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杏花的清香伴着阳光，闯入窗户，国父盯着对面墙上一幅铅笔画，寥寥几笔，画着长长的街、几棵梧桐。他喃喃道：“婉儿快来，这辈子我亏欠你最多……”
倚着魁梧梧桐做春天的梦
12岁以前，孙琬只与父亲见过两次面。整个童年，她一直随母亲住在伯父孙眉家，对于“父亲”一词几乎没有概念。她唯一印象，就是每问及父亲是怎样的人时，母亲会把她搂得紧紧的，目光也瞬间变得云雾缭绕，“你爹啊，瘦瘦的，矮矮的，像一截小乔木。”
她不懂什么是乔木，在她眼里，似乎全中国的人都认识父亲，唯独她不认识。
她16岁时，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把权力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为收买人心，特批孙中山之子孙科以“勋人子弟”的身份，官费赴美留学。孙科赴美的同时，给妹妹孙琬争取到了加州国立大学的入学资格。
当时，“同盟会”中坚人物宋教仁、黄兴等都在美国，为孙中山的救国运动筹备资金，并进行人员贮备。这其中，王伯秋曾风云一时，深得众人赏识。孙中山要求安排人照顾孙琬时，黄兴想到了王伯秋。
孙琬在西方新思潮感染下，像一只刚飞出樊笼的小鸟，感觉处处花红柳绿、欣欣向荣。王伯秋细心呵护，让自幼缺少父爱的她如沐春风。每每夹了作业本走出校门，沿街散种的梧桐把影子拉得长长，王伯秋的身影就参杂在树影里，“瘦瘦的，矮矮的，像一截小乔木，哦不，像一棵魁梧的梧桐”。
“魁梧的梧桐”会接过她的作业，若有雨，便会撑一把伞，阳光太烈了也会。久违了的安全感、疼爱第一次逼真地降临在她心上。
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令嫒似乎恋爱了。”听到王伯秋的名字，孙中山坐不住了，立即拍电报给黄兴，“据我所知，王伯秋是有家室的，这怎么行？我的革命精神之一就是推翻一夫多妻……”
国父女儿身份反成绊脚石
早在15岁时，王伯秋就按老家旧俗，与一个名叫李澄湘的女子结了婚。这事，他第一次拉住孙琬的手时，就说了。“家里老母的一切起居杂事全靠她操持，即便解掉婚约，也要给她一个好归宿，也要有一个好时机。我需要时间。”
“你是革命的时代的，是全世界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只要和你在一起，我甚至可以允许你有一个妻子。”孙琬不以为然。或者在心底，“怪怪的父亲”没给她什么好印象，她甚至有“父亲反对的，我就偏要拥护”的反叛心理。
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爱情好了，世界就好了。花正香，天正蓝，世界无非一颦一笑地相守，如此简单。
黄兴不止一次找到孙琬，“新革命的方向之一便是提升女权……汝为国父之女，当成此中典范和楷模。”
“提升女权，也便是女性有自我独立、自我主张……女权便是争独立的婚姻自由。”
孙中山拍电报要求孙琬退婚回国。
孙琬很难接受。从小并没得到多少父爱，父亲是个冷冰冰的“伟大人物”，是属于国家的却“不是属于我的，甚至连我的婚姻也要横加阻拦”。
1914年，孙琬与王伯秋对月成婚。
王伯秋原担当要职，因“重婚”一度被降格到长乐县任县长。他相信凭努力可以重拾国父的信任，几年间把长乐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在孙中山心中，“革旧式婚姻的命”的信条从未打破过。
王伯秋常在夜里醒来，泪流满面，“无论我做得多好，都抵不上他一句话。”
“爹不过在等你离婚。虽然我不在意这个。”孙琬微笑着枕在丈夫胳膊上。
“我把一穷二白的长乐县整治得民众富庶，没用;我建国十二策被采纳了七项，没用;我捐了全部家产，还是没用。非要我以死殉国，才能青史留名吗？”
孙琬终于懂了，是她阻碍了丈夫的进阶。她非但没有因为国父女儿的身份，成为丈夫封侯拜爵的推手，反成了绊脚石。
1918年秋天，孙琬拿了两张去美国的船票，对王伯秋说：“去看看我们相识之地加州国立大学吧。好多年了，校门口那两棵梧桐不知还在不在。”
景色依旧，心却沧桑得不忍触摸。黄昏，落叶如蝶，孙琬叹了口气，“所谓漂泊，不是找不到家，而是心无置处。”她掏出早订好的回程船票，递给王伯秋一张，再看看自己手中那张，“好好保重，国家还需要你，而你已经不需要我了。”
