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聊斋志异》这部名著中，除了以人鬼、人狐之间爱情为主题的篇章外，多篇作品描写到了友人之间情谊，在这些“友情叙事”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作者蒲松龄对于友人间情感的深刻理解，纯粹的，真挚的，犹如骨肉之亲，超越生死之限！同时也可以读懂蒲松龄内心对于知己，知音的极度渴望的情感诉求。
关键词：友情；劝善；报恩；托生为子
《聊斋志异》为明末清初作家蒲松龄的传世名著，在这部以鬼狐故事为主的巨著中人鬼、人狐之间的爱情故事所占篇幅较多，如读者所熟知的《连城》《婴宁》等名篇。然而除了男女情爱之外，《聊斋志异》中还突出描写了人鬼、人狐、人神以及人与人之间以友情为基础的情谊，较典型的有《陆判》《田七郎》《成仙》等篇章。在这些故事中，人物之间的真情实意，丝毫不逊色于蒲松龄笔下美轮美奂的男女之爱。“友情叙事”成为了《聊斋志异》中又一经典的故事类型。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绝不仅仅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作品，而是充分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情感。同样，蒲松龄将他对友人间情谊的理解也融入到了《聊斋志异》的作品中，谱写出一篇篇歌颂人间真情谊的佳作。
一、倾力相扶铸真情
蒲松龄之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写道“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1]在《祭父文》中亦称其父“五十岁以舌耕度日”。[2]可见蒲松龄大半生都漂泊在外，以坐馆教书为生。在这近五十余年的外出坐馆生活中，蒲松龄结识了很多友人、名士。这些人中有的是与蒲松龄早年共同进学的友人，如张笃庆，李尧臣，他们三人又被称为“郢中之友”；有的是蒲松龄坐馆的馆主，如沈天祥，王永印，以及本县西铺村毕际有；有的则是缙绅名士，如高珩、唐梦赉等。由于蒲松龄大半生长期离家在外教书，因此与这些挚友的情谊几乎超过了对妻儿的骨肉之情。我们在《陆判》《宫梦弼》《胡四相公》《柳生》等篇章中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蒲松龄对于友人间真情实意的深刻理解。《陆判》是《聊斋异志》中的名篇，也是蒲松龄笔下诠释友情的佳作。在这部作品中，陆判官为其酒友朱尔旦换上聪慧之心，使其文思大进，过眼不忘，终于取得科试冠军，秋闱果中经元，后又为其妻子换上美人之头。在朱尔旦死后，陆判又推荐其在阴间督案务，并且“授有官爵，亦无所苦”，作为友人，陆判可谓不遗余力，仁至义尽。对陆公的助友义举，蒲松龄高度赞赏，并在篇章后异史氏曰中写道“陆公者，可谓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为岁不远，陵阳陆公犹存乎？尚有灵焉否也？为之执鞭，所忻慕焉。”[3]而在另一篇作品《宫梦弼》中，蒲松龄对友情的描写较《陆判》进一步深化。“柳芳华，保定人，财雄一乡，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勒。”由此可见，主人公之一柳芳华是一个仗义疏财之人。然而宫梦弼对于柳芳华来说，却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朋友。“惟一客宫梦弼，陕人，生平无所乞请。”可见宫氏与众不同，而且他与柳芳华的情谊也较他人深厚，“词旨清洒，柳与寝处时最多。”柳芳华的儿子柳和最喜欢与这位宫叔叔玩耍，“每和自熟归，辄与发帖地砖，埋石子伪作埋金为笑。”宫叔叔与柳公子这种埋石子的游戏真是与众不同，这也为后文埋下了伏笔。好景不长，“后十余年，家渐虚，不能供多客之求，于是客渐稀。”由于家道中落而形成门前冷落车马稀，看得出柳家曾经的宾客都是图财而来。不久，柳芳华病故，而此时的柳家已经穷到买不起棺材的地步了。此时，宫梦弼挺身而出，“宫乃自出囊金，为柳经纪。”宫梦弼在柳芳华生前与其相交时无欲无求，在其去世后倾囊相助，为其料理后事，这是何等慷慨的情谊。但该篇故事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与宫梦弼对于友人之子柳和的教育与帮扶。“和益德之，事无大小，悉委宫叔。”此时的宫梦弼成为了柳家的支柱，而他的行为也很古怪“宫时自外入，必袖瓦砾，至室则抛掷暗陬。”没人知道他的用意。当柳和为家境贫困状况担忧时，宫叔教导他说：“子不知作苦难，无论无金。即授汝千金，可立尽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贫？”此番教诲可谓一字千金，宫梦弼作为长辈可谓用心良苦。宫梦弼离开柳家之后，柳和可谓历经磨难，遭遇了各种冷眼，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与柳家定亲的黄家女子不顾父母反对，一路乞讨，千里来投，“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仅一啖”一家三口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种生活对于柳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历练。