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有着相似的学术起源、类似的话语结构与知识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构成的学人共同体，学术谱系在知识传承过程中起到了维系纽带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五四时期推崇全盘西化的后遗症抑制了当代学术谱系的建构，造成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谱系的危机。根据对陶行知研究史中学术谱系的分析，只有努力突破“当代人不做当代史”的局限、适度缓解学者们对“拉帮结派”的顾虑以及中西学之间的隔阂、为当代学术谱系的构建寻找到诸如口述史等合适有效的方法论，庶几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学术谱系体系。
关键词：当代；学术谱系；陶行知研究史；口述史
“谱系”一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概念本源出自中国传统的“谱牒学”，属于家谱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以家族的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人群系统。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谱系”的概念从家族血缘关系逐步衍伸发展开来，成为一种解释物种变化体系的语言。在西方文明中，谱系作为物种遗传学的结构基础，串联起家族链条的遗传变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谱系强调个体在变化发展中的相似性而非起源的同一性，这就意味着谱系内部成员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这一点正如福柯所说的：“并不就此要在个体、情感或观念中寻找一般特征（这个特征把这个个例划归为同类），并不是要断言：这是希腊人，那是英国人；而是要去辨认细微、独特、属于个体的标记，这些标记在个体中交织成为一张难以解开的网。这样一种起源远不是相似性范畴，它要梳理所有标记，以便将它们逐一区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谱系学都成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它关注起源，寻找起源中的偶然、意外事件和不稳定的权力，“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它的任务并不是先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然后揭示： “过去仍在，仍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并在冥冥中唤醒它。……相反，追寻来源的复杂序列，就要坚持那些在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确定偶然事件、细微偏差，或反之，去确定错误、错估和那产生了现时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错误演算；揭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如果我们也从谱系学的角度来看，福柯的这一谱系学思想是在尼采谱系思想上的延伸发展，他紧紧抓住了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Ursprung'’一词。-这一词语尼采曾多次使用，包含了起源、诞生、出身等多种含义，正如尼采自己所说的：“追寻事物起源的知识探索者总是相信，他们的发现对于未来的所有行动和判断都是无比重要的；他们甚至总是预先假定，人的拯救必须以对于事物的起源的洞见为前提。”继承了尼采谱系学说的福柯，不仅强调对起源的探讨，他更执着于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在福柯看来，谱系学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性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强调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砌的材料”。经过尼采、福柯的传承发展，谱系学不仅仅关注对历史起源的研究，更强调打破起源的同一性，分清历史盛衰的不同阶段，确定历史发展的伸缩范围，“这种方法试图拆解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锁链及其目的论的终极归宿”。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谱系学的研究者们都强调对起源的探讨，西方学者则更试图对利用先验性悬置结构摧毁起源的同一性特征。“意在强调它的某种特异性、独立性、客观性、自主性，甚至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偶然弹性’，或非同质化的、非‘必然一律性’的特征。”随着谱系概念的不断衍伸，其外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家族的范围，更是扩展至学术圈，这也促发了学术谱系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具有最为庞大的学术谱系。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董仲舒、韩愈、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戴东原、王国维，几千年的传承始终无法改变这一谱系内在的学术追求与价值信仰。当然，不仅只有儒家，其他任何一种思想流派都在努力构建自身的学术谱系。这一思想深入中国文化的精髓，使得中国古代诸多学人在学术研究的开始便归宗溯源。正如家族开枝散叶一般，学术谱系也经历了不断承继与嬗变的过程，学派内部不断涌现出新的领军人物，在开宗立派之间迅速扩大了学术谱系的覆盖范围，逐步有了主次之分、大小之分。如儒家、佛家、道家成为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主干，玄学、理学、心学则成为了次属，当然次属还会继续分裂出若干不同属性的学派，将学术谱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古代学术的这一特性，杨矗认为，正是有了这些谱系且谱系不断细化、不断交融，才促使了中国学术不断的向前发展。
