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广阔的心空，每个人的心空都有自己的星。
下面是我心空的星。
一、圆梦
文学，是我心空最亮的星;作家，是我心空最美的梦。
从正式发表的独幕剧《欢迎检查》，到热播的长篇电视剧《樱桃》，我走过了漫长的追梦之旅。期间的艺术追求，在前面的传记中已有所涉及，但是很零散也较简单。作为一部作家传记，有必要将我在创作道路上的艺术求索，比较完整集中地梳理一下。
因为我的艺术追求，是我心空的北斗星。
可以说，我的话剧创作是从针砭时弊开始的，它隶属于社会问题剧，以批判社会某种普遍现象为主题。这在没有民主、自由的“文革”年代显然是行不通的。
七年之后，拨乱反正，国家开始走向中兴之路。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黑龙江演唱》杂志1979年第9期正式发表了这部剧本。
那时，我正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上学，上学的目的是一心求索编剧的出路。当时在学校电视机里看了李默然先生领衔主演的话剧《报春花》演出实况转播。那真是震撼人心，李默然先生饰演的党委书记李健把好多针砭时弊的台词说得慷慨激昂，博得观众热烈鼓掌。此剧针砭时弊，批判“血统论”对人的压制。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唯成分论”被丢弃于历史的垃圾堆。红极一时的话剧《报春花》过时了，只能在中国话剧史里记载一笔。那么，话剧艺术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谭霈生先生给我们讲编剧概论时说：你们不要干预政治，干预政治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戏剧干预什么呢？干预人生。我听了他的这句至理名言，感到这个书没有白念，他道出了戏剧艺术的本质。由此，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
大专毕业后，我仍然从事职业编剧。1984年写出的第一部大型话剧《命运之舟》（发表时改为《船啊船》），就是从人的命运入手，写一个励志青年处在逆境之中，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部剧，虽然开始干预了人生，但是，仍然还有社会问题剧的痕迹。尽管把焦距对准了人的命运，但是，光注意了人的命运，而对命运中的人却缺乏足够的笔墨。此后，我更加关注的是命运中的人。
第二年――1985年，我创作了一部真正意义的儿童广播剧《起飞的小鹤》。小主人公菲菲是个在城里长大的腿有残疾的孩子，平时总靠别人的帮助，自理能力缺失。通过她在扎龙自然保护区救小鹤、放飞小鹤的过程，完成了由性格懦弱到勇敢坚强的蜕变，成功地塑造了命运中的人。
1988年，我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马铁匠、冯鞋匠和他们的女人》，1989年又把它改编成同名广播连续剧。这部剧将政治背景放至幕后，写人在命运变化中的情感冲突。
这两部戏的成功，让我找到了今后写戏的路数：把焦距对准人的情感。
1990年，我创作了一部只有两个人物的大型话剧《夕照》，同样把时代背景推至幕后，集中写这对老情人四十余年的恩恩怨怨，表现美被救赎、被占有、被毁灭、被回归的过程。他们各自的年青形象出现在三段回忆之中，各自的老年和青年，四个形象相互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打破了现实主义传统，营造了象征主义氛围，实现了哲理和诗意的意蕴。被誉为“全国十佳编剧”之一的杨利民在《我为〈夕照〉流泪》一文中说：“有两点使我非常震惊：一是你把情感活动作为艺术的主要描写对象，这就进入了一种永恒;而是退尽了虚火，用一种宁静的心理面对生活，面对每一个人，在情境中把握人的生命活动。”此剧是我戏剧创作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2005年，我经过十年的沉淀，创作了大型话剧《天鼓》，同样把民国背景推至幕后，集中写打鼓世家第九代传人梁虎来到金沟，由人性迷失到回归的过程。表现了主人公梁虎的心灵疼痛，也表现了良心发现的金二爷在天鼓追杀的幻象中伏地忏悔。写人的情感，只有充分挖掘心灵疼痛，才能写出力度和深度。同时，必须写足坎坷的人生遭遇。
