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的背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民政府立即对收复区展开了接收和复员工作，教育复员是其中之一。8月18日，教育部将收复区分为东北、台湾、平津、广州、沪杭、京苏、武汉七区，各区设教育部特派员办事处，为教育复员做准备。随后，教育部颁布《收复区教育复员紧急处理办法要项》，作为教育复员的基本指导方针。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破坏，毁坏初等教育、重创中等教育、焚毁大学教育以及对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出版机构等进行野蛮摧残。此外，日寇竭力构筑奴化教育体制，制定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向沦陷区群众推行奴化教育。
以北平为例，因为北平是沦陷较早的城市，日伪的奴化教育也相应较深。日伪在北平推行以亲日复古灭共为主要内容的奴化和反动的教育方针，为日寇统治服务的意图十分明显。为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北平伪政权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大肆宣扬新民主义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和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文汇报》驻北平的记者郭根曾在一篇通讯中写道:七七事变后，敌伪进占北平，孔雀全部东南飞，剩下的只是奴化的教育与奴化的文化。敌伪8年的盘踞，那种文化的措施，现在虽然一扫而空，但遗毒仍在。你只要看看现在北平人民的冷漠以及退缩的模样，便可深知长期吸过鸦片之后，生理上与心理上有着多么大的伤痕。
政府进行教育复员时，既要消除奴化教育的影响，更要考虑如何收复人心。台湾学者罗久蓉分析说:战后政府所而临的当务之急是收复人心，抚平因战乱而带来的创痛。就人口比例而言，沦陷区二亿民众在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几占一半，几成旗鼓相当之势。收复人心因此不只要满足后方民众的期许，同时应兼顾收复区民众的愿望。历史学家张静如提到过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从沦陷区大多数人民来说，在八年抗日过程中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对此，我虽然在当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深有体会我记得，几乎每天晚上，我的父亲都要用黑色布把窗户遮上，用相当原始的收音机听重庆广播。每听到一个好消息，兴奋得睡不着觉。李宗仁将军也有切身的体会: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
可见，对国民政府而言，人心亟待收复。
战后教育复员，既是整个社会对于在教育领域明是非，辨忠奸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民政府收复人心的必然举措。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与教育甄审政策的出台
1945年9月20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教育复员问题。教育部长朱家弊在会议开幕式上说:抗战期中，敌寇在侵占区域实施的教育政策，尤为毒辣，就时间方而来说，平津京沪敌人，曾实行八年的奴化教育，大量的青年和一般民众，己于不知不觉中受了敌伪的麻醉，在所难免，在沦陷地区的学校和员生，究竟如何处理呢?乃是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收复区教育的处理，要作紧要的措施，尤其对于收复区的青年与儿童学业，要以十分关切和诚挚的态度来处理。朱家弊所言，既代表政府对收复区教育的态度，也是教育部实施教育甄审的立足点。
大会通过了《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案》《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处理办法案》和《收复区中等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案》，这三个方案成为国民政府日后对伪校师生实施教育甄审的基本依据。
