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说：“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只要我默默递出酒杯，你接过送入喉咙即可。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居住在语言终究是语言，也只能是语言的世界里……”
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这些华丽的语言，但他们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语言不单单是语言，还可能和经济行为密切相关。比如温州话的独特性，对于温商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基思・陈和他的研究团队则认为，语言和储蓄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基思・陈注意到，参加经合组织（OECD）的这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社会制度、市场开放度、自由贸易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是年储蓄率截然不同，有的为该国GDP的1/3，有的则刚刚超过1/10。
基思・陈将这种差异和语言联系了起来。他说：“我是个在美国长大的华裔，我很小就注意到中英文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打个比方，‘uncle’这个单词在美国使用起来简单、明了，然而在中国，必须有清晰的家庭关系表示，比如伯父、叔叔、舅舅、姨父、姑父等，这种差异说明，中国是个更重视伦理关系的国家。”
而另一方面，在表示时间的差异上，英语则要复杂得多：在英语中需要用明确的语法变化来表示不同的时态，需要很多的元素来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然而在汉语中却极为简单，在时态区分方面，中国人并不是十分重视。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文并没有将时间进行严格的分割。
基思・陈接着说：“这种差异不是只有在中英文之间才有。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但英语算是这个语系中的一个异类，它是日耳曼语系中唯一需要强调时态表达的。”
于是，基思・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对时间的不同表示，是否会影响到思考时间的方式和对时间段的偏好？如果你说的是需要区分将来时态的语言，这意味着你需要在语法层面将未来和现在明确区分开来。这种细微的差别可能会导致你觉得“未来”更加遥远一些，因此，你要存钱的动机也可能更小一些。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基思・陈的团队在研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数据后发现，语言中没有十分强调区分时态的国家比区分时态的国家储蓄率更高，平均差值为各国年GDP的5%。当然，这个数据还远远不够，他们又通过海量的数据用精确的方法研究发现：语言的时态特点的确影响到居民的储蓄习惯。在语言中没有区分将来时态的人，比有区分的人在任何给定年份中，储蓄的比例都要高30%。
原来，我们的语言真的是银行存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