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场旁边有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大坑，里面铺满了细细的白沙。就在十几年前，当周训书打算成为一名高尔夫职业球手的时候，他会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在那种沙坑上持续练球，每天挥杆成百上千次。他用劲挥舞球杆，将一颗颗直径为42.67毫米的白球连带沙子打出沙坑之外。大概只需要用两个月，这位努力的高尔夫球手就能打掉一坑沙子。
从去年开始，周训书就不再奔赴全国各地打比赛。人到中年，他的身体开始不可遏制地膨胀，对比一年前他在新闻上的照片，整整胖了一圈。不过最近他正在让自己慢慢松弛下来，谈起自己最大变化时，周训书思索良久，然后轻叹一口气，“老了，40多岁的人，已经过了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那时候的周训书已经得到美国作家丹・沃什伯恩的关注，后者在跟访他的5年时间里对他做了大量的英文报道，称其为“出身贫寒但却完美无缺的职业运动员”。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职业巡回赛在上海开幕，周训书和曾经是寿司师傅的职业高尔夫球手刘安达一起为比赛揭幕，在业内，这是顶尖高尔夫球手才能有的殊荣。在那场比赛的最后一轮中，周训书频繁“抓鸟”（超常发挥以低于标准杆打球进洞），比赛结束后，他甚至相当沉醉地在球场上跳了一段舞。那场比赛，他获得了奖金榜第十名的成绩，拿到了几万元奖金。随后在中国职业球员挑战赛“半田杯友爱赛”，他获得了第二名，“第二”也是周训书在高尔夫球职业赛场上的最好成绩。
那几年，周训书人气颇高，在他参与的多场全国性的大型赛事中，他都是媒体的宠儿。2012年，新浪体育把他评选为中国职业圈子的未来之星。
周训书所在的练习场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个生态公园里，因为重庆多山，这处练习场被建造在公园内一栋明黄色三层会所的二楼平台上。当天，这片占地约有30亩、可供30人多同时打球的绿色草坪上来了四五位客人，白色的高尔夫球密密麻麻地散落在近处，200码旗杆再往后的白球，则明显少了很多，“普通练习者通常打不到那么远。”周训书说。
练习场周围有重庆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宝马4S店，琳琅满目、不输于中国沿海任何一座发达城市的奢侈品专卖店，在距离公园几百米远的工地上，机器轰鸣，现代化的、价格比市中心还要贵的别墅区不断拔地而起。
周训书所在的练习场会所一楼的停车场里停满了各类豪车，限量版的宝马、奔驰和奥迪5系，还有一辆黑色的阿斯顿・马丁跑车。周训书指着这辆马丁跑车说：“低调又昂贵的车型，就像高尔夫作为上流社会的传统运动一样，是我们顾客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1949年以后对高尔夫球下了禁令，因为这项运动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的消遣，有时候被称作“绿色鸦片”。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高尔夫球才重新开始兴起。1990年代，就像受到三峡工程影响的百万移民一样，那些深受高尔夫影响的中国农民一开始也从未听说过“高尔夫”这个东西。他们中有的人参与了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徒手搬砖、运土，但当他们第一次见到一颗小小白白的高尔夫球时，却直往嘴里塞，以为它是吃的。其中也有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农民则看准了高尔夫里的商机，用自家的土地换取了巨额钱财，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偶然的机会拿起球杆开始打球，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球手，周训书则是他们的代表之一。 球场上的蓝领工人
打完一天的球，坐在会所里一个角落椅子上的周训书向记者回忆他是如何从一位农民通过这项富人运动实现自己的人生进阶。
他告诉《博客天下》，其实作为农村出来的贫苦孩子，高尔夫球的一些动作对于他们这类人并不陌生。从小他就砍树，锄地，其实动作和打高尔夫挥杆的动作很类似。周训书对记者比划着，“例如说砍树，我也是双手握着斧头使劲往前挥，第一下，砍破树皮，第二下，大树豁掉两厘米。”30年前，砍掉的木材被十几岁的周训书陆续扛回家，在贵州阴冷潮湿的冬天里，给他和家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温暖和热量。
