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契合身体社会学相关理论，借用身体社会学语境“身体造反有理”作为研究的逻辑主线，梳理剖析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百年动态演变历程。研究认为：“身体造反有理”是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体育思想、体育手段和方法影响和干预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强化身体在国家层面的生产力、群体层面的凝聚力、个体层面的生命力和思想力3层四维功能价值;从拿来主义、体育思想禁锢、中西方体育思想融通、体育思想多元共享4阶段阐释了作为社会存在载体“身体造反有理”在国家层面、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时代特质。提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2点启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应将学校体育的功能价值提升到国家层面的生产力、单位层面的凝聚力、个体层面的生命力和思想力3层四维的战略高度，凸显出身体社会学对青少年健康身体的高度关注程度，延长和拓宽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时间和空间;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应重点规避信息消费时代网络化问题，以便为青少年营造“身体造反有理”的足够时间和空间，为青少年健康身体的造反有理建构常态化模式。
关键词：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身体社会学;课程改革;身体造反
中图分类号： G 807.0文章编号：1009783X（2015）06050507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applying the theory of body sociology，and employing “body rebel”，the body sociology context，as the logical thread of the research，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in a hundred years’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in China.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ody rebel”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education influence and interven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adolescents，strengthen the body’s productiv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the cohesion at the group level，the vitality and thought power at the inspanidual level （thus 3level and 4dimension function value） with sports ideology，means and methods;the four stages of pragmatism，imprisonment of sports thoughts，communication of sports though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and multivariate and common sports thoughts are taken to explain the time traits of “body rebel” at the national，group and inspanidual level as the carrier of social existence.In the end，two revelations are proposed for sports curriculum reform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the value function of school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3level and 4dimension strategic height of national level of productivity，unit level cohesion，and inspanidual vitality and thought power i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highlighting the close attention of body sociology to the physical health of adolescents，and prolonging and widen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body rebel”;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focus on avoi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network in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era，so as to create enough time and space for the “body rebel” of adolescents and constructing a normal mode for the physic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Keywords：elementary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body sociology;curriculum reform;body rebel 在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百年演进历程中，学校体育形成身体教育的各种理念、各种政策文本，都与身体文明进程和与人的发展相关联，是身体社会学研究的良好形式和实质载体。从身体社会学视域研究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演讲的历程具有前瞻性的价值和意义。
1引入身体社会学研究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前瞻性价值和意义
