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女权主义者安妮・斯科特・詹姆斯，她的这张照片登上《图片邮报》，用于《妇女应当穿长裤？》的文章。在女权运动的推进下，已经有数十万妇女穿起了长裤。图/FOTOE
在18～19世纪，科技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步入现代历程。人们不再相信太阳围绕地球转，对自己身体的探索也在不断加深。避孕，最终从混杂着巫术和传说的技术发展成为一种科学。和其他科学发现的命运一样，避孕作为一门知识的传播在各地都遭到了打压和封杀，但是最终仍在大众中普及。
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社会各种权利的斗争，特别是女性对各种权利的强调，“我的肚子我做主”不仅是一句口号，女性取得了越来越多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妓女：被遮蔽的群体
在古代，有一群女人善于总结经验，对于避孕这类事情也非常熟悉，那就是妓女。很多医学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妓女性行为很多却很少怀孕？在中世纪的萨莱诺医学院中，学生们也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
“妓院里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浴盆，谁不晓得这种浴盆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从未逛过窑子。”诗人弗兰兑斯・维伦（1431-1463）创作了这首叙事诗，暗示的是妓院里使用的坐浴盆的雏形，这种特殊的坐浴盆主要用于清洁生殖器。
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这样的假设：对于妓女这种“不体面”的职业来说，避孕知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各种避孕方法很有可能是从妓女圈里流传到民间各阶层的。16世纪的科隆，有一个有名的老鸨告诉一名叫做伊莎贝丝的妓女：“不会怀孕的，因为你早上喝了药。只要你把药喝下去了，就会好起来的”。很遗憾，我们并不清楚这具体指的是哪种避孕方法。一名叫做恩特根・冯・波尔榭的妓女在少年时代受到父亲的性虐待，在审判的时候，她被问到为什么没有怀孕，她答道：“那个（不是精子，而是某种避孕药）顺着大腿流了下来。”至于妓女们是如何取得避孕药的，科隆的一个犯罪记录中记载，一个名叫托比亚斯・斯戴恩贝克的江湖医生给妓女特琳・科伦“开了一些药……这些药可以使她避免怀孕或者帮助她堕胎。”
但在英国，一个研究医药的作者删除了其论文中关于避孕的章节，她解释道：“以免妓女们使用这些方法。”可见，主流社会看不惯妓女们浪荡的生活方式，这种做法就显然是针对妓女这个行业的。
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妓女们使用最多的避孕方法是哪几种呢？这一点很少有资料记载。有资料显示，西班牙妓女通过佩戴护身符避孕，也通过子宫帽或药膏避孕。然而，当时的避孕知识毕竟有限，在今天看来有些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她们当然也会不小心怀孕。1519年，德累斯顿的妓院里两名妓女都生了孩子。另外，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怀孕的妓女还会继续谋生，尽管这往往是被禁止的。
应该说，妓女是避孕能手这个说法，多半是一种想象，这其中其实包含着对妓女这一行业的蔑视。妓女的生活，长期被主流话语遮蔽。
技术的革命：避孕套普及
不仅避孕套的生产程序得到了改善，其外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避孕套的可靠性越来越高，但也有些生产商（特别是东欧的）不特别重视避孕套的质量。当时的一家商品检验基金会调查显示，波兰厂家制造的300个避孕套中，竟有77个都有洞，这个问题在避孕套的历史上一直存在。
“伤风败俗”的《哲学的果实》
在古代，避孕作为一种知识，其传播有着非常隐秘的路径。它在妓女这一行业内传播，也在男人中间悄悄传播，至于普通女性，往往是沉默的群体，对此讳莫如深。
可见的资料是婚姻指导性书籍，中国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过去在人们办理结婚登记时，民政部门往往会送上一本书，里面有一些健康常识，避孕知识会藏身其中。婚姻指导书籍有着悠久的历史，1850年以前，这一类书籍在英国和美国已经拥有了很多读者。虽然19世纪下半叶一度遭到禁止，但此类书籍的出版率一直非常高。按照克里斯汀娜・丁奈尔的意见，婚姻指导性书籍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传统的婚姻书籍，旨在使新婚女子明白她们在婚姻中的义务以及学会如何持家;第二，解决婚姻中的医学保健问题的指导书;第三，所谓的“生活方式”指导书，讲述婚姻的意义和目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婚姻指导书籍的目标读者往往被设定为女性，告诉“她该如何做”，仿佛男性已经天然具备了这些知识。这当然体现出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弱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婚姻指导性书籍开始涉及避孕领域。涉及避孕问题的都是第二个类别的指导书，然而这一类指导书并不是了解避孕知识的最佳来源，因为很多作者虽然认为夫妻控制子女数量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很少列出有效的避孕手段。因此不妨转向19世纪末最著名的健康指导类图书，比如《比尔兹》，该书在1900年以前的销量就达到100万册以上。该书在“妇女疾病”这一章节中提到了避孕这一话题，写作风格非常客观，没有作出道德评判。作者还给出了建议，特别区分了“不安全的”和“较为安全的”避孕方法：“最佳的避孕手段对女性来说是子宫帽……对男人来说是避孕套……”为了使每个人都明白这些“科学称呼”所表示的到底是什么，该书还配了很多逼真的图片。
只有非常有勇气的出版家才敢通过出版社大规模地宣传避孕知识。他们必须能够应付检查部门和法院。由于出版这些“伤风败俗”的书籍，他们必须承担被控告的风险，但他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样做的意义，并且他们坚信新马尔萨斯主义。
另外，很多启蒙作品都是自费出版的，例如理查德.卡里尔的《女性之书》，还有诺尔顿的书籍，都是自费并且亲自组织和印刷。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启蒙作品并没有标明出版社，或者给出错误的出版信息。为了满足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对避孕知识的需求，19世纪中期，各地的出版社开始联合起来，共同承担风险。他们经过协商，共同发行那些有可能畅销的避孕启蒙书籍，并且各自负责当地的营销。
避孕知识的传播，可以看作是18-19世纪人类启蒙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人类科技飞速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避孕，无疑符合这个世界潮流。它是整个人类世界趋于理性化的一部分。
女权运动：“我的肚子属于我”
回顾人类的避孕史，会发现女性一直是弱者。从古代把避孕和妓女这一职业过多联系起来，到近代的各种新婚指南，女性都是被动的一方。对避孕这一行为来说，20世纪才是进步最快的世纪，在很多国家，女性最终取得了几乎和男性平等的生育权。在中国，男女在生育方面的平等，也写入了法律。避孕，从关于身体的知识，最终发展为一种权利。“我的肚子我做主”，避孕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人人可以享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