少年时代，时常拿着镰刀去山上割草的周训书，偶尔会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玩一个游戏，他们在山坡某处湿润的土地上挖一个洞，然后排着队用竹竿或者割草的镰刀将一个揉好的纸团打进洞里，而用最少次数将“球”打进去的那个孩子将得到其他伙伴的零食作为“战利品”。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升级版本被人们称作“高尔夫”，他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被这项规则比国家宪法还要厚的体育运动所改变命运。
幸运的是，到达广州的第二天，职业中介就提供给他一份新工作。“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去东莞景峰上班了。”“东莞景峰是什么？”“高尔夫球场。”“什么是高尔夫？”周训书好奇地问中介。
这是周训书第一次听到高尔夫这个名字，他去上班之后才听里面的人说，这是一项在中国只有富人或者“老外”才玩得起的运动。仅此而已。
工作5个月后，他又经别人介绍换了家高尔夫球场，谋得了一个保安队长的职位，薪水更高。直到这时，周训书也不太知道高尔夫球到底是什么。
保安队长的工作并没有让周训书富裕起来，但是却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起初，他一点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挥着球杆对着小球打那么几下，就要花掉五六百块钱，那是他半个月的工资。即使是这样，球场上每天也有几十人来消费。
“那时候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来得多，很多中国人都是在别人前呼后拥下进来，像模像样地挥杆打几下，打完了出门坐上小轿车绝尘而去。”周训书告诉《博客天下》，很多次，他觉得那些人打得并不好，既不远也不准，但是他们身边的人都在拼命鼓掌叫好。这让他困惑之余，不禁感慨，“也许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
当时贫苦农民出身的周训书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他对记者形容那种感受，“肥肉到了嘴边，但却吃不下。”
直到一天，他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报道上说一位美国人发现很多高尔夫球场的顾客把球打进景观湖里，那些球就不要了。那个美国人下水将球捡回来，廉价卖回给球场，赚得钵满盆满。周训书受到启发，也去效仿，当他租了一套潜水用具进入水下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密密麻麻铺满整片湖底的黄金。”潜水缺氧所带来的不适感很快被财富催发的荷尔蒙所代替，那一次，他赚了一万多块钱。那件事让他隐约意识到，这个一只手就能握住的白色小球，给他带来的财富可能还不止这些。
周训书不愿意放弃，他把这当做自己最后的机会，“因为跨过那道坎，我就富有了，否则可能一辈子当保安。”
采访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周训书停顿了一下，捡起一个滚落到脚边的高尔夫球，同时大声喊了一名球童来给已经凉透的茶叶添水。喝着热茶，他突然说，当初一名和他一起爬上火车来广州的老乡，现在还在他曾当保安队长的那家球场打工，“做了20年的保安，工资涨到3000块了。”
决定要当高尔夫球教练后，周训书没事就跑到练习场找人去学球，但是没有人愿意教这样一个保安打球。一气之下，周训书找来一个矿泉水瓶，剪下一半，在里边塞满混凝土，插上一根杆子，等混凝土干了、固定之后，就制成了他自己的球杆。他找到单位领导，希望能够利用下班时间下场练习，但是被拒绝了。他反复央求，并答应每天将打出去的球全部自己捡回来后，领导才勉强点头。
当时他所在的球场晚上5点下班，但是南方的秋冬季节到了6点天就黑透了，这样的结果造成周训书打球的时间少，捡球的时间多。为了节省时间多打球，周训书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练习场打球基本不打远，用短杆打相对较近的80码或者100码的旗杆。这样打出去的球全部落在一起，捡起来也比较方便，更节省时间。直到现在，他在比赛之前的练习中还保留着仅练习短杆热身的习惯。