撕成碎纸的船票随着落叶，飘荡在异国的夕阳里。
第二天，加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份署名启事。孙琬与王伯秋的一纸婚约，在离家万里之处，宣告结束。
离婚后，孙琬依然牵挂着那个曾对她无微不至的好男人。
孙琬单纯看到“姓王的因为自己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没看到王伯秋的官场起伏，更多是被政局、国事左右，所以对父兄的成见愈发深了。
1969年，孙琬和女儿回忆往事时，仍一脸郑重，“我对你外祖父是有意见的，他居然用女儿做他政治的牺牲品。”
用一切来报复父亲的不接纳
戴恩赛的出场顺理成章。
戴恩赛却不希望今天下雨，若有雨，就打扰了他的婚礼。门前条幅已高高挑起，“国父中山之女与梧州市长戴恩赛百年好合”。
贺喜的人络绎不绝，只是看不到孙中山的影子。听说孙中山事务繁杂，不能亲自前来执礼，宾客们无不竖起拇指称赞他公而忘私。 新郎哂哂地笑，并不作声。
偏阁里，孙琬静静坐在窗前，手中是刚收到的一页电报，“今闻大喜，只做小祝，他日若聚，定当小酌。”落款是“纯焘（王伯秋字）”。
无论从何角度去衡量，戴恩赛都足够出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材生、国际法博士、梧州市市长，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成熟又稳重。对他的求婚，孙琬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许父兄出席婚礼，二是在婚房门前种上两棵梧桐。
孙中山得知消息，对着夫人宋庆龄叹息连连，并嘱咐夫人给孙琬写信。宋庆龄在信中说：“希望你们将会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4000元……”孙琬没回信，钱则转交给母亲。
这是婉转的拒收，就像当初孙家拒收王伯秋一样。为报复，女人会不惜时光、婚姻，一切拿得出手的赌注。
作为遗嘱见证人，戴恩赛陪伴了国父的最后一刻。他无数次向孙琬提起，国父生命最后几分钟里，一直拉着自己的手，说“婉儿快来”。
一生捏紧那多情的叶片
“我终将是要追求一番作为的。当年为了这个作为，我放弃了爱我的人，那我就只能用这作为来回报我的爱人了。”1944年，王伯秋成立“明天剧团”，力主抗日救国。
西南联大校长竺可桢、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曾邀他出任教务长，他推辞。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他出任省民政厅厅长，他也推辞，准备前往重庆抗日一线。
抱必死之心临行之前，王伯秋给孙琬留下一封万言信，细数多年来事业起伏，声称孙中山是自己毕生恩师和领袖，自己的浮沉并非孙家“官报私仇”。“至于辞婚之事，我错在先，实不关先生分毫。”他还说：“你只需记得，我是爱你的。”
遗憾的是尚未动身，王伯秋便因肿瘤病逝，享年61岁。
孙琬闭门谢客数月之久，她把王伯秋和自己当年的照片整理成册，偶尔在照片旁写几个字，或画几笔画。
1955年，戴恩赛去世后，孙琬隐居澳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会略显紧张地手指紧扣，目光深深地望向窗外枝影横斜的梧桐。“戴先生一直跟随父亲……不止一次跟我提过父亲的操劳和艰辛……据说无论何时何地，父亲手边都存着一张我的照片……他（王伯秋）的担当太多，根本没时间给我解释，当时的我也实在太过倔强，不屑于听到他的任何解释。当我幡然醒悟之时，一切已如黄花逝水。”
所有记者都会问及她的爱情，她只笑，从不说话。有些疤痕，还是自己藏好。
1969年，女儿王蕙公差去美国，就在加州大学附近。孙琬说“带几片校门口的梧桐树叶吧”。女儿如约寄来几片叶子。粗粗的脉络，大大的叶片，像爱人的手掌。
这几片叶子再没离开过她身边。直到1979年6月3日，叶子滑落孙琬的手。
一片叶子落地用不了一秒钟，而在孙琬手上，足足用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