西方虽然直到尼采、福柯才开始对谱系学有了详尽地阐述，但事实上，学术谱系的划分一直贯穿着西方学术的始终。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一脉相承，再到近现代的实用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等诸多学术派系的涌现，西方的学术传承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完成了自己的谱系建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态势，也在于西方学术与中国学术的相同的内在性，即基础的主干性学术谱系的内在扩张需求。每一位学术谱系的成员，都在接受与传递之中完成了自我知识的更迭与发展，形成了烙有自我标签的学说体系，在这一内在需求的驱动下，谱系的发展与嬗变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在对中西方学术谱系的历史梳理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如下定义学术谱系：学术谱系应是一个具有相似的学术起源，类似的话语结构与知识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构成的学人共同体。在这一团体中，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纲领、旗帜性的引领人物，对内而言，谱系应具有传承核心学术理念的功能；对外，它需要对核心学术理念不断加以阐释嬗变，以助于谱系的开枝散叶、开疆拓域。在相似的学术起源这一点来看，学术谱系中更应该突出师承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是由中国历代相传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正如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所强调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师承与学术的关系远不是西方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所能比拟的了。在中国学术谱系发展史上，“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现象是极为常见的。谱系的创建者以其丰厚的学养和知识，构建出特有的学术体系，后学则应不囿于师门之见，进一步对师说承继甚至批判发展，才能够将学术之路发扬光大，“学术谱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维系学术的连续性，并为学术积淀提供内在逻辑和学术建制的双重保障”。 二
尽管学术谱系一说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自“五四”以来学术谱系的建构开始呈现出一种断层。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全盘西化的极端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遭到部分人的摒弃。但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顽强的生命力及学术惯性，在建国前，各种学术谱系的繁衍尚能继续维持，一时难以完全断裂。这一局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彻底改变。由于学术政策的失误与偏颇，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控制，掣肘了学术谱系的发展，以至于当下很少有学人谈及学术谱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说谱系却异常强大，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学说本应作为指导思想，在宏观上对各种学术谱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另外，“文革”之后学者畏于“拉帮结派”之言而不敢再提及谱系的建构，比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其门下弟子中有诸如桑兵、虞和平、马敏、朱英、彭南生、周洪宇等一大批知名中青年学者，客观上已经形成了特有的章门学术谱系。尽管章开沅甚至其弟子都已经开宗立派.但囿于上述两种原因，迄今难有学人对章开沅这一学术谱系进行研究，甚至于没有学者对章门是否形成一种学术谱系做一定论。这种中国固有的学术谱系传统的缺失。使得当下中国学术界对内缺乏对自身学术系统的有效梳理。对外来看，“文革”之前学术界完全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学说的不断涌入，学界又陷入了一种疯狂引入西学的境地，完全忽视了传统学术研究的优势，一味追随西学，无视甚至贬斥中国学术传统。事实上，没有中国内在学术谱系作为支撑，再强大的西学引进最终也不过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在经历了百余年欧风美雨的荡涤之后，我们似乎更应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哪些是需要扬弃的，哪些是值得保留与发展的。显然，受到中西方学界共同重视的学术谱系理应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之中。对于学术谱系的建构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到以下几点突破：其一，突破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谱系代替其他学术谱系的观念。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说谱系的强大一度让中国固有的学术谱系销声匿迹，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诸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国近三百学术史》等强调学术谱系的研究在进入当代以来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宏观的指导性的方法论，它起的作用应该是指导各类学术谱系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也应该是不断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其二，突破“拉帮结派”之虑。之所以当代中国学术界少有人提及学术谱系，是因为学人多有“拉帮结派”的顾虑。