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是社会存在的载体。身体社会学是研究身体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强调身体与心理经验在个体与社会中重要地位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在体育功能价值得到极大挖掘和拓展的后工业时代背景下，在基础教育学校体育课程对学生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塑造、维护和修复的后现代语境下，基于身体社会学的视域，从身体是社会存在的载体，也是体育教学改革中最为关注的核心命题，论述体育课程作为学校体育改革的中介和载体的客观存在性，引入身体社会的流行话语“身体造反有理”作为文本分析的逻辑主线，以近百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在特定的时空下呈现的观念作为文本分析的依据，展开对身体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基
1.1国外有关身体历史研究现状及评述
国外专家学者对身体的关注自文艺复兴以来越趋激烈，其研究聚焦于 “身体问题意识”苏醒研究、“身体问题意识”觉醒研究、“身体问题意识”自觉研究3大主体层面。专家学者们在笛卡儿的身体观、马克思的身体观、尼采的身体观、福柯的身体观、弗洛伊德的身体观、德勒兹的身体观的思想指向下，主要注重从历史学、谱系学视角对身体的历史进行碎片化的阐释，强化凸显了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多重关系，也阐明了身体的可变性和身体的可塑造性。此时的研究，人们总是惯常将身体置于哲学范畴的思考中，总想表达身体超越客观存在的现实性，达到与国家体制、法律等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并最终达到身体与意识形态的高度融通。如何将身体研究置放于理论与实践相契合的范畴内进行讨论，如何表述身体作为历史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和标识，法国年鉴史学派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和借鉴，如《身体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身体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24]。《身体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突出身体在历史发展维度上的双重张力，既有历史学的纵向功能，又有社会学的横向功能，突出了身体在集体强制性中的符号韵味，强调身体个体解放的泛符号化蕴含，见证了束缚与解放混合在一起的2种动力演绎出身体研究轮廓，身体一直在造反，造反体现在主动性和被动性2大层面。《身体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重点将身体放在解剖学和颅相学学科视域研究麻醉术对身体痛苦的减缓、身体与性的相关性、身体在体育运动中的展演，研究工业革命后身体所扮演的生产性工具属性等问题。这些研究表达着人们对身体存在的高度关注，要让“身体造反有理”，就得对身体施加各种新的刺激和负荷，以便达到身体造反后的愉悦。《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审视了身体的医学和基因知识的构成、性别身体的欲望与社会控制准则之间的张力、关于非正常身体的观念演变以及确定危险个体的必要性。上世纪战争与暴力对身体所造成的血腥悲剧，身体展演给人类留下的文化符号乐趣。该研究的话语纷争体现在身体的健康与病态、正常与非正常的身体区别、医学化的社会中的生与死的关系、身体的戒律与禁忌、健康的权利，个人身体与集体身体的对抗与冲突、私密生活的身体接触、性幻想等。纵观其以上研究成果，作者们独到的视野是将身体置于特定的社会载体层面，认同身体是超越心理的客观存在，身体造反有理也是客观存在的，身体的反抗超越心理而被历史所解析，人类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其本质就是人类身体的反抗史。身体是幸福与痛苦博弈的唯一载体，政治、军事对身体的束缚和摧残、经济对身体的挖掘、医疗及体育手段对身体的呵护、人文学者对身体的关怀等诸多方面，其本质都是寻求“身体造反有理”的理由，其本质均是强化了身体作为社会载体的重要性，凸显出身体客观存在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难以剥离的依附性特征。
法国年鉴史学派专家学者研究身体历史的突出特点是关注史实细节，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注重叙述方法标新、跨学科综合和融通能力，强化其碎片化。其局限性是不完全依据时间的纵向发展脉络来梳理身体作为社会存在载体的问题意识，缺乏观念的系统演绎，缺乏对未来身体取向的启示性研究结论，并忽视其国家意志对身体的导向和迁引，即忽略身体与国家意识形态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
1.2国内采借身体社会学研究体育文化现象现状及评述
国内从身体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问题和体育现象的成果显得琐碎，其关联性难以突出。如有学者认为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承载了中华民族实现国富民强的民族诉求，也是中华民族在器物发达和典制进步遭到挫折之后实现民族强大的希望所在[5];体育是身体的展演，在对西方身体社会学的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力求采借和依附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分析理论、生命态身体的行动导向理论和现象学思路和结构化理论阐释体育现象和问题[6]。在身体成为一种重要消费产品的符号消费后工业时代[7]，对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实质性问题的研究[8]、对运动员身体的文化研究[9]、对体育明星的社会化问题的研究[10]等文化社会学和身体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学者们能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个体层面探讨身体作为社会存在载体的重要性，探讨身体作为体育研究的逻辑主线，探讨体育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要得到极大的发展，必须加强体育与这些元素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的交融和渗透，认识到体育与这些元素融通的中介和桥梁是身体的客观存在，尤其在探讨身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消费产品时，人们对健康身体存在的时代诉求，身心的一元化和融通，其对策及思路富含时代特色，对后续研究具有启示和导向价值。