终于，苦尽甘来，一家人在旧房舍中发现“宫往日所抛瓦砾，尽为白金。”“及发他砖，则灿灿皆白镪也。”故事至此，我们才明白当初宫梦弼埋石子的游戏用意何为，他是料到了将来而暗自相助啊！柳和在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激励自己说：“若不自立，负我宫叔。”从此发奋读书，“三年中乡选”。如何说《陆判》中的判官仅仅是满足了友人的功名之心与美妾之梦，那么在《宫梦弼》这则故事中，蒲松龄更加深刻的诠释了“患难之交”的真正内涵。由此可见，蒲松龄对友情的理解绝非“酒肉之交”或“泛泛之交”，而是充满着“倾力相助”“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骨肉情谊。
二、滴水之恩涌泉报
“报恩”是蒲松龄笔下常用的主题，涉及到很多《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鬼狐报恩，有神仙报恩，还有猛兽报恩。如著名的篇章《小翠》就是写狐女替母报救命之恩的动人故事。“知恩必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蒲松龄的为人准则，而他的这种报恩思想也时常在他以友情为主线的聊斋作品中有所体现，如《王六郎》《丁前溪》《雷曹》等作品。在这些篇章中，报答友人恩情成为蒲松龄烘托友人情谊的最佳叙事手段。在作品《王六郎》中，水鬼王六郎为报许某洒祭酒之恩，为许驱鱼，并与之“情逾骨肉”。在作品《酒友》中，狐狸与车生结为酒友，“促膝欢饮”，狐狸为报车生赐酒之恩，为其出谋划策，“去此东南七里，道侧有遗金，可早取之”“市上养价廉，此奇货可居”。这使得车生“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亩”。而在作品《田七郎》中，主人公田七郎为了报答武承休的救狱之恩，竟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以死报恩”“舍生取义”之举，将蒲松龄笔下的友人报恩主题推向了高峰。武承休主动与田七郎交往，是因夜梦一人告之，唯田七郎可以共患难。我们暂且不看武承休是否怀有功利之心，只看七郎，这确是一位身怀绝技，却心地善良，单纯质朴的英雄豪杰。田七郎本是一位山野猎户，武承休多次“贻金作生计”，然而七郎“固辞不受”。为了安葬自己的妻子，稍稍花费了武承休托购虎皮而赐银两，于是“七郎念终不足以报武，裹粮入山，凡数夜得一虎，全而馈之。”足可见田七郎为人纯朴，仗义疏财。然而半年后“七郎为争猎豹，殴死人命，提将官里去”，武承休为救其性命上下打点，七郎才免得一死。七郎母曰：“小恩可谢，大恩大可谢。”七郎“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馈遗辄受，不多辞，亦不多报。”此时此刻，田七郎与武承休已成生死之交，这为后来七郎报恩并慷慨赴死埋下了伏笔。果然，武承休摊了冤案，其叔父被屈打致死，他“遂舁叔归，哀愤无所为计”。危难时刻，田七郎挺身而出，先杀罪魁祸首林儿，又单枪匹马闯县衙，将包庇林儿的御史弟弟斩首，后“乃自刭死”“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逃过一劫的县令惊魂未定，“方停盖审视”，这时“尸忽崛然跃起，意决宰首，已而复踣”。田七郎的死让人感慨不已，扼腕叹息，然而更使人难以释怀的是他对恩人武承休的这份赤诚之心，生死之情。“以死相报，杀身成仁”，这份情谊是何等的伟大与珍贵。蒲松龄在异史氏中如此评价他笔下的这位草莽英雄：“七郎者，愤未尽重，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可见蒲松龄对于这位侠义之士的敬重，从这则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友人间的情谊在蒲松龄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甚至超越生死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蒲松龄对于友人知遇之恩的答报，并不比他在作品中所写的情节逊色。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到淄川县西铺村毕家坐馆，深得馆主毕际有的厚待，二人志趣相投，宾主相宜，互为知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五年后，毕际有去世，蒲松龄作有八首诗哭之，第三首前两联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丘对斜辉，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天路望人归。”[4]表露了痛丧知己的悲哀，可见两人感情之深。这时的蒲松龄已是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有了辞馆归家的念头。然而毕家此时的八个孩子都没有中举，有的还没有进学，老馆主毕刺史又刚刚过世，毕家对蒲松龄的依赖可想而知。回忆近二十年的交情，蒲松龄无限深情的写下了《赠毕子韦仲》五首，最后一首写道：“落木萧萧冬又幕，一堂灯火两情深”。[5]终于，蒲松龄无法割舍与毕家情谊，再次留了下来，一直到古稀之年方才离开，以此来报答老馆主毕际有的知遇之恩，可见蒲松龄对友人的仁义之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聊斋中很多故事也正是蒲松龄与其友人间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
