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代史家不断探索历史编纂学，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史书体例。章学诚在总结历代史家的编纂理论基础上，认为史学编纂一定要重视图的作用，并提出自己的设想。
关键词：章学诚；历史编纂；图学
一、引文
由《春秋》、《左传》所开启的编年体史书与由《史记》、《汉书》所始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依托于一代代史家的不懈努力，这两种史书体例不断完善，然亦不免生出许多流弊。
刘知孜郊痛体裁：“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①。先是纪传体裁本身就存在“岐出互见之烦”，而后世又不知变通，渐至其冗滥不堪。编年体裁有“年月后先之累”，虽经由《资治通鉴》而发展至一个相当成熟与完善之程度，然亦存在“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②的缺陷。
各种体裁初始都不可避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后再固守旧有体例，不知变通，为体例所束缚，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又会生出一些新的弊病。在清人章学诚看来“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③。
南宋时期，袁枢撰结合纪传与编年的优劣创造纪事本末体，书《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对于此种体例评价颇高，认为它有《尚书》之遗风。
当然，章学诚对于历史编纂亦有其自己的设想，《书教下》一文中言：
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想体例，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④
史家对于历史编纂的探索不断深入带动历史记述体裁的持续发展。然而，却忽视了一些器物类、宫室类的详细说明，这些说明如用文字很难得到详细具体而直观的表述，易使后人混淆。章学诚以图为历史编纂的补充，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
二、图・缘起
古时有“河图洛书”一说，图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可见一斑。郑樵于《通志二十略・图谱略》言：“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⑤图与书相辅相成，可窥得图之重要。
章学诚对于图学于史学之功用又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图能够简单而又直观地记录并说明一些很难用文字表述的事物。又后世史书渐变冗长，图的这一作用又可减少许多文字上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史书冗长之状，“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先儒尝谓表阙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⑥。
图学体系在章学诚所期翼的史书体裁的构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图的形式来表现那些文字难以表述的“名象”，以节省篇幅，减少冗滥，进而开创一种简单明了的新体裁。
三、图・失落
既然图学有如此的必须，为何后世却失图学。
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认为此源于刘歆在整理先秦传世文献之时，仅收书不录图之过。后虽有王俭作《七志》，以一志专门收图，然至阮孝绪《七录》，将图归于部录，谱归于记住，图再次散佚。及至隋代出现“隋家藏书，副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
至明清之际，学人有一个普遍观点认为，图之缺失，因图不可诵读，故而可诵读的书仍存，图却不可考。对此，章学诚持不同态度，谓：“夫图不可诵，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表著于史，而图不入编，此其所以亡失也。”⑦
其在《序例》中提及，“图学失传，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遂使后人修史，不知采录。”在《序例》中也重申了这个看法，“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⑧
当然，这只是图学失传的历史因素。图学之所以为后世所失，更重要的在于两个现实原因：一曰“争于绘事”，即过于强调图的艺术表现力，忽视其作为历史载体的作用，后遂发展为文士的玩物，“实无当于大经大法”。对此，刘咸宰鞒隽烁为浅显易懂的解释，“实象之图，非为玩具。后世山人充隐，争图玩好，无当著述，徒祸枣梨。甚有凭虚摹写古人相貌，刻画美女，行同戏剧，益不足以言图表矣”；二曰“同乎髦弁之微”，后世史书并不重视图的绘制，许多地方方志中虽有附图，然其图仅仅作为“一书之标识”，仅大体描画出名胜山川之走向，不诉诸于细致严谨的描绘，更无图学思考在其内。此两者，让图成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⑨。