这不仅是部分学人出于对“文革”斗争后遗症的顾虑，也有学术场域之争的担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所谓科学团体一其实它并非一个真正的团体.而是一个充斥着竞争的场域。”⑩学术场域是生活场域的延续，在布尔迪厄看来，学术场域就是一个争夺资源的场所，根据个人或团队资本总量的不同达到支配学术研究领域的目的。依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来看，学术谱系一旦形成，就有可能打破某一学术领域的场域均衡，场域内部必然会陷入一种为争夺资源而产生的混乱之中。因而，也许是出于一种中庸之道的想法，即便是在国内某一研究领域已经形成特定谱系图的学者，也基本无人提及学术谱系建构。其三，突破中学与西学的隔阂。正如上文所述。谱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学术传承.同时在西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何能够将东西方对于谱系学的研究合二为一却是我们当下急需突破之所在。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为西方学术思潮的跑马场，一时间不懂西学、不通西学成为了学术落伍的代名词。西学是好，但也不可冷落了中国传统学说的优势。故而，在学术谱系建构这一点上.最为合理的作法即是结合中西谱系学说的优势，要达到“洋为中用，中学为体”的目的，也就是西方谱系学的中国化，中国谱系学的深入化。只有在这三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学术谱系的建构才能够复兴并超越以往，达到更高的高度。对于当下中国人文社科中的学术谱系危机，杨矗更是直呼：“当下，我们不光急需中国自己的‘话语’，而且急需中国自己的谱系和体系建构！”
从杨矗的话语中可以发现，学术谱系与学术体系建构有着极强的联系。确实，作为学者而言，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是建立一门学科的特有学术体系。但事实上，仅仅凭一己之力，在有限的时间内确实难以完成。此外，鉴于科学知识的不断完善，学科体系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体现在知识本身内在的延续性和能动性上。具体而言，知识是一个不断累积叠加的过程，正如知识社会学者卡尔・曼海姆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在进一步思考其他人在此之前已经思考过的东西，“每个个人都在双重意义上为社会中正在成长的事实所预先设定：一方面他发现了一个现存的环境，另一方面他发现了在那个环境中已形成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罗伯特・默顿则将这一问题放大至整个科学界，他认为“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独特的进化中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所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学术体系的完善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从笔者为学术谱系所下的定义来看，学术谱系的构建就是一群相似的学术起源、类似话语体系的学人为着学术体系的完善所作的根本性保障。
中国传统史学有一种观念，即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强调盖棺才能定论。从这一角度出发，属于当代学术史范畴的当代学术谱系建构自然也甚少有学者问津。确实，评骘在世硕学，难免有学力不逮之感，且唯恐有所偏失，挂一漏万。但我们也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历史与当代历史的区别。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学科性质单一，多为政治史，突出精英的作用，故而，在受到封建统治政权的影响下.撰写当代史难免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治史者强调让后人撰史，以为更公正客观。历史发展至当代，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封建政权的统治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强加在治史者肩上的政治重压已经逐步减少，这就为当代史的修撰提供了政治前提与可能。此外，历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及细化迫使我们必须为后人留下更多史料。中国传统史学多强调政治史，当然也涉及一些学术史，多为上层建筑的历史，但当下中国史学研究早已眼光下移，将目光凝聚在社会史、生活史、身体史、活动史等新的领域。领域的不断开拓细化.这就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至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史料的搜集范围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在如此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倘若我们的治史者还局限于“当代人不写当代史”这一狭隘的、停滞的观念中，我们何能为后人选择性的留下有价值的史料？我们今日在感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史料过于单一和不足时，是否也应该考虑为我们的后人留下立体全面丰富的史料呢？从这一层面来看，任何一个有远见的学者，都会赞同将当代学术谱系纳入研究的体系之内。毕竟时代在变，传统的治学观念也需要改变。 对于当代学术谱系如何成“史”这一问题，陈平原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好处是感受真切，缺点则是分寸不好把握”，他还提出了要突出以问题为中心的“专”与“精”，而非面面俱到的通史研究。陈平原提出的中肯意见就要求“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当代学术史不加偏颇的呈现出来。此外，陈平原突出强调学术史研究要从学人研究人手，也就是借助中国传统的“学案体”方法人手，以人为中心，梳理人物师承流派、思想发展的内在变化。陈平原的这一思想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将人置于了历史研究的中心，弥补了中国思想史、制度史研究中“见事不见人”的缺憾，将历史带入了一种生动的景象之中。