后来周训书决定每晚回家后在自己的楼顶练习挥杆，每天规定自己要至少挥杆上百次才能结束。这样在宿舍楼顶天台的艰苦训练，他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周训书亦承认，当时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的大环境给他们这类在底层打拼的人提供了机会。1986年，第一次有中国高尔夫运动员参加韩国汉城亚运会，当时这个项目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片空白。为了能够有人参赛，国家体育部门专门到河北体校去选了一批人，再把他们带到日本学习打高尔夫球。周训书也是在那一次听说，被选中的那批人绝大部分都出身底层家庭。那场亚运会给了他一个信号，那就是打高尔夫球和出身无关，这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 周训书正式参加的第一场高尔夫球比赛是在昆明举办的，“我绝对是第一个在网上报名的人，填好了报名表，天天等着比赛开始。”他还记得，那次在昆明，和他站在一起参加比赛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不雇佣球童，自己背着十几只重达三四十斤的球杆站在草坪上，沿着昆明的山地地形，努力地将球一杆杆打进球洞。比赛间隙，周训书和他们交谈才发现，一起参赛的球员们，大多和他有着同样在高尔夫球场工的经历。在那之前，他们中有很多人曾是搬运工、建筑工人、寿司师傅，或者饭馆的服务员。
周训书说，自己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批职业选手，确实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很多人都只是跟风打球，打得好的并不多，我们这些底层出来的人，因为知道机会难得，所以在此之前拼命练球，刚刚练好就赶上了各种比赛。”
即便成为职业高尔夫球手，过往生活的特征在他们身上依旧明显。周训书还记得，在一次赞助商宴请的聚餐上，有一位中国客人看着球手们吃饭的样子，悄悄地说：“他们吃饭的样子就像农村人一样！”
2005年，周训书还报名参加了中国男子高尔夫职业巡回赛。这是第一场专门针对中国选手的比赛，由中高协和新加坡世界体育集团联合举办。这届中巡赛拿到了800万美元赞助，四季赛事每一场的奖金高达10万美元。新加坡世界体育集团的高级副主席说，比赛的目的是让中国球员知道，靠打球是可以谋生的。
在这种高额奖金的刺激下，很多与周训书有类似经历的中国第一代职业高尔夫球手开始了为奖金打球的晋级模式。 更小的劲敌
从2011年开始，年近40岁的周训书开始感受到一种变化。他发现，靠打职业比赛来养家糊口变得越来越难。这种感受不仅仅来自于自己身体和精力的衰退，还来源于他在赛场上不断遇到的，比他年龄更小、实力更加强劲的对手。
高尔夫媒体人王璨也发现了这个变化，“你看周训书的报道，基本上都是2011年之前的，最近几年已经鲜有他的消息了。”
周训书曾经和关天朗一起打过一场球，虽然他和关天朗最终都没有晋级决赛，但是关等年轻选手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挥杆的动作、姿势，都有国外大师以及顶级选手的影子，但是我们当年都是自己在摸索，没有那么多的章法。”周训书说，当年他练习打球时，几乎没有一个教练愿意给他指导，甚至还阻挠他学习打球，“生怕我抢了他的饭碗”。周训书练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通过私下偷师学来的。
技术层面的差距也是年轻一代球手崛起的原因。一位多次报道关天朗比赛的女记者记得，有一次在上海的一场比赛结束后，一个30多岁的老球员穿过人群挤到关天朗的身边，先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花了十几分钟向关天郎详细询问了一个挥杆动作的各种细节。
残酷的事实逐渐显露。这两年活跃在球场上的，不再是农民出身，25岁才第一次触球的周训书，而是类似于冯珊珊、关天朗这样的85后甚至90后。多次在国际赛场夺冠的26岁女球手冯珊珊就来自于一个高尔夫家庭，她的父亲此前是广州市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广州市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冯珊珊从小学开始打球，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几乎每天都是黏在高尔夫球杆上过生活，十几岁就在国内外长期打职业联赛，并多次获得冠军。
作家丹・沃什伯恩也记录下了周训书的失意。有一次，在一场比赛后，一位优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他给自己的老师，闻名世界的高尔夫教练大卫・李德贝特打电话，做最后的准备。他还当众感谢了著名的表演心理学家（Performance Psychologist）吉姆・洛尔博士，他认为正是通过学习表演心理学，他才得以在赛场上保持良好镇定的心态。 丹・沃什伯恩注意到，听到这些之后，周训书和很多他那个年代走出来的职业球手们一脸诧异和迷茫，“他们似乎想说，表演心理学家是什么？”
此外，最近几年周训书还面临着自己贴钱参加比赛的情况。
在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高尔夫球员有传统的大品牌的长期赞助，大多数赞助只解决球员参加比赛的路费，每年8万-16万元不等。这笔花费对一个富豪家庭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周训书这样的球员来说，拿不到厂商的赞助就意味着他只能自己支付参加比赛的所有费用。另一方面，高尔夫球赛事又通常采用优胜者才能得奖金的规定，这意味着，如果拿不到好的名次，参赛者将空手而归。