2009年，我创作了凸显人生坎坷遭遇的大型话剧《鞋匠世家》，我同样把工厂改革推至幕后，从小鞋匠家正张罗订婚宴写起，由于命运弄人，这天赶上鞋厂倒闭，师伯的女儿为撑起因父亲失业而摇摇欲坠的家庭，忍痛解除了与小鞋匠的婚约。正如一篇评论所说：“它通过一个鞋匠家（包括乔家）三代人的命运，浓缩了改革开放30多年整个国家的变化和民族的命运。作者选择了‘鞋’和‘脚’这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走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里程。这部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不着痕迹地巧妙地融进了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剧中的‘鞋’、‘脚’、‘鞋楦’、‘萨克斯’、‘玫瑰’，以及老鞋匠那些带有人生哲理的`言，都是某种象征符号。因此，加大和加强了本剧主题立意的广度和深度。”
从《起飞的小鹤》起，我一直追求诗意风格。我写戏，喜欢把戏当作叙事诗来写，热衷于创作诗化的戏剧。我不喜欢歌功颂德的诗，也不喜欢政治讽刺诗，我喜欢带有淡淡的忧郁情调的诗。这是我的精神气质使然。诗，要有意境。我写戏，尽量把情境诗化，创造某种意境。它既不阳光，也不黑暗――我不喜欢极端，而是喜欢那种淡淡的忧郁的意境。其实，谁的一生是一帆风顺、充满阳光的呢？几乎没有，总会有阴霾，总会遇到逆境。有位专家听《起飞的小鹤》时，感觉眼前一片海蓝，是冷色调的抒情诗。黑龙江著名戏剧评论家林泉先生说：“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拥有诗意，在本质上都是诗――而且，只有在本质上达到了诗的高度，才是上乘的境界，最佳的文学。”又说：“同《起飞的小鹤》比，《马》（指《马铁匠、冯鞋匠和他们的女人》）剧的诗意更浓郁、更深沉、更含蓄、更精炼。《马》剧是一首质朴深切悲美的剧诗，它代表景宽剧作阶段性的最高成就。” 我的剧作形成淡淡的忧郁的诗意风格，与我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有关。这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童心产生优美。正如林泉先生所说：“在景宽这条北方大汉粗犷的身躯和苏格拉底式的宽厚的额头里，有一颗童心在闪光。这里说的童心，不仅是狭义的童心――儿童的天真，而且是广义的童心――成年人的爱心和质朴。”又说：“成年作家能拥有童心，他写的东西必定优美，肯定温馨。这类作家一般不善于审丑，他们往往天真多情，多愁善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美的东西，更喜欢在作品中表现真善美的东西。因为他们一般不倾向于世故，不大愿意愤世嫉俗，而醉心于纯朴和优美，对好人的命运和品质更感兴趣。”林泉先生说这话距今已有二十年。我可以这样说，如今六十五岁的我仍然童心未泯。这个年龄还能写出儿童剧《班里转来个“黑小子”》，就是个有力的实证。从简单化地反映社会问题，到审美化地挥洒诗情画意，我历经艰辛的求索，终于圆了我的文学梦，找到了我心空的北斗星。
写戏是我终生的职业，也是我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因此，我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到对戏剧艺术自觉的追求上。但是，我并不是个生活呆板的人，写戏之余，我也有很多生活情趣。我的心空，除了文曲星金灿灿、北斗星亮晶晶，还有群星眨眼睛。
二、嗜书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完全可以用“嗜书如命”来形容。青少年时代，我能坐着不动看上一天，不带疲倦的。
现在已经记不得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了，也记不得在哪儿看的了。能够记得的是，小时候，兜里有了零花钱，就到街里小人书铺去看书。还能够记得的是，初中时，经常到同窗好友李汉君家里看书，临走时还借几本书拿回家看。