杜维明也指出，“对学术大家进行个案研究的成果越多，对学术谱系的建构就越有利。目前，中国学术研究的条件很不错，完全有可能对学术史上的主要人物展开研究，取得丰厚的成果”。⑩一个较好的例子是，湖南理工学院的余三定教授借助《云梦学刊》这一平台试图完成对当代学术史这一学科体系的建构。他认为，当代学术史包含了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学者个案研究、学术批评等多个方面。他强调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重视学者的个案研究，此外还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论，即借助口述史的方法了解学者“心灵深处的心理动机和内在动力”，“重要学术活动、重大学术事件的内在原因和深层背景”。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他结合陈平原、贺卫方、欧阳哲生、郭世佑等一批学者的研究，出版了《当代学术史研究》，在理论的顶层制度设计层面为当代学术史的学科建设规划好了蓝图。
结合当前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属于“信息时代的史学”，这已经与信息量闭塞的史学时代截然不同了。故而，无论是针对学界的呼声。还是出于对当代史料的保存的目的，我们都应该扭转长期以来传统史学对我们的影响，逐步重视对当代学术史及学术谱系研究的重视。
正如陈平原、杜维明所强调的，要重视对学人的“研究的研究”，从学人的研究成果人手，分门别类的对各人成果做一考镜源流的爬梳。当然，学术谱系与学术史两者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两者是一种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学术谱系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保持了一致的价值取向，强调对谱系学人的研究，但学术谱系更强调相似的学术起源，类似的话语结构与知识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条件的附加使得某一领域学术史中留有名册的诸多学人难以成为谱系中的一员，成为游离于谱系之外的散户学人。
散户学人是指对某一领域进行零星研究的学人群体。他们或因为研究热潮兴起，短期内跟风进人某一研究领域，投机式的在这一领域发表一些文章，提出一些看法。但总体上对这一研究领域不能产生重大影响；也可能因为个人兴趣爱好，长期在这一领域有所钻研，并提出了一些稍有影响力的见解，但由于单打独斗，既缺乏合作团队也无梯队建设，故而也无法在这一研究领域成为重要成员。
谱系学人则是指进入某一研究领域的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谱系的学人群体。这一群体有着相似学术起源、相似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他们成为了某一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引导力量。但谱系学人也有分化，逐渐会演化为主要学人和次要学人，主干谱系和次干谱系。
以陶行知研究为例，这一领域中就存在着大量的散户学人。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引领学术的风潮，陶行知研究成为显学之后，诸多学人奔赴其中，一时间“陶研”颇为繁盛热闹。可惜的是，这其中多为散户学人，投机式的研究热潮一旦退去，他们也就无影无踪了。李刚通过文献计量法分析《20世纪陶行知研究资料索引》后指出，陶行知研究中出现的2551位作者，74%是昙花一现，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就在“陶研”领域再无影踪。这些散户学人其中不乏一些日后的名家，但他们对“陶研”产生的贡献却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上文所述.散户学人中除了投机式的学人，也有一些人长期浸淫于“陶研”领域，但缺乏合作团队也无梯队建设，自然难以形成影响，比如何国华等人。何国华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后在华南师范大学任职，并撰有《陶行知教育学》一书，在学界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对于他本人而言，出于一种对陶行知的热爱而致力于“陶研”，但他既无团队也无梯队，在其退休之后华南地区的陶行知研究也就停滞了，故而他只能算是重量型散户学人。类似的散户学人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过。
再谈谱系学人。学术研究强调的是学术性，特别是对于学术谱系而言，强调的是谱系内学人的学术研究，这就要求学人必须要体现出独特的学术思想。一直以来，对于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联.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陈平原看来，学术史包含了思想史、文化史这些方面；李学勤基本赞同陈平原的看法，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是不能分开的一个整体，思想史是在学术史的范围之内；张立文则将学术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含了对思想家的学说和方法系统的研究；余三定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脱离思想史的学术史。总体而论，在概括了诸家的学说之后可以发现，基本上是认同思想史与学术史有着密切联系，且学术史包含了思想史。所以.尽管有些学人从师承、知识体系等角度来看与谱系内学人一脉相承，但是并无思想性的贡献，也很难进入学术谱系。再以陶行知研究为例，陶门弟子中有诸多学生延续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且与其他研究者有着类似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但是从事的属于实践性的工作，故而也就不能算得上是学术谱系的一员了。此外，学术谱系建构很难做到包罗万象各色俱全，难免会挂一漏万，故而也只能着重于谱系内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许多次要人物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次要思想，大都只能略而不谈了。
四
学界呼声为当代学术谱系的构建提供了契机。为了挽救当代学术研究的谱系危机，我们必须要引入合适的方法论为谱系构建提供重要的工具。在当下的历史学科研究中，口述历史可以为我们的当代学术谱系建构提供重要的指导方法。
