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政府决策层在援助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同时应将美国援华物资合理分配一些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样，不仅有助于迅速战胜日本，而且有助于中国避免内战;不仅有助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远东和平稳定。虽然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这一援助计划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最终因美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变更、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排斥、雅尔塔协议的签订以及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作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美国决策层最终放弃了这一援助计划。
关键词：抗日战争后期;美国驻华官员;军事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迅速战胜日本，美国政府在其驻华官员的呼吁下，一方面加大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力度，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一些援助。近年来，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主要侧重于中共方面的对美政策、中共与美国的交往等，而抗战后期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政府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等方面尚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美国驻华官员为视角，对约瑟夫・史迪威、克拉伦斯・高斯、约翰・戴维斯等美国在华官员以及戴维・包瑞德、约翰・S・谢伟思等美军观察组成员呼吁其政府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军事援助的动因、大致经过及其结果作些梳理和分析。
一、美国驻华官员呼吁援助中共的起因
抗战后期，一些美国驻华官员纷纷呼吁其政府决策层应将部分援华物资分配给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美国驻华官员之所以建议其政府决策层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蒋介石政府抗战不力使美国在华利益受损
作者简介：吴宏亮，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2）。
任中义，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郑州 450002）。
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外交官约翰・文森特、约翰・戴维斯等驻华官员看来，为维护美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利益，无论是蒋介石统帅的部队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只要是积极抗日就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
2.中共敌后抗日力量的壮大及其对美援的争取
3.美国实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需要中共的配合
为维护美国在远东战场的利益，一些了解国共两党情况的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最高决策层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美国政府的确曾考虑实施援助中共的计划，但态度较为谨慎，到最后并未付诸实施。
1.美国驻华官员对美国援助中共的呼吁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罗斯福就要求前往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为他搜集有关中共方面的情报。在访问并了解到华北敌后抗战的大致情况后，卡尔森在写给白宫的信中建议：“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然而，罗斯福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表示：“卡尔森的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可见，卡尔森援助中共的呼吁仅仅激起了罗斯福对游击战的想象力而已，并没有立即使他产生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冲动。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对蒋介石军队的抗战能力产生了质疑。1943年年初，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时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国共两党之间的裂隙也在不断扩大，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大胆建议美国政府派遣一些观察员去延安了解情况。然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退回了这一备忘录，并认为这一建议简直荒唐可笑。尽管谢伟思的建议并未被白宫所采纳，但他呼吁政府给予八路军提供军需物资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1943年8月，谢伟思被任命为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因负责美国驻华陆军总部、美国大使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之间的沟通和联络工作，从而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共方面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史迪威在与国民党军队合作的过程中屡遭挫折，也渴望加强与中共军队的合作。1943年3月15日，他在给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信中说：“重庆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积极行动”，“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延安的军队，我们就能挽回局面”。8月底，他在重庆和国民党将领商议动用和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牵制日军。9月6日他又提议八路军与国军并肩作战，以减轻日本对重庆和美国空军基地的威胁。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建议采纳这项计划，建议给西北地区的军队以充足的给养使之发挥作用。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项计划也不会损失军队，给养的损失也很少。”然而，史迪威的建议不仅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而且也没有获得罗斯福的支持。随后，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的约翰・戴维斯向罗斯福总统的高级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建议，假使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改变现状，美国政府应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然而，罗斯福却仍然坚持认为，蒋介石是当时中国不可替代的人物，在政治上他必须支持蒋介石。
2.罗斯福就美国与中共军事合作问题向蒋介石施压
开罗会议后，罗斯福对蒋介石和中共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考虑美国驻华官员们建议援助中共的合理性。他一面给予蒋介石以大国领袖的荣誉，另一面又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军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问题上建立合作关系。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对史迪威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向：如果蒋介石政府一旦垮台，“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后来，罗斯福曾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开罗会议时就曾告诫蒋介石夫妇“必须设法同共产党合作”，并表示美方“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局势”，而“希望中国一致抗日”。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曾向美国提出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也被美国决策层认为是荒谬的。1944年1月，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对经济援助的要求。他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修改美元与法币的汇率，或者同意充分承担缅甸作战任务，因此，“给中国一笔贷款是说不出理由的。”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开始同情史迪威的在华处境，指责国民党把最好的部队用于包围延安而非抗日，并对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可见，罗斯福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在考虑是否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了。
