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城甲午之冬，姗姗来迟，但临近冬至，迎面袭来的北风，还是十分凛冽了。魏世英兄积劳成疾，辗转病榻，历夏逾秋，我便担心他能否熬过这个冬天。不幸，这种忧虑很快变成残酷的事实：就在冬至前夜，我省著名编辑家、文艺评论家魏世英同志戛然停下人生的脚步。
我与魏世英兄共事三十余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时任《福建文学》副主编，一起品尝上下掣肘伏案劳神之艰辛，共同收获刊物出版新苗竞秀之喜悦。退休之后，又毗邻而居，过从甚密。兄之于我，既是同事，又是高邻;既是益友，又是良师。对于兄之溘然长逝，我是很悲痛的。这些日子，静夜难寐，往事依依，浮现眼前。
1960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录用为《热风》（《福建文学》前身）杂志编辑。其时，世英兄已是该刊评论组副组长，用路遥、魏拔等笔名发表过许多评论。他刚满而立之年，老成持重，经纶满腹，主编张鸿与副主编郭风等长者都叫他老魏，我更是视之如同师长。老魏擅言辞，好思辨，在文联的各种学习会上，总是发言的主角。他指间夹着一支烟，时而轻轻耸动一下鼻翼，侃侃而谈，常有高论。1961年前后，中央下发“文艺十条”，文艺界有个短暂的春天，世英兄思想活跃，写作勤快，那时福建的报刊上，时不时可读到他的评论。如陈仁鉴的莆仙戏《团圆之后》、王冬青的高甲戏《连升三级》等问世之后，都有他的大评见诸报端。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短论《以百品百》。在那样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他能提出文艺评论应当遵循自身的规律，以多样化的观点、多样化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多样化的文艺作品，实属空谷足音，难能可贵。可惜好景不长，“左”风益烈，接着是十年酷劫，世英兄也只能噤若寒蝉，年华虚度了。
文革之后，老魏结束下放生活，与苗风浦、张贤华等同志革旧鼎新，复办《福建文艺》。1979年春，《福建文学》重组班子，老苗任主编，世英兄与我副之。此时老魏，年届半百，重任在肩，更是意气风发。他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汲取了沉痛的教训，对一切极“左”守旧的条条框框深恶痛绝，无论办刊、评论，都表现出一种探索的勇气。这期间，他发表批判极“左”流毒的文章，不胜枚举，最值得回味的，是他亲自策划主持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
1979年秋，老魏在民间刊物《兰花圃》上读到舒婷的短诗《珠贝――大海的眼泪》等五首以及几篇不同意见的诗评，不由眼睛一亮。对舒婷的诗，老魏真心喜欢，而读者却众说纷纭，这不正好在《福建文学》上展开一场辩论吗？十月中，老魏与评论编辑蔡海滨赴厦门专访舒婷，征得诗人同意后，又在厦门大学招待所住了五天，邀请许多新诗爱好者访谈与座谈，一边酝酿，一边约稿，一场“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大讨论，就有声有色地展开了。这场讨论，在《福建文学》开辟专栏，历时整整一年，吸引了全国对新诗持不同观点、态度的人士参与。《福建文学》1980年1月号刊发舒婷《心歌集》（五首），引起热烈的反响。著名诗人顾城、杨炼、徐敬亚、梁小斌等均有诗论加入争鸣，为刊物增色添彩。期间，还召开颇具规模的座谈会，著名教授、学者、诗评家杨金亭、李元洛、楼肇明、孙绍振、刘登翰等云集榕城，为推动新诗创作鸣金开道。文革结束才短短三年，各种左腔左调流毒未清，《福建文学》能推出这样一场关于新诗创作的大讨论，不仅为当今诗坛传为佳话，我想，未来的新诗史上也会写下应有的一页。
世英兄作为一名勇敢的探索者，其重大贡献更在于创办《当代文艺探索》。
1984 年秋，老魏离开《福建文学》，转任省文联文艺理论室主任，受命办一本理论刊物。八十年代中期，现代文艺思潮方兴未艾，种种主义、流派标新立异。老魏自然就想起活跃于京沪等地的一批闽籍文艺评论家。于是，他立即与助手林建法赴京求贤访友，先后拜会了刘再复、张炯、谢冕、曾镇南、陈骏涛、何镇邦等评论家。乡贤们听了老魏的办刊设想，欢欣鼓舞，都说福建在现代文学史上，继严复、林琴南、辜鸿铭之后，又出了冰心、庐隐、林语堂等等名家，理应在文学上有所贡献，办一份开放性、探索性的刊物是大有必要的。当即商定冠名《当代文艺探索》。随后，又获得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热情支持，用清秀潇洒的行草题签刊名。此后三年，该刊刊发了大量探索性的文艺评论，在肃清流毒、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扶植新人等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被全国文艺界誉为“北有‘思潮’（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南有‘探索’（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的好刊物。但是，不知是何缘何，“探索”仅仅三年，便夭逝而终。然而，即使是稍纵即逝的晚霞吧，人们亦当不会忘却她那短暂的绚丽。
老魏离休之后，虽然老迈体弱，却未停止探索的脚步。晚年，他致力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是曹雪芹的夫子自道。就艺术成就来说，老魏的小说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面对老魏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捧着这样一部沉甸甸的书，所有尝试过笔耕甘苦的写作者都会肃然起敬。此书从酝酿到完稿，十载有余。这期间，我造访魏府，每每见老魏弓着背、弯着腰、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电脑桌前，锲而不舍地敲着键盘。直至离其生命尽头之前的七八个月，这部八十余万字的《悲喜春秋》才出版面世。关于此书，老魏多次提及，是以建国前福州地下党城工部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既像传记又有虚构。他曾略带苦笑地自我调侃：“我并不是去夸耀这一段光荣历史，否定之否定，也算一种反思和批判……”我虽然还来不及拜读全书，但是细细品味他的创作自白，我相信，这部长篇巨著也是充满探索性的。
渐近暮年，我与世英兄清谈闲聊中，疾病、保健与生死，自然是一个常常触及的话题。心有灵犀，我们都看淡人生，仰慕老庄，更喜爱陶渊明的哲理诗。“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我们俩常常谈及的大智大勇的生死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老魏很快就以泰然的心态与潇洒的身姿，诠释这些朴素而深刻的诗句。今年入冬，他一病不起，日益消瘦，饮食起居，不能自理，其家人与亲友纷纷力劝他住院就医。但是，老魏拒绝打针，拒绝挂瓶，拒绝服药，拒绝一切现代医学的临终折磨。我当即明白，这种执拗的另一面，恰恰是一种超常的坚忍，一种对于不可抗拒的生命终结的理智与彻悟。
次日凌晨，魏府门前排满了花圈。有子女亲友们的哀悼，有地下党战友们的痛挽，有文艺界挚友们的吊唁。在白花绿叶的花圈丛中，魏世英夫人周峨眉大姐敬挽的花圈最为醒目：苍翠欲滴的冬青绿叶，簇拥着素洁如雪的圆心，上面书写着四个潇洒雄劲的大字――圆满人生。
真是知夫莫若妻。知老魏者，峨眉大姐也！
世英兄，一路走好！作为一个不倦的探索者，您既漫长又短暂的一生，是充实的，圆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