奏加花、润饰、填充等手法，充分发挥出各种乐器的特点，并选用不同的音色对主题进行不断深化。一般是用一种或几种乐器承担主旋律，其他乐器均作和声性、节奏性的伴奏，有时为了突出主旋律，加强其力度，采用齐奏形成。如在著名的江南丝竹传统乐曲《三六》中，笛、笙、二胡、中胡间的合奏，即表现为根据乐器自身特点对主要旋律进行直白的演奏或加花、润饰和彼此填充。 为了更好地突出主旋律，加深主题的印象，采用主题的重复或变奏，每一次主题的出现都选用不同的音色，这是完全符合听觉上的要求的，在传统音乐中复调音乐不像在欧洲音乐中那样被频繁使用，只是以支声复调的形成出现较多，即使用复调也非常强调旋律之间的音色对比。例如，在清朝蒙古族文人荣斋编辑的古曲《弦索十三套》中，运用了不同曲牌的横向线条的对位，用不同音色的对比效果很好。 （二）民族乐器中有一些乐器个性很强，采用的编配手法要得当，这样才可取得好的演奏效果，相反则会影响整个乐曲的表现。例如，唢呐的音色明亮，性格开放，音区高，音量又大，因此在大齐奏中无论用什么力度也盖不住那种独特的音响。如果给唢呐一个旋律，必须考虑到这个旋律的内容与性格是否与其音色相适应，若是一段热烈欢快的旋律，恰到好处；若是演奏沉思性的旋律，效果就不是很好。唢呐没有支持其他旋律的可能性，否则会起到喧宾夺主的反效果，由于它的音色特别，因此与其他乐器组合时，其复合音色的融合性不理想，在多声部编配中尤其要注意，如果在乐曲中与其他乐器前呼后应对答，由于性格鲜明，效果会很好。如中央音乐学院李恒重新编配的《金蛇狂舞》，就采用了唢呐与乐队的对奏手法，有效地避免了唢呐与乐队不太融合的混合音响。 这段音乐选用的是唢呐与整个乐队的对奏。唢呐独特的个性与乐队形成一呼一应的对答式配器，场面非常热烈。唢呐音色的选择是其他任何乐器的音色所无法代替的。其他还有一些乐器音色也较突出，也要慎用。如：板胡、高胡、大三弦、管子等。 可见，虽然某些乐器音色突出，但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要编配得当，避免融合性不好的乐器之间的碰撞，同样可以获得极好的音响效果。 尽可能使用融合性较好的乐器，如笙、二胡、中胡、大胡，革胡、阮等（也可用大提琴，低音提琴代替），能增强乐队的融合性、统一性，也能起到连接作用。比如音乐家刘文金在《长城随想曲》中在这方面就有成功的经验。 民乐配器中音色的选择至关重要。音色的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演出效果。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民乐的配器就是音色的配器。 （三）民族乐器的音色表现与其演奏技法密切相关，不同的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奏技法。某个曲目为了获得某种音响效果，就有针对性地创造这些技法。如陈耀星的二胡独奏曲《战马奔腾》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击弓”，逼真地模仿出了马蹄的飞奔之声，运用“双弦快速抖弓”和左手滑音，表现了威震敌胆的冲杀声，使场面非常热烈，但这种技法一般适用于乐器独奏。在乐队中，为了使音色统一，很少采用这种特定技法，若要用则一般用该乐器承担独奏，乐队作一些伴奏，起到支持、烘托主旋律的作用。《百鸟朝凤》是一首传统的唢呐独奏曲，经过改编后，成了民乐合奏曲，但始终以唢呐为主奏乐器，一些鸟鸣的模仿乐句只能通过唢呐的特定技巧来表现，而乐队则是以伴奏形式出现或演奏一些陪衬性的乐段。 （四）民族风格中的和声是在我国传统零散的和声基础上，学习了欧洲古典时期的和声后，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和声体系。乐队演奏必须以此为基础，才能获得丰满、结实的音响效果。但由于我国民族管弦乐队还不能像西洋乐队那样做到音色统一，如果完全照搬西洋的一套，其效果无法媲比西洋乐队，也不能让欧美人承认、接受中国的民族音乐。 中国音乐讲究“韵味”，讲究“音色”。在编配中，应尽量避免在和声织体上与西乐争雄，而应更多地突出中国乐器音色的优势，获得理想效果。 中国民族音乐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产物。在世界文化相互渗透的当今，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民族文化的观念，并有所选择地发展民族音乐。 四、结束语 尽管目前民族管弦乐队在音色表现和统一上遇到很多问题，但我国的民族管弦乐队真正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它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够协和到协和，都需要时间。笔者相信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能达到既让乐队尽可能地融合，又能保留好各种乐器的个性音色，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特色性乐器在乐队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