3.美军观察组援助中共的报告最终石沉大海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实地考察，观察组成员纷纷向白宫建议，解除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援助中共军队以增强抗日力量。作为美军观察组的政治观察员，谢伟思与毛泽东在8月23日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会谈。29日，他从延安向美国发回题为《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的报告，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将援助国民党转为援助共产党。共产党确有兴趣参加抗日战争，援助共党，足使国民党不能发动内战。美军如在中国口岸登陆，必须国共两军助力，故必须将中共军队装备训练，虽遭国府反对亦当不惜”。他后来回忆说：“事实上，中共很了解苏联在战争中损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来支援中国进行建设。因此，他们欢迎美国的援助，愿意同美国合作。我把这些情况通过驻重庆的大使馆向华盛顿作了汇报。当时大使馆对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视的。”在延安的3个月内，仅谢伟思一人就向白宫发回40多份报告。在史迪威离职前夕，谢伟思还在延安继续呼吁美国政府决策层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延安。他认为，美国的援助不仅能制止中国内战，而且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倒向俄国人一边。霍普金斯在看到他的报告后给罗斯福写信说，谢伟思的观察“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方面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可见，谢伟思的报告对美国政府决策层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4年11月7日，戴维斯向美国发回的报告称：“共党在中国必然胜利。”他认为，“美蒋如合作，中国将起内战，美国如援共，可免中国内战，美国如援蒋，中共将仇美。蒋委员长是腐败官僚，其部队士气低落，政治教育空洞”，“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延安所表现出的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观察组成员相信美国同延安政权建立联系，向他们提供援助与进行技术合作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有前途的。
作为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认为：“应当给予共产党少量的**、机枪、迫击炮、反坦克炮和一些轻炮，装备上这些武器之后，完全可以期望他们提高游击战争的效力。”美国驻华官员们建议援助中共军队是为了要提高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不是要引起国共内战。对此，包瑞德指出：“如果，他们（中共军队）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这就一语道破美国驻华官员建议援助中共的初衷。
三、美国决策层放弃援助中共的主要原因
美国驻华官员呼吁白宫援助中共的出发点在于有利于对日作战，有利于防止中国发生内战，有利于构建战后美国的远东格局。罗斯福总统虽然曾一度考虑采纳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然而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放弃了援助中共的打算。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的变更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推进使美国决策者相信，从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可以打败日本，而无需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登陆作战。到同年10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既无须从台湾地区也无须从中国华东沿海地区登陆。与此同时，史迪威也得到来自华盛顿的讯息：尼米兹所宣布的将在中国口岸登陆，仅仅是诱敌，美国对占领香港、广州已无兴趣。虽然对厦门、青岛还有兴趣，但仅仅是为了将日军牵制在中国。史迪威在离职前夕的日记中也写道：“很清楚，陆军部和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战区（指中国战区）已经抹掉”，“（美国）军队不会送来了”。事实上，罗斯福放弃在中国登陆作战主要是基于让苏联来完成在中国大陆对日作战的设想。他曾经对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说：“关于中国大陆上的战争，我们必须让俄国人来进行。”美国放弃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的计划意味着与中共合作的客观需求大大降低了，因此对援助中共的热情迅速降温。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派了观察组。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他们有求于我，我们则抓住了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美国曾考虑给我们一些援助，但始终没有下决心;在观察过程中，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合作已经变得可有可无，这就失掉了合作的前提条件。
2.抗战接近尾声，意识形态因素凸显
抗日战争进入尾声，美国国内反共思潮甚嚣尘上，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尽管美国驻华官员们对援助中共摇旗呐喊，然而美国决策层始终不能摆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罗斯福希望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成为战后远东对美友好的国家，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与渗透。他相信，将来在与苏联的抗衡中，“中国将毫无疑问站在我们一边。”，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很难做到这一点。蒋介石也一再向美国表示，在国际问题上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1945年3月，斯诺与罗斯福谈话后得到的印象是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可能把同中共合作只看作是一个在军事上有用的权宜之计”。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但他扶植国民政府多年，相信这个政府会成为一个亲美的、向美国式民主过渡的政权。中共南方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有很深的戒惧心理。美国既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也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由此可见，对共产党政权的不信任也是白宫没有采纳驻华官员们援助中共建议的原因之一。
3.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对日作战
1944年8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被派到中国。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解决史迪威迫切希望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然而，赫尔利来华并没有缓和蒋史矛盾。在蒋史冲突的关键时刻，赫尔利写信给罗斯福说：“如果总统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他将失去大元帅（蒋介石），也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的建议，召回了史迪威。紧随其后，主张与中共发展关系的高斯大使也辞职回国。11月17日，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四、结语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些美国驻华官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目击者，他们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了解。他们建议援助中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最高决策层并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以什么方式才能最好地实现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驻华官员主张援助中共的最初目的无非是为了迅速战胜日本，避免中共倒向苏联的怀抱，使美国和中共建立一种灵活的关系。他们认为，适当援助中共将能有效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并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从而维护战后美国的在华利益。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对中国情况缺乏比较深入的了解，着眼于眼前利益，并从意识形态因素出发，主张全力扶植蒋介石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完成战后中国的统一。美国决策层的全力扶蒋政策不仅没有实现战后中国的统一稳定，反而助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气焰，中国再次陷入了内战的危机。美国希望以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反苏反共桥头堡的如意算盘也彻底落空了。
注释
②[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64页。
⑤李向前：《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37―538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4页。
[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瞿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2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70、137页。
李向前：《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4、380页。
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茹莹：《从协调走向对立：美苏对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337―338页。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