三、苦心劝善明真理
在蒲松龄看来，友人间的情谊绝不仅仅是“把酒言欢，互赠诗词”，而是要推心置腹，甚至要不为私情，互相劝诫。友人间，好的德行要大加褒奖，错误的行径要及时规劝，以此来明真理，见真谛，这样才真正尽到了友人的责任。蒲松龄的这种思想倾向也比较集中的反映在《聊斋志异》这部作品中。在《陆判》中，陆判官先为朱尔旦换心，助其考取功名，又为其妻子易头，然而在朱尔旦央求判官为其延长阳寿时，陆判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达人观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为乐，死之为悲？”朱尔旦听后觉得十分有理。在《酒友》中，当车生因得到地窖里挖出的钱财后，得意的说：“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而狐狸友人却劝告其从长计划，“不然。辙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谋之。”在《僧术》中，本想助友成才的和尚面对吝啬的黄生，只能叹息着劝导：“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经终，不然甲科立致矣。”而在《雨钱》中，秀才与狐仙本是文字之交，但却央求狐友赐救金钱，希望不劳而获。狐仙非但没有应允他，而且教训了他一顿：“我本与君文字之交，不谋与君做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蒲松龄也借该篇文章尖锐的讽刺了那些试图投机取巧的人。在此种类型的作品中，蒲松龄表露出劝善惩恶的思想倾向，而在作品外，他对友人的态度照比作品中有过之而无不及。蒲松龄在而立之年时，曾应江苏宝应知县孙惠的邀请，去其衙门里帮办文案，成为了孙县府上的幕宾，两人亦宾亦友，结下了友谊。孙惠初为县令时，很是体恤百姓，勤于治理地方，蒲松龄对其赞赏有加。然而随着孙蕙官越做越大，人也日益浮华，腐化，而且孙氏族人、亲戚、仆人也都趾高气扬，乃至仗势凌人，横行乡里，成为淄川一害。蒲松龄本就关怀世道，关心民苦，而且性格耿直，面对友人孙蕙及其族人的恶劣行径，他义愤填膺，再也按耐不住，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给孙蕙写了一封长达千言的信《上孙给谏书》。信中要求孙蕙“择事而行，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6]态度咄咄逼人，近乎撕破情面。这使得孙蕙当时极其难堪，从此两人间不复有情谊了。蒲松龄就是如此刚直，富有正义感，不惜得罪朋友，不怕冒犯权贵。这件事在当时广为流传，他由此也赢得了淄川人的敬重。
四、托生为子续真情
在《聊斋志异》中，有几篇友情叙事的作品极具特色，如《褚生》《雷曹》《刘采亮》。这几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友人去世后托生为子。蒲松龄在这部奇异之书中，利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段将友人间的情谊写到了极致，将友情最终转化为了亲情，这使得他笔下的友谊再一次得到了升华，同时也更具新意。在作品《雷曹》中，乐云鹤与夏平子同窗苦读，相交莫逆，然而两人均是科举场上的失意人。夏平子染上了瘟疫亡故，而且“家贫不能葬”，此时，作为挚友的乐云鹤挺身主动承担起了重任，安葬了亡友，并按时周济亡友的妻儿，可谓仁至义尽，让人钦佩。乐云鹤放弃科举开始经商后，一次客于金陵，慷慨的请一位饥饿的壮士吃饭，壮士“不忍忘一饭之德”，追随保护乐云鹤。在海上“风涛暴作，估舟尽覆”时，用神力挽救了恩人的性命及其货物。这位报恩的壮士本是天宫的雷神，因犯下错误，“前误行雨，罚谪三载”。雷神后又做法让恩人升上天空，夜空中繁星点点，使乐云鹤目不暇接，“以手撼之，大者坚不可动，小星动摇，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乐云鹤十分珍惜这颗小星星，“益宝之，什袭而藏。”而就是这颗“入夜，则光明焕发，映照四壁”的宝贝，竟然钻到了乐云鹤的妻子肚子里。夜里亡友夏平子托梦曰：“我少微星也。君之德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归，可云有缘。今为君嗣，以报大德。”乐妻临产时，“及临蓐，光耀满室，如星在几上时，因名‘星’儿。”《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寄托生活理想的作品，在《雷曹》这个故事中，友情最终转化为亲情，情感写到此种程度，已到极致了。因此看得出，咋蒲松龄心中，友人间相濡以沫，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情谊，与天下亲人骨肉之情一样，都是珍贵而伟大的。