或许对体育在国家层面是生产力，在单位层面是凝聚力，在个体层面是生命力和思想力3层四维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 综上所述，以往诸多专家、学者站在身体社会学视角对体育的关注，多结合竞技体育形态、社会体育形态进行。对学校体育形态的研究，虽从教育学、学科教学论的视角入手入手，结合特定历史场域下对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经验及其启示进行梳理研究，偶有基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体育发展问题进行历史审视。该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身体社会学相关理论，采借身体社会学流行话语“身体造反有理” 的语境，依附法国年鉴派史学派“碎片化”研究范式及其优点。从我国体育课程改革脉络和谱系中凝练问题意识，强化思想观念和主张，探讨分析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 “身体造反有理”宏观规律和微观症结，抛砖引玉，为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架构指导思想风向标，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研究的不断拓展及深入奠定研究基础。
1.3关于“身体造反有理”的诠释
身体是社会存在的载体，身体超越心理、灵魂而客观存在。一切社会运行的路径和轨迹，如政治博弈、军事冲突、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因身体存在而精彩和激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死是身体的最终作业。惧怕死的欲念，身体造反成为一道很正当的练习题。语言的强符号功能揭开了人们容易回避或模糊的一个问题：身体的造反也许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是非暴力的，但身体史背后毕竟是鲜活血滴的政治史。”[11]在特定语境和场域下，其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身体与政治、经济、文化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当代体育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和社会亲和力于一体的综合社会价值整合平台，体育开始全方位地融入国家竞争战略、城市竞争战略。
身体存在在国家层面是生产力，在单位层面是凝聚力，在个体层面是生命力和思想力。生产力、凝聚力、生命力和思想力的纵横交错，演绎了生命结束之前身体造反有理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身体造反是身体作为社会载体的社会学术语，是指身体作为社会客观存在载体与国家政治意志、群体集体认同和个人理想高度融通的身体价值学说。“身体造反有理”是身体造反的价值取向术语，是基于哲学、教育学和体育学的学科统合视域对身体这一特有的社会载体的社会学论域阐释。在后现代语境下，目前我国身体教育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哲学层面、中观教育学层面和微观体育学层面。三者的协同融通渗透构成了身体教育研究的系统。身体教育宏观哲学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张之沧先生。张先生身体教育的内容包括体育、技艺教育和审美教育;身体教育的理念有理性主义身体观和后现代身体教育观;身体教育的目的为启蒙身体意识，激发身体潜能，促进身体的健康、自由与美丽。支撑张先生身体教育思想的理论主要是柏拉图的身体教育观、尼采的身心一元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米歇尔・福柯的生存美学、吉尔・德勒兹的身体创造学、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及当代身体的认知科学等。身体教育中观教育学层面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张良华先生。其主要基于对身体的全新认识，认为身体教育就是对身体的教育过程，内容涉及身体意识、身体技术、气质风格、生活习性、道德践行等，其价值取向是尊重和关怀身体、解放和发展身体。支撑理论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布莱尔・特纳的身体社会学、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布迪厄的场域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及马塞尔・毛斯的人类学等[12]。体育学理论界呈现出身体教育研究的二元论思想和身心一元论思想。身体教育研究的二元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林笑峰、韩丹、王学峰等。二元论思想认为体育之真义就是身体教育，目的是增强体质、促进身体健康，手段是规律性的运动锻炼。理论支撑体系是生理学、教育学，在身体观方面则立足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认定为躯体。身心一元论指导下的身体教育思想代表人物是贾齐、王水泉、吴沛京、赵岷、谢广山等。认为身体教育的根本在于启蒙健康、理性的身体观，进而使每个人能尊重、悦纳、呵护、赞美自己的身体，并能推己及人，过一种自由、主动、健康、理性、合乎伦理德性的价值。身体教育之于身体价值，不仅表现在健康的促进方面，还表现在身体运动能力的提升、身体智慧的激发、身体感知能力的促进等方面，在身体教育实践过程中更加注重身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哲学层面、教育学层面还是体育学层面对身体的论述，均可以看出体育作为身体社会存在载体和中介的重要性，身体是心理和灵魂的高度聚合体。在国家政治意志、民族纷争、群体利益的牵引和导向下，身体被动选择身体造反;在个体生命力展演下，身体主动选择身体造反。主动与被动的高度融通成为身体造反有理的正能量，否则身体造反则成为被束缚和限制的对象。
诚然，体育是身体与智慧相交融的运动。在体育的任何博弈中，贯穿着智慧。体育活动是“身心”的耦合，是由“身”至“心”的交融渗透。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感觉和运动是认知发展的重要基础，体育活动中的机制表征了“身心关系”内在统一性。已有研究表明，发生于孩童身上的“感觉统合失调”症，与忽视身体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消除这种症状，不应仅仅停留于症状本身，应回到身体操作水平上去，以肢体性的体育运动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以往对体育学的认识大多从纯生理的角度出发，这样可能会使它的价值受到很大限制，如能从体育活动与人的心智发展关系上来思考，从显意识（身体意识水平）与潜意识（导致感觉统合失调症的原因水平）的关系上来考察，则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益处[13]。这样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身体造反有理是有力的解析。