1945年9月27日，教育部便公布了《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案》，其中规定:学生甄审分中等学校学生和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两类，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甄审又分肄业生和毕业生两部分。学生甄审之前应主动到各区甄审委员会登记，填具登记表，取具保证书，并呈缴学历证件。肄业生经登记甄审合格后，由教育部按其甄审成绩编入相当年级，发给转学证明书，分发相当学校肄业。毕业生经登记甄审合格后，由各区甄审委员会予以二个月至三个月之补习后，发给证明书，该项证明书由部予以验明，可认为相当于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证书。甄试科目以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为共同必试科目。这是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基本方针。教育部随后公布的甄审办法对毕业生和肄业生作了分别的规定。其中，对毕业生甄审追加的要求是:毕业生申请登记时，应填具登记表、具保证人，并呈验原校历年成绩单及毕业证书。至于肄业生，教育部表示会酌量实际情况分设临时大学补习班，其余甄审科目与毕业生一样，都需呈交读书报告一份脚。由这些规定可看出，教育部对学生甄审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因战争所造成的青年就学与就业问题，以便将收复区的教育迅速纳入正轨。从文字规定上看，教育部对学生的甄审政策较为宽容。
三、教育甄审的开展与国民政府政权合法性的重申
根据教育复员会议方案，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开展了教育甄审。
(一)在校生:设立临时大学，先补习后甄审。1945年10月7日，教育部决定解散收复区各大学，对在校生作如下处理:1.所有学生应速予登记。2.学生登记后，应予甄审，并以短时期之补习。甄审与补习可同时举办，期间以本学期为限。3.学生登记、甄审与补习事宜，应按地点分区办理。同一地方，不论何校学生，均集中办理。11月初，教育部长朱家弊在北平等地了解到，大学解散后，大批失学青年终日无所事事，且人数众多，担心日久生乱。于是，他将政策调整为先补习后甄审，在各地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补习科目为:1.国父遗教及蒋主席言论。2.国文。3.中国史。4.中国地理。5.英文。6.抗战史料。7.时事演讲。8.军事训练。9.课外活动。补习结束时，举行随班测验，作为甄试成绩，据以分发。补习科目成绩在75分以上，教育部承认其补习前的学分与年级，自动分发至国立大学。成绩在60分以上75分以下者，教育部承认其补习前之学分年级，但不给予自动分发之机会，学生必须参加较补习期高一级的转学考试，或入同年级试读或降一级为正式生。补习考试不及格者，也有两个选择，降级或入大学先修班。据此来看，在校生无失学之虞。
(二)毕业生:甄审不了了之。敌伪八年统治时期，毕业生人数众多，且分散在各个地域和不同的行业。国民政府要对他们实施甄审，确非易事。尤其是教育部做出的登记补习集中训练等规定，招致了毕业生的强烈不满，因为这涉及他们的职业和饭碗。因而，教育部修正了既定办法，将登记补习改为呈缴专业科目论文一篇，并标注、研读国父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主席所著《中国之命运》，成绩合格即由教育部发给毕业证明文件。毕业生无需到教育部门登记甄审，且是否通过教育部门的甄试，己不再是他们在工作中获得任用和提拔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对广大毕业生的甄审，只能不了了之。
(三)教职员:甄审政策形同虚设，甄审工作名存实亡。对高校教职员的甄审，各地筹备临时大学补习班时，教育部坚称决不聘用曾在敌伪组织效力的教职员。但是，当补习班开课时，很多曾在伪校任教者，甚至附逆有据的汉奸也赫然重新走上讲台。为掩饰教育部门的自食其言之举，中央社刊发电讯，宣称在临时大学补习班的教职员系陆军总部征调敌伪人员，而非聘用。这一举动似有欲盖弥彰之嫌。12月21日，教育部颁布了《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代电》，增加了一项内容: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如有下列事项之一者，除得继续担任教育工作外，并得分别予以奖励:甲、曾负我方特殊任务，在原派机关有案证明者;乙、曾参加抗战工作证据确实者。这一变通处理，虽可以看作是在法令上的弹性补充，但这却默认了留任伪教职员的事实及其合法性。因此，这些举措实质上标志着对高校教职员甄审的半途而废。
对中等学校教职员的甄审，教育部曾规定:中等学校教职员的甄审由地方政府负责。这种权力下放导致的结果是各地教育部门纷纷宣布甄审从宽处理，地方政府敷衍塞责的现象极多口门。其实，地方政府这样做，也是不得己之举。战争的摧残，加上战后求学人数的增加，导致收复区出现了严重的师荒。如教育部督学程宽正陈述过浙江的实际情形:全省应需师资为46734人，实有3136人。收复区师资缺口之巨，可见一斑。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政府对中等学校教职员的甄审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结语
国民政府对伪校师生的教育甄审，暗含两方而的深意。其一，教育部坚持伪师生必须经过一种手续，才能将他们的资格予以承认。其二，国民政府在设计和实施教育甄审政策时，极看重肃清思想和渲染意识形态，落脚点是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和国父遗教等。在补习和甄审过程中，对这些政治科目的刻意强调，无异于将思想训练提升到接受国民政府正统思想和加强思想控制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