2007年参加南京巡回赛的时候，周训书坐了两天半火车去赛场。坐火车去比赛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最近一次参加比赛。如果他坐飞机，就没钱带自己的专人球童，这对大多数中国球员来说也是很奢侈的，他们大多用比赛球场分配的年轻球童。
周训书算过一笔账，从2005年开始，自己光参加各种比赛就倒贴了十几万元，“七成以上都是2011年之后的”。为了减少损失，平时兼职教练的他招了更多的徒弟，他告诉《博客天下》：“我得实事求是才行”。
早年和周训书一起打球的那批“草根”职业球手也在逐渐接受被淘汰的事实。高尔夫各级联赛的颁奖台上已经很少出现周训书这样的老球手了，在很多业余比赛中，他们也很难打进前十名。 周训书告诉《博客天下》，还在打比赛的老伙计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去高尔夫练习场兼职做教练，每天靠赚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教课费用，弥补自己在比赛场上的失意。
也有人干脆不再做球手。周训书掰着手指头细细地向记者数着，当年和他一起打球的那一批人，谁开了一家球具店，或者谁又在做高尔夫的周边生意。
长期在外打比赛和训练，让周训书看起来苍老又皮肤黝黑。有一次，比赛前夕，他和几个球手去外面的饭馆吃饭，曾被老板问，“你们是出来打工的吗，在工地干活挺累的吧。”周训书顺着开玩笑，“我们不仅白打工还得倒搭钱”。 下一个老虎伍兹
现在的周训书已经不再打职业比赛，但是他依旧关心国内外一些大型赛事的球员成绩。每次看到新生代球手夺冠，他的心里不禁暗自惆怅。“有时候我就在想，关天朗这样的孩子，甚至比他更年轻的国内顶尖球手真是幸运。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可能还在家里放牛种地吧。”
偶尔还会有球童和保安慕名找到周训书，拜他为师，希望能够复制他当年的成功。周训书虽然很愿意给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些人有可能还像他当年那样有着专注、勤奋的特质，但是打造中国优秀的高尔夫职业选手，需要更深的专业知识以及绝对的金钱和时间精力做后盾，这是他们所不具备的。
“这个圈子已经不是像我们当年那样依靠勤学苦练和机遇就能成功了，现在打球的孩子们更能迎合高尔夫选手的成名规则。”周训书说。
周训书所供职的高尔夫练习场上，有十几位来自富人家庭的小孩也在学习打球，其中一半都是周训书的弟子。通过和这些孩子接触，周训书困惑地发觉，自己过往的经验已经无法复制在这些新一代的球手上面。
周训书听说，张莹那天原本的日程安排是，上午来高尔夫练习场继续练习推杆，下午则要去学习骑马，还是小学生的她已经拥有一匹估价上百万的赛马，并配有专门的马术训练师。
在周训书看来，因为不担心生计问题，这群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已经无法理解他当初练球时的那种苦闷和彷徨。周训书举例，有时候要求一个孩子练习300次挥杆动作，这在当初他练习打球时只是热身项目，但是这些孩子经常打100下就不愿意再练习了，曾经有一次，一个十几岁的小男生甚至扔下球杆告诉他，“我的生命不应该浪费在这种重复性的动作上。”男孩的举动让周训书难过。
有时候，他会将自己当初下水捡球还债，或者怎么央求球场让他能够下场练球的经历讲给这些孩子听，但是效果并不好。周训书说，从孩子们的反应来看，很少有人能够流露出共鸣的神情。甚至有一次，一个小孩问他，“既然国内的球场不让你下场练球，为什么不去国外呢”。当被告知没钱出国的时候，那个小孩流露出困惑的神色。
周训书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既希望这群孩子能够理解他过往为追求打球而经历的艰辛，另一方面，他也理解这群孩子―他们并不需要像他早年那样通过打球来获得金钱，他们可以更平和地处理自己与高尔夫球之间的关系。周训书教的一位13岁的女孩告诉他，自己希望通过打高尔夫培养特长，争取去美国读书的机会；另一位十几岁的孩子直言，自己以后是要继承家族公司的，学会打高尔夫球可以结识优质的生意伙伴，混进更高端的圈子。周训书怀疑这是孩子的父母教他说的，“不过你看他说话时的神情，他显然对此已经深信不疑。”
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走出国门，去美国等高尔夫发达的国家接受更专业的训练，26岁的冯珊珊和17岁的关天朗，两人在此之前都曾是中国高尔夫“海外兵团”中的一员，到北美专门学习高尔夫球。
再过几天，周训书最近认的“干儿子”，另一位13岁的徒弟黄佳（化名）则要在父母的陪伴下前往美国，接受更专业的高尔夫球训练。他们的目的相当明确，那就是要让黄佳成为下一个老虎伍兹（Eldrick Tiger Woods）。
