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四天前的冬夜，很冷，傅斯年穿着厚棉袍在伏案写作。因为次日有会要开，她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文章，急于要拿到稿费。”他继续写，又说：“等钱到手后，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足以御寒。”
傅老一贯桀骜不驯，张扬洒脱，临死前夕竟要为一条棉裤赶稿，着实令人吁嘘。众人感叹起来，一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住了，含泪掏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塞进俞大彩手中，说：“其实先生答应我写稿，本是让先给稿费。他盘算着一半留作家用，一半做棉裤，后来测算出棉花和料子太贵，再也舍不得做，让我把钱存着，日后留给你们母子。先生说你嫁给他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笔钱一定要留给你，算作是最后的爱。”
俞大彩手捧装满钱的信封，泣不成声。这时，有个学生走过来，搁下一叠钱说：“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先生视我们为自己的孩子，领到稿费后本想用来做棉裤，听到学校最穷学生的境况后，就捐出了大部分，只留下这二十块，打算请我们吃锅贴。如今先生走了，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呢？”
都说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错愕不已，董作宾却缓缓地说：“因先生在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己，在朋友前要表现出爱家人，在学生前又要表现出爱弱者。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的人，他才把稿费‘用’了三次，这可是他最后的爱呀。”
众人终于明白，一代国学大师傅斯年在最后时刻念念难忘的，是对朋友、对家人、对学生的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