那时，肇东县一中有图书室，课外经常在那里看书。第一次接触杂志，是在王玉海老师的宿舍里。他订阅了好多种文学杂志，还从学校图书室借阅一些杂志。每次到他那里去，都是他单独辅导我朗诵，朗诵即将要学的课文啦，某个杂志上的诗歌啦。就这样，知道世上还有杂志这样定期出版的“书”。后来，我也订阅了一份文学杂志，叫《新港》，是天津作家协会主办的，不知什么原因，我竟喜欢这份杂志。记得它的刊头“新港”是大大的端端正正的两个正楷字，占据了封面的三分之一。我还给这个杂志投过稿，当然没有被采用。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初中生，敢给刊物投稿，勇气可嘉呦。
后来，星期天我爱逛书店。那时，家乡唯一的书店在三道街，是新华书店。我二表姐孙凤兰是书店经理，由于我是书店常客，店员们都认识我。我经常是书店开门营业的第一个读者，选中一本书，便站在柜台前看，站久了，两条腿发麻，就用一条腿支撑身体，让另一条腿脚尖着地，两腿轮流倒班。这样时间长了也累，实在站不住了，便席地而坐。到了中午，饿着肚子还在那儿看。有时，一直看到书店关门才离开。我家住在城边西南角上，与书店相距五里地，由于中午没吃饭，往家走时饿得直打晃。若是兜里有零花钱，舍不得买吃的，都买了书。
有时，我到舅父家玩，总是一头钻进二表姐的小屋里找书看。那时候，二表姐已经结婚，表姐夫是军人，不常回家。二表姐就住在娘家厨房隔断出的小屋。屋里有铺小炕，一对小柜放在屋地支架上，支架下面用布帘挡着，掀开布帘，便看到一个大纸壳箱子，里面是各种书籍。其中有《茅盾选集》，里边有《春蚕》、《林家铺子》，我都读了，那时看不太懂，囫囵吞枣。
初中三年念完了，即将考高中时，“文革”开始了。书店里文学书几乎都下架了，《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一大批红色书籍也未能幸免，一律下架。再也没有书看了，我成了精神饥饿者。实在没招儿，就偷偷地借书。借的书必须包上书皮，还在书皮上写上《毛泽东选集》，以掩人耳目。看完了，还书时也是偷偷的。那时，除了看我国古典名著，就是看苏联文学作品。高尔基的《母亲》、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
七十年代末，我国出版界开始出版发行一批古今中外名著，新华书店进货不多，不公开卖，都是内部销售。表姐工作已调到沈阳，新华书店经理是老董，我在县剧团当编剧时认识老董，有时能得到老董的“照顾”，但进得少的西方名著，就不容易购到了。正巧，省一家出版社老编辑龚大章调到省新华书店调研部工作，当年就是他和赵凤池来到肇东看好了我的独幕话剧《欢迎检查》，要发表在他俩参与创办的省内一个刚复刊的刊物上，后因有人提出这个戏与党中央“唱反调”，险遭公开批判。是他和赵凤池保护了我，才逃脱了厄运。因为有这个因缘，我就给龚大章写信，反映职业编剧买书难的问题。他以省新华书店名义给肇东新华书店发来一封公函：“请满足职业编剧李景宽购书需求。”从此，书店凡是进来古今中外名著，老董都给我留一套，哪怕是进来一套，也首先满足我。那时候，书的价格便宜，一本名著才块八角钱。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名著我几乎都拥有，大部分是那个时期购得的。到了八十年代，图书敞开供应了。我购进的大部分是古今中外经典剧作，如“郭老曹”、易卜生、莎士比亚、莫里哀、奥涅尔等大师的戏剧名著。
我看书，最初是饥不择食。后来，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读书，学会了学者型看书――读懂一家，也就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读。其方法是：先把这一家所有的著作及其传记、评论等都搜集到，然后先读其传记之类的书，了解作家的经历和思想，这样，等读著作时就会明白其作品素材来源、主题形成等等，这些都和作家的经历、思想分不开。读著作时不要理性地读，要感性地读，还要记笔记，每读一遍，都要把感想、收获记下来。当读到三遍以上，大概就读不下去了，因为欣赏水平毕竟是有限的。这时候，你再读专家评论，心里就会敞开两扇门，没读懂的懂了，没认识到的认识到了，没感悟的感悟了。这样读懂一家，便于系统掌握和研究某个作家。当你读懂一家，你就成为这一家的专家;当你吃透这一家，你就与这一家构建了师承关系;如果你活学活用，你可能会逐渐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另外，为了快速掌握某类学科系统知识，我学会了走捷径――读史。 读书，就是跟书的作者对话。我常常独自向鲁迅先生请教国民劣根性问题，向易卜生讨教广泛的社会问题，向莎士比亚讨教人性复杂性问题……跟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对话，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啊，书，给我头脑，给我智慧，给我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