综上所述，该文论述的身体社会学流行话语“身体造反有理”是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体育的手段和方法从心智上影响和干预青少年的身体，并力求使身体在国家层面、群体层面、个体层面高度融通和匹配，并最终强化身体在国家层面生产力，群体层面是凝聚力，个体层面生命力和思想力3层四维的整合功能价值。生产力的发展、凝聚力的增强、生命力和思想力的挖掘正是新时代学校体育挖掘体育功能价值、实现中国梦、谱写时代篇章尚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进一步对“身体造反有理”进行诠释。可认为凡在哲学层面认识到身体在位的客观重要性;在教育层面上赞同对身体自身自然改造的可塑造性，在体育层面上赞同身体在位展演的生命力价值功能。在国家生产力层面、群体凝聚力层面、个体生命力层面对健康促进具有导向的“身体教育符号”指导思想、政策文件、教学指导纲要、课程标准等，这些“符号载体”对基础教育学生具有健康意识培育、健康意识促进、健康意识塑造等重要功效。 在体育实践中，关于身体造反的问题，属于“身体危机”研究范畴。身体受到不合理的体育改造，会导致整个身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异、失衡乃至破坏，致使身体的存在与生长面临严重的结构和功能性困境或危险。既然身体危机是人不正当的体育行为所致，那么拯救身体危机，我们就应该反思自己的体育实践。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反思体育实践本身，二是反思体育实践目的。前者主要涉及改造身体的体育理论、训练方法和手段等是否科学的问题;后者主要涉及身体价值的欲求合理性问题。身体造反就是在这样的双重张力下，完成身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4研究的意义
社会是多解的。一种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双向契合，对研究体育社会问题具有前瞻性的价值和意义。该文梳理剖析国内外有关身体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演进历程进行反思性研究，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及深化具有较大的启示和突破意义。其一，我国依据体育工作的需要而设置和划分的四大体育形态（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军事体育），其中学校体育最能凸显其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发展所具有的促进和维护作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政治需求是重叠而不可分割的;其二，不同时代体育课程的命名和课程内容（项目）的采借和筛选，从政府管理的艺术性和体育专家学者的学术理性结合程度，演绎出学校体育课程对青少年健康的关注（对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关注），启示着我国各级教育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对学科发展动态及趋势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身体、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身体“造反有理”具有历史功能价值和社会属性;其三，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演进的脉络和谱系折射出了身体“造反有理”的纵横历程，即体育功能价值在国家层面的生产力功能，在群体层面的凝聚力功能和在个体层面的生命力和思想力功能，“四力”的实现最终通过社会存在的载体――身体而实现。这种“三维四层”力的属性对建构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框架体系具有动态性和趋势性。
2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演变的身体社会学分期透析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试图重新瓜分中国，国家、民族整体上面临着生存危机。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发展思想受苏联牵引和导向。文化大革命期间举步维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后，学生身体素质下滑，国家从战略高度颁发了一系列维护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文件。纵观我国基础教育体育发展的历程，其演变主要涵盖体育教学指导思想的采借，体育教材的研制、体育教学内容的筛选，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体育教学评价方法的运用等诸多方面。而体育教学指导思想的采借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以体育教学指导思想作为“碎片”，探讨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演变的历程。该文从以下3个阶段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演变的身体社会学进行分析。
2.1拿来主义阶段
2.1.1军国民体育思想的采借阶段
在艰船利炮的挟持下，西方列强进入中国，身体教育的纲领性文件随即颁发。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施行《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设置体操科，开启了近现代体育课程的雏形。中华民族认识到身体“造反有理”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如何与西方列强身体进行对抗。对“身体”的规训进入了爱国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的视野。他们从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明确的体育救国的思维方式及富国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认同国人必须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高度选择身体造反，方能救亡图存。其中，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习体操”、 谭嗣同的“动”论、严复的《远强》等观点和著作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体育主张[14]。此外，爱国民主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也开始用近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和提倡体育，代表人物为毛泽东、恽代英、陈独秀、徐一冰及鲁迅等。