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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聆听张玉祥教授的《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其中，广谱哲学的艰难创业过程，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启示尤深，它们虽不属于广谱哲学本身，但会使我们终身受益。它们是无形的，但却给我们无穷的激励。
一、课题就是解决矛盾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
科研课题到哪里去找?来源虽然很多，但也要看是什么课题，像广谱哲学这样的全新课题，试图对哲学进行广义量化建摸，不仅没有直接的社会需求，甚至也不会列入哪一级的科研课题(例如，国家级或省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
广谱哲学的课题首先产生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撞击。张玉祥教授是学水利工程的，毕业后却从事哲学教学工作，自然科学的精确思维方式和哲学的定性思辨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而巨大的反差，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而又不丧失它的普适性?这样一个难题、矛盾就成为反复折磨张教授的重大“课题”。
这样一个课题能否解决是没有预设的答案的。一般而言，精确性和普适性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哲学追求普适性(所谓“放之四海皆准”)，但以丧失了精确性为代价。数理自然科学追求精确性，但以丧失了普适性为代价。要两者兼顾，谈何容易!我们看到，在哲学教科书里，经常举一些精确的自然科学的例子，例如，讲时空观时举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例子，讲辩证法时举微积分和物理、化学的例子，但那只是举例，而不是哲学本身的数学化、精确化。
1981年，张玉祥教授向河北省哲学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模型初探》，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互逆运算“模拟”对立统一规律，用函数“模拟”否定之否定规律，用极限概念“模拟”量变质变规律。事过不久，他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纪录。原因在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使用范围太宽了，而互逆运算、极限概念、周期函数等传统数学工具都是一些极特殊的工具，用张教授自己的话说，这种“模拟”无异于是“把哲学这个硕大无比的花朵插到了极其纤细的茎上”。此后多年，张教授不断跟踪和探索数学方法在哲学上的移植问题，曾尝试过微分动力系统理论、流形理论、纤维丛理论、变换丛理论、拓扑学方法等，但均成效甚微。他后来总结说，由于哲学概念、命题的普适性，以传统数学为工具、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对哲学进行数学化改造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张教授早期花了六七年时间以失败而告终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它表明要解决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其难度有多大!
此后，张教授把希望的目光转向横断交叉科学，特别是以“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群。在这个领域里，他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但他很快明白了，系统科学的数学方法仅限于以数值化为基础的传统数学框架内，无法移用到哲学问题上。他公正地指出，系统科学有很多很漂亮的思想，许多概念、原理的普适性也很高，但系统科学的数学模型却很窄，与他的很宽的思想、原理不相称。有了这些经历，张教授模糊地感觉到：也许数学武器库里还没有打锻出足以描述哲学普适性的武器，要解决哲学的普适性和精确性的矛盾还有无希望?
回顾历史，著名的哲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迪卡儿，就曾经试图用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阐发哲学原理，这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德国著名的控制论哲学家克劳斯也曾试图用传统数学方法和控制论模型阐发哲学原理，也早已成为失败的历史。在中国，从建国以来，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也都做过无数的尝试，但均未取得公认的成果。是哲学本来就不能数学化，还是数学工具本身有问题(条件过于苛刻、严格)?是课题本身选的过高，超出时代的条件?还是个人的知识结构或思维达不到解决课题的水平?这是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也是张教授经过多年失败后不能正视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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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为根据,合着世界发展的节拍,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
二、解决课题要有相应的方法论
——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
正当张玉祥教授已失败了多年、苦于找不到哲学的量化建模工具时，在中国，另一门新兴的学科——泛系方法论正以江城武汉为中心，在学术界“悄悄地”传播和发展着。1986年，有人向张教授介绍了吴学谋的一组论文《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他读后深感意外：居然有这样一种方法论兼顾普适性和相对精确性于一身?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败不敢使他盲目乐观。1987年，张教授到秦皇岛认真听取了吴学谋先生的学术报告，并与吴先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面使张教授认定了吴学谋创立的泛系方法论正是他多年要找的锐利武器。从此，为了真正掌握泛系方法论，张教授“拜师学艺”，跟随吴先生五年，潜心钻研泛系理论，并努力把它和哲学联系起来。在此期间，张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泛系化的论文，使哲学问题的精确性、数学化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机。张玉祥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解决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而也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没有广谱哲学。可见，泛系方法论对建立广普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泛系方法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它把含义及其宽泛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广义系统、广义关系、广义转化、广义对称、广义优化等)建立在同样宽泛的数学模块基础上。这些数学模块来源于离散数学，又经过了泛系化的改造，因而与传统的建立在数值化基础上的数学有本质区别。这使泛系方法论概念的相对普适性与相对的精确性的统一，而张玉祥教授多年要解决的课题正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此，泛系方法论首先给广谱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如何把普适性很高的概念与同样普适性很高的数学模块结合起来。
同时，泛系方法论也为哲学问题的广义量化建模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泛系方法论对一般事物机理的广义量化建模有自己的一套泛系量化理论、基础模块和具体方法，例如，它所提出的泛数、泛模拟、泛系单值化定理、十五种泛系转化方法等等，对于哲学问题的量化建模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张玉祥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一书种所概括的“广义数学观”、“哲学问题量化建模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吸取了泛系方法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哲学问题的实际所提出来得。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讲工具的作用。高科研也一样，需要有与课题的水平相称的方法论。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后，时隔七年才发表广义相对论，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因斯坦需要补充学习表达广义相对论原理的数学工具——张量分析，同样可以说，爱因斯坦晚年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没有成功，除了物理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数学也没有提供适合的工具(例如，后来对统一场论有重要作用的纤维丛与联络理论还没有产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泛系方法论，广谱哲学的提出也许还要推迟许多年，因此，泛系方法论对广谱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广谱哲学何以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产生。
三、解决重大科研课题，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谱哲学十八年探索历程
1981年张教授提交第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1998年出版《广谱哲学探索》一书止，广谱哲学探索经过十八个春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个中滋味，只有张教授个人知道，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十八年是中国打破僵化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质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初，张教授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谁都明白，搞哲学研究是一个既无经济效益又难见社会效益的事业，更不用说搞哲学的数学化了。张教授本来是学实用工程技术的，有不少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靠所学的实用工程技术发了大财，但张教授一旦选定了奋斗目标，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这种精神、这种境界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企及的。
这十八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高学历大发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学历，出国一浪高过一浪。张教授却选择一个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别人想都不会去想的课题，为了这个课题他放弃了所有考研、进修的机会，放弃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图书馆，跟踪新兴学科，为了弄懂建立广谱哲学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论，他像学徒工一样，从一点一滴学起，“缠”住吴学谋教授不放，一“缠”就是五年，这使得吴学谋教授深为感动。他说：有些人学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声发几篇论文，好评职称。因此，他们浅尝辄止，致使学了一点皮毛。张玉祥学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敲，不彻底弄清楚决不放手，因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点事。
事实证明，张教授抓住泛系不放是抓准了，这为他解决多年艰苦探索的哲学现代化难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他为追寻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执著精神，这十八年探索背后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对我们青年教师不是更有意义吗?张教授的十八年却一直在追寻着一个既没功利、在当时又没有任何把握的目标，致力于一个几乎注定要成为学术上的“孤独旅行者”的目标，我们不得不感叹斯大林的精辟论断：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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