三、捡石
我经常有外出游览名山大川的机会。每次出游，我都“走一山捡一石”。久而久之，这成了我的一大嗜好。不论行囊多重，我宁可扔掉别的东西，甚至贵重物品，也决不扔在山上捡到的石头。因为，我把它看作是那座山的缩影。山搬不回去，山上的小石头可以带回去。须知，带回山上一块石，等于搬回一座山。积累多了，我便拥有了山山水水。峨眉山、青城山、长白山、崂山、黄山、武夷山，还有渤海、黑龙江等等，我成了山川的富有者。
在山上挑选石头时，我尽量挑选与这座山相契合的石头。譬如，在青城山上，我捡了一块青色带白点的石头，一看它就记起了道教圣地青城山。在长白山天池，我捡到一块像是被烤焦的红色带有青斑的石头，它标志着天池是火山口。在蓬莱岛上，我捡到一块光滑润泽的乳白色石头，这是仙岛的象征。在黄山，我捡到一块黄色的带有年轮似的石头，这是黄山的标本。在武夷山上，我捡到一块像石墙一样的石头，与天游峰形状十分相像。在崂山海边，我捡到一枚心形的白底带有各种海鱼状黑色斑纹的大鹅卵石，这是崂山的典型印记。在黑龙江畔，我捡到一枚黑色带黄纹的不规则的光滑石头，它是黑龙江的记号。
我把这些石头，都贴上纸条，上面用打印机打上它捡于何山或何川，然后分别摆放在窗台上。写作累了，我便走至窗台前，仔细地挨个地端详一番。眼睛看到哪块石头，脑海里便浮现出那座山或川的景象，让我重新回顾和领略了它们的风姿，身上的疲劳顿时化为乌有。
久而久之，捡石成了习惯和嗜好，不知不觉中我的宏观概括能力也增强了。当我如数家珍时，一块块石头就从窗台上走进了我的心空。心空拥有那么多的山和川，想不开阔都不行了。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山石与心空》的小诗，诗曰：
我有个嗜好：走一山捡一石，
从此心的空间不再孤寂。
问我还能容下多少山石？
我说：心空盛得下海洋和天宇。
这便是我走一山捡一石的收获。
四、爱砚
爱砚，进而爱好收藏砚，是近十多年的事。
记得那是新世纪初，家乡画家池春举兄拥有十多方端溪砚。有一次，我到他家拜访，他把他所有的端溪砚拿出来向我一一展示。带冻的、石眼的、冰纹的，颜色有天青、焦白、猪肝色，还有天青与紫红相互交融等上等石品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目不暇接。它们造型各具特色，池面润泽细腻，真把我眼馋坏了。我当时就托池兄，再到肇庆一带卖画，给我捎回几方端溪砚。池兄慨然地说，不用去肇庆，我就能把端溪砚给你搞来。他说的是用他的国画换，不用我出资。原来，他认识一位端溪砚制作厂厂长。
不久，池兄便给那位厂长打去电话，联系用国画换端溪砚事宜。不巧，那位厂长不干了，改行做别的生意了。池兄仍然要兑现承诺，便把他收藏的端溪砚选了一方送给了我。这方砚的砚盒底部贴着一张卡片，上写“此砚出自老坑”。我在相关资料上查到：“端溪砚，因老坑而居四大名砚之首。老坑，始采于唐代，盛于宋，距今一千三百多年，是最早开始开采的端砚坑口，故称‘老坑’。”
从此，我把池兄送的这方出自老坑的端砚放在案头，经常用手抚摸，感受它的润滑细腻。越触摸越爱，于是，便产生了收藏四大名砚的想法。
壬戍盛夏，我在哈尔滨与朋友相聚。闲聊中，我便聊起了四大名砚：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南部的洮砚，还有澄泥砚。不过，澄泥砚的最早产地莫衷一是，有河南虢州说、山西绛州说、山东青州说，但都是没有离开江河太远，它是取江河中的泥沙烧制而成。我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们听得入神。正巧，好友王建平在座。他说他有一方端砚，是猪肝色，上有三颗石眼。那时，他早已开始习练书法，但对于砚尚无研究。不过，他对这方砚的价值还是懂得的。他慷慨应允，要把这方砚送给我。我不好意思夺人所爱，就把早年池兄送给我的著名“牛画”《雪魂》转送给他，作为等价交换。当他把蓝缎面烫金的礼品盒打开时，只见里面是一只精致的烤漆木匣，打开匣盖，才露出这方端砚，果然是猪肝色的，雕花处分布三颗米黄色的眼，有如玉米粒大小。针对这三颗眼，雕刻了三条龙，可谓“三龙戏珠”，边缘处还有细润的水线环绕，池内润泽平滑而细腻，真是美不胜收。将它拿回家，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又打开木匣，用手轻轻地抚摸把玩，那润泽细腻之感占据了我的心间。