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成为不朽之作。1915年10月陈独秀在自己主办的《新青年》第一卷二号上撰文指出：“强大之民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何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何自文也。”“司教育者与夫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毛泽东同志“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观点充满了民主和科学精神。鲁迅在《新青年》上也批判“静坐”和“新武术”，主张儿童要“动”“万不可向静的死胡同走去”，可看出身体对心理的超越。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指出：“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在我国，则强邻交逼，巫图自己，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这样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其主要体现于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从体育实践操作层面来看， 1923年北洋政府设置体育科强化政府对青少年身体的关注。从《新学制课程标准》的理念设计和实践操作层面来看体育课教学内容，政府强化和表达了对军国民体育思想的采借，认识到身体造反是对国家效力，是民族存亡的优化路径。在这样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指引和导向下，此时的学校体育课程项目，主要采借瑞典、德国、日本体操和游戏，尤以基本体操和兵操作为具体内容。军国民体育思想的采借，西方体育项目进入中国学堂，符合当时的时空场域。对青年一代进行“身体”规训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对抵御外来侵略、打破国内军阀拥兵独霸天下的局面，为民族救亡图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军国民体育思想对“身体”的规训，拯救了民族危机，振兴国事，凸显了学校体育的“身体”规训与政治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政治家、教育学、思想家试图通过体育手段对身体造反有理的呐喊，具有跨时空性和超越性。此时，国人身体造反的价值取向具有民族和国家导向，强化了民族的集体意识、具有民族和国家救亡图存的导向性，为中华之民族奋斗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2.1.2苏联劳卫制牵移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塑造马列主义的“身体”规训形式，接受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身体是可以标价的，即劳动力，没有“身体”的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产生了财富，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的异化本质上是身体的异化。身体造反具有国家的整合意识，一切以符合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其认为身体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矫正器及“社会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毛泽东同志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政治宣传口号，将体育活动的推演上升到政治的战略高度。1950年教育部颁布施行《中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6年 教育部颁布施行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1961年教育部制定的《十年制中小学体育教材》，从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凸显了体育课程完成身体培育和塑造的导向性。在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此时的体育教育思想受苏联的影响和牵引，体育课程全面接受苏联的劳卫制，其具体的形式是苏联体育专家通过“身体位移”来到中国传播劳卫制体育思想，中国也派出留学生“身体位移”到莫斯科进修学习体育理论思想。此时体育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全面复制于苏联。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重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并面向全体学生。此时，身体造反有理是将身体置于社会场域中，奠定为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地。对“身体”规训最具有影响的体育理论由3大部分组成，即马列主义思想、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凯洛夫教育学原理。劳卫制时期的“身体造反”，必须将自己的身体与阶级立场协调和匹配，将自己的身体扮演为劳动的“工具”。其身体“造反有理”的2大属性为阶级性和“工具性”，其造反有理凸显其身体为国家层面的生产力功能，集体的凝聚力功能，而个体的生命力和思想力功能受到弱化。 2.2体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和体育思想禁锢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国体育理论主要是照搬与模仿苏联，体育课程指导思想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撤走各领域专家，体育专家也受到较大的冲击。此时，国内体育专家曾提出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挖掘、继承、宏扬民族文化精髓，将中国的民族文化精髓武术列入体育教材，进入学生课堂，体现民族特色，并提出在增强学生体质的基础上，对有体育才能和天赋的学生施于体育业余训练，提高他们的运动技术和技能，开展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教学改革，开始了我国运动训练本土化探索，新中国成立时“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认同。此时，体质教育体育指导思想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体育课程采借的运动项目也受苏联专家影响。