口述历史在西方已经有了六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保尔・汤普逊、唐纳德・里奇等人都从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口述历史的重要作用以及实践方法。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对于中国口述史方面的贡献颇多，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并整理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一大批口述资料，为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在中国教育史学界，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中国学者齐红深、何兆武、潘懋元、顾明远等人都陆续撰写出版了一些口述史料.从而让鲜活的生命和激情的时代跃然于纸上，让人感受到了生活与学术的颤动共鸣。 从事当代学术谱系的研究，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故纸堆，而是一位位活生生的人，这就可以为研究提供大量的口述实录。对于学术谱系中学人的口述实录，不仅可以挖掘出其研究的源起与思想发展历程，还可以了解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微观活动与心路历程。前文所述，学术史包含了思想史，可一直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始终是一种见事不见人的研究，对于思想如何形成、形成过程中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主观能动所产生的作用，我们是一无所知，仅仅凭借后人的猜测诠释来弥补这方面的遗憾。比如在陶行知研究中，华中师范大学本与陶行知无任何瓜葛，却最终成为了陶行知研究的中心，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倘若没有章开沅、董宝良等人的口述揭开这一事件发生的历程，这一历史的经过恐怕最终也会湮没于尘埃之中，后人一旦想探究这一学派研究的缘起，不知又会作出怎样的阐述。这就反映出了口述史在学术上通过“‘在场性’‘生活性’‘精神性’特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存史’与‘释史’的功能”。
从当代学术谱系发展的脉络出发，我们可以借助口述史深入探寻学者的内心世界，减少了无谓的揣测与诠释，还复了历史的本真。比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为何终身以陶行知为师，学习贯彻陶氏教育思想，甚至在其主政华中师范大学期间，联合地方政府践行陶氏的“教学做合一”理念，口述史就为我们还原了这一历史原貌。正如章氏本人所述：“我对陶行知最早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点是家庭教育的影响，另一点是在金陵大学时期的影响。小时候，虽然我住在乡下，又是深宅大院，但是通过报纸、收音机我知道了小先生制、工学团，那时候陶行知搞的这套实践是沸沸扬扬，影响很大。我的父母也对我说，你们可以跟这些工学团的孩子学习，教附近的工人、农民认字。所以.在我当时很小的心里就知道有个人叫陶行知，这是一个办新式教育，善于教育儿童的人，是一个将教育融化在生命当中的人”，“我有两个榜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陶行知。蔡元培强调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强调大学的人格、校长的人格。陶行知则是提倡乡村教育、社会教育，我特别欣赏乡建派从改造农村开始改造整个中国。”再如全国人大代表、知名学者周洪宇，多年来以陶为师。学习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不断将其外延扩大，追求陶氏教育思想的现实价值，并向全国人大提出了诸如义务教育免费、校车管理暂行条例、陶行知教育奖等多项提案，这一系列的行为正如其本人所述：“我的研究可以用三个圆圈来概括。内核是陶行知研究，中间是教育史学研究.外围是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而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是从陶行知研究演化而来，陶行知研究是我所有研究的历史根基。”再如美籍华人陶研学者姚渝生，他的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并且对激进主义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倘若没有口述访谈，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是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文化氛围熏陶所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但借助口述实录后才发现，这并非有如上述推测那么简单，而是其在少年时期在中国大陆亲历过“文革”之后的一种反思，这一反思最终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之中并持续终身。
历史强调求真。这就要求治史者减少过度阐释，尽量能够还原历史本身。如何填补学者从思想到行动之间的这一段空白，这就需要口述史来发挥作用。同时口述史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可以对学者的下一步研究作出预判’。当代学术谱系研究为何会在学界内遭到一些反对的声音，就在于有学者认为被研究者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只有盖棺才能彻底对其思想做一个定论。但倘若有了口述史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清晰的了解到被研究对象的下一步甚至更为长远的研究计划与目标，这样的研究就不再是对历史的一种割裂的、孤立的研判，而是包含了对未来学术发展的展望。有了口述史的加入，当代学术谱系研究就不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学术研究。从这一角度来说，当代学术谱系的研究必然要与口述史结成联盟，否则就会陷入片面、孤立的困境，难以进一步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