2007年，我到安徽省黄山市，盛产歙砚的歙县就在它的辖区，在古街有许多歙砚专卖店，我买了一方歙砚，池中雕刻了一只卧着的水牛，其砚呈青白色，带有水波纹，砚面也很润泽细腻。
2009年，我到厦门看望好友王建平，他又送给我大小九块砚，其中就有一方青白色的洮砚，它的产地是甘肃洮州;还有一方带金线的端砚。至此，我拥有了四大名砚中的三种砚，就缺山西绛县产的澄泥砚。
事有凑巧，妻的娘家孙子知道我缺澄泥砚，一次出差，他在砚的专卖店发现了一方澄泥砚，于是将它买下。他在杭州专门生产发电机的央企当副总，那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到该企业视察，请他题词，找不到好砚，孙子便把这块砚拿出来，倒上墨汁，吴邦国秉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企业老总要把这块砚拿到博物室永久收藏，孙子说这方砚已经有主人了。不久，他回老家探亲，便把这方砚带回送给了我。至此，四大名砚我都拥有了，而且名砚之首端砚我有三方。
后来，王建平又陆续送我几方好砚。我的学生葛瑞全是收藏家，他又送我几方砚。我的砚越收藏越多，在家乡成了收藏砚最多的人。经常有朋友来看我收藏的砚，当他们看了这些砚赞不绝口时，我心里有种得意感和满足感。 王建平专门写了一篇散文《宽兄索砚》，被选入《中国当代散文大观》第五卷第二篇。他在文中写道：
癖者人不怪，其所为，不仅令人倍加尊重，且十分可爱。你想，宽兄那份超出心慧的性情，不正是由癖而生，由癖而成吗？诚然，此癖已成为人之本性，成为与世与人神交之本，成为一种精神境界与文化品位。那么，能展示人生大智慧、大境界的怪癖，不正是众多智者终身所求吗？
大智宽兄，已具双癖，不能不让人为你的痴迷而担忧，你那颗宽阔的心，能否去占领更加宽阔的文化艺术领域，以癖补癖呢？然“癖者，毛病也，缺点也，人有其短，必有其长……”陈师如是说。
透过癖者的背后，有着一种深刻的哲思意味，也有如一面折射人生的镜子，不经意间展示了一位剧作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深厚的功力和那具有明显缺陷的人格魅力，好似他天生就该有这般嗜好，此癖天生就该他有。
我十分佩服建平的文采，分析得透彻。但，我爱砚尚未达到成癖的程度。因为，解癖大智者陈师说：“癖者，大抵爱一物而不能自已，为得一物而倾家荡产，为获一物，乃至投以生命。”我目前还做不到为得一方宝砚而“倾家荡产”，甚至“投以生命”，我只不过对不得之物朝思暮想罢了。哎哟，要警惕了！别成癖呦！
五、存柬
存柬，就是保存手写的书信、便条等，多半都是师长、朋友、亲人写给我的。我存柬是从1964年开始的，那时我才十五岁，正读初中二年级，我班办手抄壁报《向日葵》，第一期上刊登了高中语文教师李鸿修老师的手稿《乱说日记》，蝇头小楷，清秀隽永。贴在墙上一段时间，撤下来时，我就把这篇手稿精心地保存起来了。从此，我便开始存柬。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五十余年了。恩师王浴海先生的来信;同窗好友李汉君、周树山的来信;胞弟李景波的来信，还有朋友、同事、同仁的来信和写的便条等，我都精心地保存着。
“好像自古以来的好朋友都是要分开的，天各一方，但这种分开不是使相互之间的友谊淡漠了，而是像酿成的好酒那样，时间越长滋味越浓。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如此的。”这是李汉君在我就读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期间与我通信中的一句话。他在那封信中还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五十名同学当中咱俩来往的书信是最多的，你给我的那些信我至今还珍藏着。逝去的岁月是不能再来了，但读起那些信来，我就像又回到了过去……”
是啊，那都是鸿雁传书，片羽情深，殷切的文字，滚烫的心。我的存柬，保存了友人一缕关爱之情、一丝思念之情。不管何时拿出来读一读，都会让我感动，让我温暖，让我慰藉。