周训书喜欢和他教的这些孩子聊天，后者能够给他带来更有趣更新鲜的资讯，他们能用英语介绍国外最新的赛事情况，以及告诉周，通过数学公式就可以算出球打出的距离。周训书讶异于他们的成长，“这些现在拜我为师的孩子，大概再过几年就可能后来者居上，超越我曾经最辉煌的成绩。”
现在这位昔日的农民高尔夫球手也开始为自己下一代的出路考虑。《博客天下》采访当天，周训书7岁的儿子正在球场里练球，因为贪玩，他挥杆几下就跑到旁边的办公区玩游戏。每当这时，周训书就会对着他大吼，一通指责。他并非不愿意当慈父，只是心里着急，“为了他我现在拼命赚钱”，虽然不知道儿子最终是否会愿意做高尔夫球手，但是周训书暗自决定，如果儿子决定也打高尔夫，那么他要像其他富二代家庭一样送儿子去国外打球。为此，周训书专门向已经出国的孩子家长打听过行情，一位家长告诉他，以美国为例，一个孩子在国外每年打球的费用要上百万人民币。
周训书相信，只有把儿子送到国外，他才能像冯珊珊等球手那样接受最好的教育和训练。他计算过，如果想在20岁左右开始打国际联赛，那么孩子最晚13岁就要送到国外，“这可是需要一大笔钱。” 两代球手的交替
沃什伯恩第一次认识周训书是在2006年中国巡回赛的上海站。比赛前一天，大多数球手只给很短的时间接受采访，而沃什伯恩的采访对象周训书却和他绕着球场来回走了两个多小时。“我问了他好几次，你不用去训练或者休息一下准备比赛吗？”沃什伯恩说，周训书并没有想要停下来的意思，那个周三下午，沃什伯恩与周训书的话题，从周训书的出生地贵州毕节县的齐心村聊到了现在他所在的中巡赛，那是周训书第一次把曾经连女朋友都不愿提及的过往告诉了眼前这个陌生的外国人。
2007年的中巡赛，沃什伯恩全程跟踪采访周。这是“很花钱”的一年，沃什伯恩雇了一个翻译，每场比赛都和周训书一起参加，住简陋、混合着不知名气味的旅社吃一样的饭。
在沃什伯恩采访的这些中国第一代职业球手中，还包括曾经是农民的陈小马、小时候靠捡高尔夫球卖钱的吴康春、酒店娱乐休闲厅的管理员肖志金和兵厨的儿子元天等等。沃什伯恩从没想到第一代中国职业球手的背景如此相似，“你在美国巡回赛里很难找到这种出身的球手”。
在中国高尔夫的发展史上，那是一个特殊的、高尔夫刚起步的时代，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球场建于1984年，10年后“职业高尔夫球手”这个词才在中国出现。“在1990年代，不管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人通过学习和训练，都有机会实现梦想，成为优秀的教练或球手。”沃什伯恩说。
然而在二十多年后的赛场上，曾经的“蓝领球手”们好景不再。去年4月，美国职业高尔夫巡回赛中国系列赛在海南落下帷幕，沃什伯恩在排行榜上几乎没有看到几个曾经熟悉的中国名字，“大多数上榜的中国选手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沃什伯恩告诉《博客天下》，他离开中国前的最后几年，也恰好是中国新一代球手逐渐崛起的时候，这些年轻球手人生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球。“就像美国的老虎伍兹一样，比起周训书那种家境贫寒，二三十岁才接触高尔夫的老一代职业高尔夫球手来说，这些新人来自富裕的家庭，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得需要他们足够有钱才行”。
据《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拉莫尔（Brook Larmer）调查，现在中国的高尔夫球职业训练花费非常巨大。从刚起步时，许多高尔夫家庭的花费就已达到每年3万美元，用于学费、果岭费和参赛与去训练场地的交通费。当这些孩子赴美国参加少年组巡回赛或在中国聘用全职外籍教练后，这笔费用还将直线上升。
丹尼尔5岁的时候，父亲唐辉就告诉他，“如果你专心练高尔夫球，我花多少钱也愿意。”从那以后，唐辉和妻子为了独生儿子的高尔夫球生涯，把家搬到了一座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房子，唐辉在家里的三楼铺上了一块37平方米的果岭（果岭：指球洞所在的草坪，果岭的草短、平滑，有助于推球），这块果岭的面积大约有能够容纳60人的中学教室三分之二大，这样，漫长的冬天里丹尼尔就可以在家练球。
沃什伯恩说，类似丹尼尔这样的富人孩子是很难体会到周训书每天晚上在宿舍楼顶上，用塞满水泥的破矿泉水瓶自制的球杆练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在沃什伯恩看来，逐渐退出舞台的周训书和他曾经的竞争对手们，已经基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完成了生活和社会地位的转变，“他们将会是最后一代蓝领高尔夫球手。穷人们仍然可以从当球童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如果再有第二个周训书出现，那又会是个大新闻了……毛泽东曾经说高尔夫是富翁的游戏，现在仍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