明清之际，图学偏向于地图的形式，地图学可谓图学体系为数不多保持着活力的门类。崇祯年间，吴国辅绘《古今舆地图说》三卷；清道光年间六承如补李兆洛《历代地理沿革图》成《历代地理志图》，同治年间，厉云官又补编成《历代沿革图》。除此之外，杨守敬、董佑诚等已有关于地图学的著述。
这些图仍都束缚于传统地图的两大体系之内：“一个是平面符号体系，一个山水写意体系，在绘制上，前者多是计里画方的方法，后者多用散点透视方法，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10。上述历史地图主要呈现政区沿革境界疆域山川名实的内容，缺乏对于山川、环境、经济、文化、军事、政区的综合表现。明代末年传教士带来西方的经纬测绘地图技术，然就整个清代而言，用此法绘制地图者寥寥无几，大多数中国地图仍沉湎于传统的体系之中。明清之际的地图虽为图，却与章学诚心目中的“图学”体系相去甚远。 四、图・大用
章学诚对图学益处的总结，前辈白寿彝先生归纳为三点：
其一，节省文字而形象鲜明，可以起到直观效果。
其二，不会因年代久远而传抄失实，导致鲁鱼亥豕的谬误。
其三，根据图形可以识别历代名物，不至于后世空言争议，有利于实学。B11
所谓“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亥豕不得淆其传，笔削无能损其质，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检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舆，或不至于若是茫茫也”B12。
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图的作用之巨。随着传统史学的发展，史书的篇幅亦越来越大，仅仅看到这些书的部头，就不免让人心生惶恐，图学在去除冗长的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大大缩减描述性的说明；其次，图可以更加清晰地描述名象类事物，譬如宫室、器具、衣饰等，不至于由文字说明而生出许多异议。当然，古时史书许多源自手抄，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别字，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但也应注意到，以当时的印刷、传播水平，亦很难保证图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发生错误。
因此，笔者认为图学的作用应再加上一点，“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即图与文，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互证来避免传播过程中的差错。此亦有利于学术的传承，若相印证之图、书散失其一，还能够通过描述图的文字或表现文字的图像来最大限度地还原另一方。
由是，图学体例的完善可谓十分必要。
五、图・补疑
图学已散失许久，如何重建可谓任重而道远，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对此，章学诚对图学方面所存在的两个疑问做出了解答，一是，图必须依靠书的说明，若是关于图的说明过于详尽，不会让图反而显得多余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章学诚继承了郑樵的观点，“体有所专，意亦有所重也。古人书有专名，篇有专义，辞之出入所非计，而名实宾主之际，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B13。不必苛求于体例，比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虽然名曰表，但是其叙述官制内容很多，看上去更似志或文。另如《汉书・律例志》中排列三统甲子，更像表而非志。
二为，图的类别众多，岂不显得繁琐？章学诚认为将图分门别类，附之以说，这个问题即可避免。
在体系的架构上，章学诚从方志学的角度将图学分为四个大类：舆地、建置、营汛、水利。这些皆是史学中的经要，而仅以文字记录，不免让人产生茫茫之感，故而作图以实之，“用备一家之学，而发其例于首简云尔”B14。
对于图的施为之处，章学诚不免讲的有些仓促，让人意犹未尽。前人刘咸栽谕嫉木咛迨┪之处做出了增补：
图之所施，有实象，有虚数。实象非图不明，如天文、算术、地势、宫室、人类、器物、仪注，实用于人，非徒口说。史家谱系表历，可省繁文，兼便循省，古之所谓图者此也。至于虚数，则不必皆图，盖其变动不局，配合有定，读词而知，察理而得，如《易象》、《五行》是也。其为图者，以便学者耳。故五行之学，上原《洪范》、《月令》，因理造图，繁衍不穷，彼固学有专家，以图为授受。然挈其要领，图已患繁。乃后世好奇，物必为图，虽词有可了，亦必故作图以夸张其术。言性理者，拈取孔孟话头，强立为图，无一定之规条，徒纷更而眩瞀，亦可嗤矣。B15
刘咸越图的施为之处，分为实象与虚数，进一步明确了图的作用范围。可谓章学诚图学思想的一大补充。
观章学诚的图学思想，可见图学对于史学之重要性。图，不仅仅应为单纯的图，而是一个成系统的，图与文，图与图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图系。能够通过这个图学的体系来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更与利于史学的发挥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