我还保存了授业恩师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谭霈生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我的话剧《马铁匠、冯鞋匠和他们的女人》书面指导意见，还有时任《剧本》月刊主编温广鲤先生对这部戏的书面指导意见。我正是在两位大家的指导下，不但完成了这部话剧本的创作，而且还完成了同名广播剧本的创作。这部广播剧能够获得当届国家级大奖第一名，还摘取了当届唯一的“编剧奖”金牌，并发表在《剧本》月刊上，这与二位恩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因此，我精心地保存了他们的书简。现在拿出来看，他们的观点仍有指导意义。
我还保存了话剧艺术表演大师李默然先生的手稿《小剧场话剧杂思手记》。李默然老师一生中只演了一部小剧场话剧，那就是1993年领衔主演了我的小剧场话剧《夕照》。从此，我与他老人家结缘。1994年《剧作家》杂志社理论编辑委托我向李默然先生约稿，请他谈小剧场话剧。他写完后便把手稿寄给了我，我立刻抄写了一份寄给《剧作家》理论编辑，把这份手稿珍藏起来。如今，默然大师已驾鹤西去，他老人家的这份手稿成了我的珍爱之物。
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念书期间，我还保存了上届编剧班同学、著名女作家张抗抗应邀给我主编的油印刊物《五味子》的散文稿《天鹅之歌》、同窗曾一智（后为著名女作家、原黑龙江日报副刊编辑）给我的散文稿《野鸭》。
这些宝贵的书信、手稿、便笺，都是难得的珍藏品。
六、朗诵
我的娱乐生活比较匮乏，象棋我懂马走日、相走田、车是一杆枪、炮是隔山打、小卒一去不还乡，其规矩我都知道，但我不感兴趣。扑克我也会打对主、三打一、斗地主等等的玩法，但我也不感兴趣。我的嗓音好，可惜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因此从来不唱歌。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朗诵，这得要感谢初中时代的王老师，他培养了我朗诵的本领，让我终生受益。
我当职业编剧四十余年，参加过剧本研讨会不下几十次。每次除了在会上朗读自己的剧本，还要替别人朗读剧本。我的朗读，字正腔圆，各种人物语气、气质我都能塑造出来，同行都愿意听我读剧本。所以，我成为剧本研讨会上的“朗读专业户”。
最让我值得向人们夸耀的是，三次在朗诵大师李默然先生面前朗读我修改的剧本《夕照》，尤其是最后一次朗读，博得了李默然先生起立鼓掌。那情景让我终生不忘。
我最拿手的是朗诵诗，古诗词、现代诗，我都朗诵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将进酒》、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是我的“保留段子”。家乡作协和诗词协会曾多次举办诗歌朗诵会，我都登台献艺。大庆也搞过诗歌朗诵会，特邀我朗诵岳飞的《满江红》，受到朗诵专家首肯，我被聘为大庆市朗诵家协会顾问。
平时在家里，每当写作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关上门窗，朗诵诗词或散文。这种高雅的消遣，让我如醉如痴。
朗诵，嗓音好是基本条件，掌握朗诵技巧是关键环节，吃透要朗诵的作品是根本要义。朗诵时，我便进入了艺术王国，让我有灵魂飞天之感。
七、好酒
有人说：烟酒不分家。依我看，未必。我从来不抽烟，连拿都不愿意拿。在我的眼里，烟如同毒蛇，远而避之。而酒，我好。祖父和舅父好喝酒，从小我受他们的影响。
我喝酒有个习惯，无论冬夏，把酒烫热了喝，绝不喝凉酒。俗话说：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这都出于祖父、舅父的忠告。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看祖父、舅父喝酒，他们都备有锡酒壶，这种酒壶“亭亭玉立”，壶嘴像个喇叭口，上粗下细，倒上酒，放进盛热水的大茶缸里烫。锡酒壶传热快，眨眼工夫酒就烫热了，倒入酒盅里，酒冒着热气，端起来呷上一口，立刻伴随着粮食的糊香味，一股温热从嗓子眼儿直达胃里，舒服极了。三盅酒下肚，头脑便有晕眩之感。兴奋点燃了浑身的细胞，就连平常不爱说话的人，也开了尊口。
上初中时，星期天上同学李汉君家玩，他总是留我吃饭，每次必有酒款待。他祖父和父亲都爱喝酒，也都有喝热酒的习惯。我俩不与老人同席，在他小炕前的小桌上就餐。汉君不会喝酒，常常看着我喝，有时陪我喝几口，立刻满脸潮红。