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体育课程方面，规训学生“身体造反”有理的组织纪律性，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于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此时，身体造反有理主要体现在忠诚于组织利益，集体的凝聚功能得到凸显，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功能导向，导致身体的个体生命力展演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2.3中西方体育思想融通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全方位改革开放，作为青少年身体“规训”措施的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1978年教育部制定《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1987年教育部制定《全日制六年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中体育教学大纲》初审稿，1990年国家教委 颁布施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2年国家教委颁发《小学、初中体育教学大纲》试用稿，这些纲领性的文件政策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推动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后的体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受西方发达国家体育改革的影响，也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健康的诉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探索。2000年教育部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和2001年教育部颁发《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为我国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施行路径。在经过10年的分析、描述、实验和实证后，2011年 教育部 颁发《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该标准作为具有指导性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契合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实际，强化我国区域差异，突出体育的3层四维功能价值，对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事业的发展富有建设性的意义。纵观我国学校体育改革30多年的发展，从身体社会学的视域下去剖析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脉络和谱系，其对身心的加工、改造、塑造、培育主要体现在以下体育思想的完善阶段。
2.3.1终身体育思想传播阶段
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终身体育思想”，衍生于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较为盛行。“指在体育教学中以培养学生从事终身活动的能力和习惯为主导”或者“指一个人终身进行体育锻炼和接受体育教育”。“终身体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对提高学校体育的社会地位，对培养青少年体育的意识、习惯、增强学生体质具有积极的意义。“终身体育思想”的推演，对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国家的生产力基础上，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身体的存在主要体现于延续生命的长度，增强生命体的高度，拓宽生命体的宽度。而生命体的长度、高度和宽度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积极的。若身体英年早逝，身体的社会贡献率衰减，身体的“科技含量”不高，其对生产力的贡献率就受到整体影响，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就会滞后;因此，身体造反有理就强烈突出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最终归宿上。
2.3.2快乐体育思想辐射运用阶段
快乐体育思想是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的研制专家受美国和日本影响而提出的，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将现代休闲运动项目和现代时尚运动项目大量引入课堂，在美国和日本体育教学俱乐部得到大量拓展的条件下，认为培养学生在运动中的乐趣和体验学生在运动中的快乐是体育教学的主要目标和价值取向。从身体造反有理的视角来看，快乐体育思想对青少年身体的在场展演，凸显其个体生命力价值，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快乐体育思想在体质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在“应试教育”对青少年身体造反的约束及限制下，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文化思想熏陶感染下，体育手段对身体造反有理的正能量得到凸显。伴随着我国学校体育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和活件资源的不断改善，伴随着人们对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的时代诉求，快乐体育思想成为人们对身体造反有理的理性抉择。
2.3.3素质教育集聚阶段
全面提高素质，摒弃“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局限，贯彻落实 “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新理念，认为素质教育是在以增强学生的体质出发，把学生的运动技术、技能和发展身体结合起来，将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社会教育贯穿始终，全面完成体育教学的教育、教养和社会目标。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大背景下，这一理想化的定义，也一度遭到专家学者及教学工作者的质疑，引发了体育对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生物体育观”和“三维体育观”的激烈碰撞和争议。