蒲松龄凝聚大半生苦乐，撰写而成的《聊斋志异》，融合了他全部生活感受与体验，而他笔下友人的情谊又是如此的真挚隽永，那么这些友情叙事的篇章浓缩了蒲松龄怎样的人生经历，又反映了他怎样的情感追求呢？蒲松龄自十九岁进学，文名日起，然而才华横溢的他屡应乡试不中，从此断绝了功名之路。他这一生饱受科举考试的折磨，内心充满了沮丧、悲哀与愤懑。可想而知，任何人在这种困窘的情境下，内心深处都是极其需要情感关怀的，更不要说是一位内心拥有丰富情感世界的文学家了。而且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无法用金钱来弥补心灵的创伤，因此只能寻求情感补偿这一种方式。除了通过写作来抒发情绪外，只有在亲情与友情中寻求心灵的慰藉。然而蒲松龄大半生在外坐馆，很少回家，正如在《家居》诗中所云：“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7]因此亲人的关爱远远不够抚平他的愁绪，那么友人的情谊在此时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同时，蒲松龄也十分重视与友人的交往，无论是同其坐馆教书的馆主，如王观正，毕际有等的宾主相宜，还是承蒙大缙绅高珩、唐梦赉的知遇之恩，蒲松龄都能做到倾情相待，不遗余力。而蒲松龄本身又十分自尊自重，待人真诚，不仅才华横溢，而且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因此也深得友人们的敬仰与赞赏，与之相交莫逆。促膝长谈，或书信往来，或题诗相赠，蒲松龄与友人间的情感交流从未停歇过。“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8]这是蒲松龄亲手所提诗句，足见其心中对于友情的珍视。
对于在初应童子试时提携自己的学政大人施闰章，蒲松龄“一日遇知己，终生念旧恩”，称颂之时笔而录之，载入最珍视的著作《聊斋》中；对于“郢中社友”张笃庆，李尧臣，蒲松龄与他们惺惺相惜，不忘少年时同窗苦读与踌躇满志，到老一直友情真挚；对于老馆主毕刺史，蒲松龄不遗余力为其捉刀代笔，知恩图报，始终不离不弃，彼此视为知己；对于同病相怜的友人袁藩，蒲松龄题词鼓励，和诗安慰，二人患难相交，相濡以沫；对于为官日益腐化，家奴横行的老友孙蕙，蒲松龄不徇私情，不畏权贵，直言上书，苦心劝善。何为友人的责任与良心，何为友情的纯洁与真挚，蒲松龄比别人了解的更多，理解的更深。这也是为什么他笔下人物间的情谊如此耐人寻味的原因。
然而即便蒲松龄一生交友众多，他却依然无法彻底摆脱那份内心的孤寂与无助，因为他依然为这部呕心沥血而成的奇书《聊斋志异》罕有人理解与欣赏而悲哀。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而扬名显亲乃是社会普通认可的人生正途，而当一个读书人在科举上无大进展，却热衷于在谈狐说鬼上驰骋才情时，人们必然会觉得不解甚或滑稽，因此“《志异》成书共笑之”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且就连蒲松龄相交一生的挚友张笃庆也寄诗规劝他“且莫再写狐鬼故事，徒费精力”“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切莫竞空谈”《寄留仙，希梅诸子》，[9]这使得蒲松龄十分伤心失落，知音何在？知己何存？“世上何人解爱才”（《访逯济宇不遇》）“世人原不解怜才”（《九日有怀张历友》）[10]蒲松龄不避重复的发出呐喊，然而“恨无知己”却伴随他一生。虽然也有一些文人雅客欣赏和喜爱《聊斋志异》，如大缙绅高珩、唐梦赉，甚至包括大诗人王士G，然而这寥寥几人怎能让曾怀青云之志的蒲松龄满足呢？蒲松龄在《聊斋自志》文中最后写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11]可见，世人对《聊斋志异》的不解更加加重了蒲松龄对知音，知己的渴求。
综上所述，蒲松龄笔下友人间的情谊是纯粹的，真挚的，犹如骨肉之亲，超越生死之限的。这些故事也能我们也能感受到了蒲松龄对于友人间情谊的深刻理解，体会到他讽刺丑陋现象，颂扬美好德行的刺世苦心，更能了解到他内心对于知己、知音极度渴望的情感诉求，这对于我们通过《聊斋志异》全面掌握蒲松龄的情感世界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2][8][9] 袁世硕，徐仲伟 .蒲松龄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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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马瑞芳.幻由人生―蒲松龄传[M].作家出版社，2014.
[6]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村出版社，1998.
[7][10]赵蔚之.蒲松龄诗集笺注[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