参加工作以后，喝酒的次数多了。同席者没有喝热酒的习惯，我也不好搞特殊。但凡有条件，我还是坚持把酒烫热了再喝。我喝酒，有控制力，绝不多喝。倘若有人与我拼酒，我绝不积极招架。有人爱喝急酒，一口一盅，我不，慢慢地品。每次同学聚会，李汉君必坐在我旁边，他的酒由我替他喝。
到了八九十年代，饭店一律没有酒盅了，全都是二两半的玻璃杯。有人一口一杯，这是不会喝酒。说重一点，这叫暴殄天物，糟践粮食。这个时期，李汉君的酒量见长，居然一次能喝半斤了。
好友高长顺、王建平能喝酒，会喝酒，我每次到他俩不管是谁家喝酒，都要把酒烫上，没有酒盅，就用玻璃杯，倒上一杯酒，放进盛热水的大茶缸里。拿出来喝一口，再放里。他俩也如法炮制。一般情况下，每人至少喝三杯。记得那年冬天，我们三人喝完酒，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高长顺高兴了，就地翻小翻，动作干净利索。
喝酒的人，不管如何有控制力，也免不了有喝醉的时候。我在大型聚会上，喝酒适量。因为大家的酒量参差不齐，能喝过我的屈指可数。我又不好挑衅，自然能够应付过去。大凡我喝醉的时候，是跟一两个知心朋友喝酒，我常常忘记数我喝几杯了，结果定醉无疑。我喝醉的表现是爱笑，甚至爱唱。平时我不唱歌，五音不全，喝醉了居然唱个没完。当然，属于噪音。
自从我患了腔隙脑梗，就不敢喝酒了。要说戒酒还不算，有时还抿上几口。唉，平生嗜好不多，最放不下的嗜好就是酒，可又不敢喝了。不常喝了，酒量便大减。假如现在让我放开量喝，恐怕我也大不如前了。李汉君得了糖尿病，不再喝酒了。高长顺、王建平的酒量也减退了。我们都上了年纪，保健意识增强了。
酒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用起来能有个度，那就是好东西;没个度，任意而为，那就是坏东西。嘿嘿，其实呢，说酒是坏东西，实在冤枉它了，关键在于喝酒的人如何把握自己的度。
八、偶尔“幽一默”
我平时寡言少语，不善于表露内心。表面上，整天脸像挂个门帘，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其实，我骨子里幽默。这种幽默，是分场合的。在极熟的圈子里，偶尔我会“幽一默”。
我最著名的那次“幽默”，是我调入省戏剧工作室不久。应主任是学表演的，好动感情。那次，他针对单位上班人员好迟到，在例会上大加批评，越说越激动，越说嗓音越高。我因为耳聋，开会总是坐在领导旁边，生怕领导讲话我听不清而误事。我看他讲得脸红脖子粗，气氛紧张极了，我就插了一句：“小点声，怪震耳朵的。”大家哄的一声笑了――连聋人都提“抗议”了。应主任也憋不住笑了。
在家里，我常跟妻子、孩子开玩笑。经常跟妻子搞恶作剧，因为我平常一脸严肃，搞恶作剧属于突如其来，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笑果”。
幽默还常常体现在我的作品之中，比如，电视剧《樱桃》本来是一部苦情戏，我为了打破戏的沉闷，有意在戏里加进了喜剧元素。倘若编剧没有幽默感成吗？我还爱写打油诗，其中《自我画像》最能体现“宽式幽默”，请看：
自我画像
【今年阴历七月初六是我五十六周岁生日，距今还有四天，我面对心灵的镜子给自己画张像――】
人说我不会笑，
我说表情肌坏死;
人说我一脸严肃，
我说那是戴面具;
人说我不懂幽默，
我说肉末？打卤OK！
人说我耳朵是配搭，
我说那是在退化;
人说外界声音听不见可惜了，
我说我给心灵世界设环保;
人说我面相老，
我说心长得慢――正当年少。
我这个人的“软肋”，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今天没喝酒，当着我读者的面，索性和盘托出吧。我的“软肋”就是不善于接触女性，在女性面前，我不敢抬头，太拘谨。有好多女孩要拜我为师，我说：“我不收女徒。”“为什么？”“我要保持晚节。”因此，年青时我曾遭到愿意接触我的女性的嘲讽，称我为“老正大哥”，还有的说我是“冷血动物”。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有人说，一个人强调什么，他必定是缺少什么。用这个观点来衡量，哎呦，我在这里还不厌其烦地说我有幽默感，这不是“强调”吗？得，打住吧。
最后还要郑重地强调一句：虽然我已经“夕阳红”，但我心空的星，依然在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