2.4体育思想多元共享阶段
西方竞技体育以其强烈的竞争性、竞赛规则约束下竞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追求既定目标的功利性、完整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等复合特征，折射出“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理念，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认同，其表现出强大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体现出体育的一元性，但过度的功利性，如过度的商业化、兴奋剂问题、运动员伤病问题、性别作假引发的道德问题，竞技体育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诸多实质性的问题，人们越来越发现其本身的局限性。就身体社会学而言，竞技体育对运动员的身体规训，突出身体的“纯生物观”，尤其在科技后面的竞技体育，对人道德的藐视，引发了人们对体育多元化的思考。当前，将学校体育项目人为化分为奥运竞技项目、现代时尚休闲运动项目、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体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选择现代时尚休闲运动项目、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作为教学内容如火如荼，凸显出体育多元化的特征，折射出体育思想的自由释放、体育思想的多元共享。2011年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突出强调要尊重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性，注重教学评价的多样性，使课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形成勇敢顽强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谐地发展，从而为提高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发挥重要作用[15]。通过体育课程促进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较完善和表达了其对个体生命力的关注。学生自选学习内容，自主选择教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培养学生的体育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区别对待。设置体育课程内容，采借筛选体育项目。从当前体育指导思想的动态来看，其身体造反有理主要体现在充分挖掘体育的功能及价值，统合体育在国家层面的生产力功能、在群体层面的凝聚功能、在个体层面的生命力展演功能。这样的统合功能价值是目前体育专家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 3身体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两点启示
以往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重点关注体育课程改革存在的硬件问题、软件问题和活件管理等问题，如何契合时代背景，阐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场域下，面对我国独生子女问题和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债社会问题，伴随着信息消费时代符号传播对青少年身体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提出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两点启示。
3.1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应提升学校体育的功能价值
体育在国家层面是生产力。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者，劳动者是生产工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劳动者本身的素质决定生产工具使用和创造的效率。劳动者的素质是其生命活动和劳动能力的物质基础，所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体育这种强身功能延长了生产力的主体――身体存在的生命数量，从而为身体存在生命质量提高奠定了根本的物质基础。体育不仅延伸了生命的长度，同时拓展生命的宽度，增加了生命的厚度。体育自身的不断社会化过程，也是生产力不断深化和新的增长点出现的过程。
体育在单位层面是凝聚力。学校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不仅可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而且能够增强学生间的凝聚力，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学校运动会，参加比赛的选手与学生所在的班级凝聚的不是简单的比赛关注，而是一种情感的共同表达和宣泄。学校搭建各类运动参与的平台，以学校运动会、体育比赛等为契机，开展学生体育社团活动，以此增强学生间凝聚力，从而提高学校的凝聚力。
体育在个体层面是生命力。体育也是一种培养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教育手段和路径。萨马兰奇说：“由于体育运动有助于将身体置于为心智服务的位置，它在任何文明需求中都值得居有一席之地。”身体是一切认识、文化艺术的起点和全部价值、审美和道德的标准，亦是获得知识、成就事业、完善人性、实现至美至乐的人生和推进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认识你自己。”要想真正认识你自己，反观自身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认识这个世界，首先要从身体开始。身体一方面作为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另一方面，身体又构成了个体世界的全部。运动学习在把握身体世界时，并非采取概念等符号那样的分析式，而是基于“身一心”结构通过直观方式实现对世界的把握，即兼认识与实践为一体的操作过程;因此，以运动学习为基本形式的体育课程在发展学生认识世界方面具有其他课程所无法取代的价值。体育作为课程之一，不能仅以学生体质健康为目标，而应在教学过程中发掘体育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内涵，再结合各相关学科，做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体育是社会的缩影和聚焦[16]。体育功能价值在以上3大层面的凸显，彰显了身体的重要性，表达了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对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迫切性。
