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图书馆（比如上海图书馆）里都设立有“名人手迹”一类的收藏部门，征集名人的信札、书简，并且陈列展览。对名人手迹感兴趣的人很多，所以在收藏品市场上，那些手迹的价位也在攀升。
在商品经济下，名人具有名牌效益。人一旦成名，过手之物都变得非凡。一次在美国看电视，克林顿总统签署一份文件，签下自己的名字依次换了四五支笔，于是这四五支笔都成了“克林顿总统签署XX文件用笔”。必定是索求“名人笔”的人多，克林顿才采用了这个“一字多笔”之法。
名人之手固然可以生出许多“手迹”，但在地理这一行，脚比手重要，地理学不重视“手迹”，而重视“足迹”。所谓足迹，泛指人的经行之处，并非真是双脚之印记。中国古代文献中，“迹”字用得很多，大多是指名人之迹、圣贤之迹，也有与人文相对应的鸟兽之迹，古人从“迹”字引发出许多大思想。如今，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时间地理学”，考察人的“生活路径”（life path），所谓生活路径，也就是在时空中的“迹”。
“迹”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或动物的脚走在地上留下的痕迹，中国古人对“迹”早有留意。《论衡》说：“占迹以睹足”，说明从“迹”可以推断足行的特征。古时鸟兽众多，腿脚各不相同。古时人与鸟兽亲近，鸟兽之迹的多样性引起古人的注意，在《尔雅・释兽》中的确保留了一些关于兽迹的分辨。比如：麋，“其迹躔”；鹿，“其迹速”；兔，“其迹”；豕，“其迹刻”；狐，“其迹”。鸟兽之迹虽属自然，但在人与鸟兽亲近的古代，鸟兽之迹也与人事有关。我们古代有模仿鸟迹而发明文字的说法，曰“见鸟迹而知为书”，“仓颉起鸟迹也”（《论衡》）。我们在《周礼》中看到有一种官叫“迹人”，他们“知禽兽之处”，“掌邦田之地政”，意思是负责猎场的管理。
《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草木畅繁，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后来禹平水土，“中国”才得以开发。在《孟子》的叙述中，鸟兽之迹与人文开发相对应，开发了，鸟兽之迹当然为人文之迹取代。古代最有名的人文之迹与大禹的功劳相联系，所以称“禹迹”。禹迹指大禹经行过、治理过，因而变得文明的地方。
“迹”字本来的意思很简单，但与圣贤人物的活动相联系后，意义就变得伟大起来。圣贤人物的一生作为，往往称“迹”，如尧舜之迹，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之迹、周召（周公、召公）之迹、孔子之迹、王迹等。这些“迹”都代表了不起的事业，所以有时也写作“绩”。《管子》一书中称施行德政为“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我们注意到，无论“迹”字的含义如何扩展，其最初始的意思，即地面痕迹的意义，总还是存在的。圣贤的地面痕迹虽然不必刻意指有形的印记，但往往有一个地理范围或一些代表地点，所以“迹”的地理意义是最基本的。“禹迹”是古代“华夏”文明地理区域的代名词，与周边四夷“蛮荒”的地域相区别，“禹迹”也就是“禹域”。所谓文武之迹、周召之迹、孔子之迹、王迹等都在禹迹之内，那些圣贤的活动范围都未超出大禹平水土的范围。后来“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华夏地域内又分出九个区域，于是“九州”又成为华夏区域的代名词。九州后来又被衍称为“神州”、“九有”、“九域”等。这些不同的表述华夏疆域的地理名词，其本质都是“禹迹”。宋代画全国地图，还称为《禹迹图》，说明“禹迹”在中国人地理观中的根本地位。
《易经》说：道是“无心无迹”，而圣人则“无心有迹”，因为圣人有“经营之迹”。中国古代崇尚先贤之“迹”，因为后人要“履”其“迹”而行止，有仿效先人、景仰先人的意义。述“迹”，是一种依托大地的纪念形式，而这种纪念形式因为不脱离当时的场景，所以具有特别的打动力。我们登泰山，在“孔子登临处”，体会“小天下”的胸怀，无人不被震撼。先贤已然远去，而其迹犹在，讲述中国的大地山川，如何忘得了那些先贤的圣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