3.2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应重点规避信息消费时代网络化问题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国家出台了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的多项举措，但健身习惯的养成与坚持不容忽视。健身习惯的养成与坚持与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和主张相关联，但一个勿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信息时代网络化问题。在信息消费时代，孩子的习惯和乐趣被网络的机会成本所侵占，其负面影响国家层面应高度关注和重视。以国际互联网这一人类创造的“潘多拉”盒子来说明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困境。互联网这一“潘多拉”盒子里呈现了无限的可能性。互联网所设构的虚拟空间，让人的“身体”在时间的维度上和空间的场域里得以无穷尽延伸，“身体”的欲望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随意袒露，“身体”欲望的边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无限延伸。这样具有比较优势的“潘多拉” 盒子，正如阿多诺所预言：知识的产权可能被终结，法律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神话。人的精神、灵魂、道德无法阻止“身体”的造反，而身体“造反”却越来越缺失和迷茫。质疑一，青少年一旦拥有了这只“潘多拉”盒子，国家从政策层面上路径何从？国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同样进入了深水区，历史可以明鉴，梳理剖析近百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体育教学指导思想，规其利弊，整合出利于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新的体育指导思想，是时代赋予国家的责任，是民族兴望，实现“中国梦”的优化路径。质疑二，乔布斯所创始的“苹果”，仅需要一个简单的标准化的动作便可完成。这一简单而重复的动作让你的精神无法抗拒，身体选择体育手段“造反”难以完成。这是一场革命的“运动”，不知何时而终结。中国人对“运动”十分感兴趣，并愿意参与和“集体无意识”，参与完后便又进行反思和总结。信息消费时代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顶层理念，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进行前瞻性的设计。 在“知识”泛滥成灾的“复制”时代，让知识来限制青少年的体育手段身体“造反”，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来约束青少年的体育手段身体“造反”似乎正在上演一场悲剧。如何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观念和主张，体育健身手段和方法的采借是其突破口，也是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尚需要深思的重要课题。质疑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是让人向前看，向前看必须要透支我们的身体欲望，“身体”自然选择造反，“身体”选择造反，而以身体的失败而终结。人文学科向后看，他起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身体造反显得有理而均衡。“体育”一词的缔造者卢梭曾认为：“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文艺越奔赴完美，我们的灵魂就变得越坏。”此话的蕴涵正是对信息消费时代的跨世纪预言，倪为国对此问题做出了完美回答：“灵魂”之轻，何以承载“身体”之重。乔布斯逝世前曾规劝年青人：“我愿意用我全部的技术换取与苏格拉底喝一次午茶的机会。”哲人和成功人士的话语意味深长，如何进行信息消费时代身体造反有理的顶层设计，建构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常态化模式，是当前专家学者研究的聚焦点。
4结束语
1）学校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是社会存在的载体。体育具有国家层面生产力，群体层面凝聚力，个体层面生命力和思想力3层思维的统合功能价值。站在体育教学指导思想的宏观层面研究身体造反及身体造反有理，其最终取向是挖掘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成长的体育观念和主张，建构其优化路径，以便应对我国步入人口负债阶段问题和信息消费时代我国青少年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 2）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百年历程，其演绎了不同时空场域下，国家、民族、管理者及从业人员对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关注和关怀，也映射出了不同时空下体育功能价值的生产力功能，凝聚力功能和生命力功能和思想力的不融通现象。生产力、凝聚力、生命力和思维力的高度融通，正是表达体育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和社会亲和力于一体的综合的社会价值实现平台，是新一轮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
3）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体育是促进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最佳载体和良好形式，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体育是促进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文化符号。体育的为人性和人为性，奠定了以其具体符号载体――体育课程对青少年身体规训的方法和路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百年演进展演了学校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折射了青少年身体“造反有理”的规训动态历程。在各种体育思想的相互渗透下，体育的生产力功能、凝聚力功能、生命力和思想力3层四维功能的高度融通是未来青少年造反有理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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