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前言
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的发展刻度上写下“优质”二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这场“悬崖边上战役”的成败。而在世界“寻找经济新动力”的当下，以去产能、新供给为核心的中国式转型，更显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的转型，并非“换挡”那么简单。未来中国引力波，更在于动力系统的优化升级。
从胶州湾远眺，背负破解结构性难题使命的城市和区域，正在积极探索中。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是感知最早的城市，最先进入经济新常态，也最早体会到转型的阵痛；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东莞、深圳等城市，也对此有着“率先的觉醒”；而作为“中国缩影”的山东，则在通过自身的转型为中国经济的困境探路。在重庆、成都、武汉等中西部城市，也同样在发起一场向传统产业结构说不的攻坚战，试图完成自我的转身或救赎。
它们的启示在于，在结构的失衡和解构的永恒之中，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优化，找寻新的动力与方向。
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换挡”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出口增长乏力、传统产业过剩、人口红利消失、环境污染严重的当下，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
“结构调整是世界经济共同面对的话题，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有人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十年。转型期的中国，焦虑和彷徨写在每一个深处危机的企业和城市的脸上。
事实上，从“九五”计划开始，就提出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旨在应对当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一晃4个五年计（规）划过去了，诸如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等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愈发迫切。
结构调整的快速和到位，不仅会为经济转型发展赢得时间，更将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经过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仍寄希望于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增长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结构调整已然迫切，但企业怎么转型升级，城市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殊途又能否同归？是对制造业升级换代，提速服务业发展，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依赖改革驱动？
告别过去传统的增长模式，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是摆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面前的共同课题，许多省市也已在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
东莞蝶变
“东莞塞车，世界制造告急。”位于珠江口东岸的东莞市，是一座靠制造业起家的城市。凭借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迅速崛起。
有人说，它是中国制造的缩影，中国制造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相应的分析样本。2008年之后，东莞的制造业境遇，也被视作中国制造这些年的缩影。
东莞有1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在这个城市的对外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中占到了六成以上，因而也就更容易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原料成本、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和中国经济不断下行的多重压力下，大量的资本开始撤离中国，东南亚成为它们新的栖息地。
转是死，不转是等死。意外的是，在经历了关停并转的自我优胜劣汰之后，退出的企业反而为进来的企业腾出了空间，“腾笼换鸟”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完成了。
2015年，东莞关停外迁的企业有243家，但同时却新增了698个外资项目。关停或外迁的多数是当年从台湾或香港转来的，以服装、纺织、鞋帽、家具等传统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但新增的却多是先进制造业和高端信息产业。
诺基亚东莞工厂曾是东莞南城的一张名片。2015年，诺基亚东莞工厂关闭，变身聚大电商产业园，并已入驻了家具、电子、服饰、通信等行业的70多家企业。诺基亚的退出和聚大的进驻，被看做是东莞落后产能为新生业态“腾笼”的最好诠释。
据悉，自2012年以来，东莞引进了22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4210亿元。如果全部投产，产值将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新的东莞”。
如何解决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高的问题，东莞想到的做法是：机器换人。在东莞石碣镇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的墙上，关于“机器换人”的对照表清晰地比对出了两者的差距。改造前后，产量由一天7200支增至11.7万支，合格率由90.2%提升至98.5%。
这个生产高端多层电路板、HDI手机板和柔性电路板等产品的企业，在最近三年，用机器替换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一台机器设备的成本，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总额。“机器换人’已在东莞的许多城镇蔚然成风。
转型不是转行。制造业仍是这个城市的根基所在，也是这个城市重塑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对于东莞来说，不论是关停并转，还是外迁或引进，都意在向制造业的高端攀升，向先进制造业看齐。
东莞的蝶变，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启示。
深圳向右，上海向左
如果说，东莞是一个以制造业起家的城市。那么，深圳就是一座因创新而生的城市。但如果追溯它活力的源头，就应该是蛇口。
37年前，正是从蛇口工业区开始的改革试验和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如今，虽然蛇口开发区早已被撤销，它当年的缔造者――袁庚也已离世，但蛇口基因和蛇口精神却在深圳这座城市存活了下来。
今天的深圳，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但深圳也曾遇到难题，也曾茫然失措，迷失了方向。
2002年11月20日，网名“我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痛斥深圳存在的各种问题：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治安环境日趋恶劣、城市环境捉襟见肘、城市精神空洞虚化、城市发展短视频现、固步自封缺乏自省，导致大企业纷纷计划迁离，人才流失愈发严重。似乎一夜之间，那个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开始变得萎靡不振。
深圳的突破，是从如何挣脱“四个难以为继”开始的。当时以“三来一补”经济为主要发展模式的深圳，发展面临着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等四大难题。 在几经探讨之后，深圳选择的转型路径是跳过重工业，由轻工业直接过渡到以信息化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概念，而不是遵循传统的“轻工业一重工业一高新技术产业一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路径。
正是这一在后来被印证为明智的路径选择，让深圳又一次成为了创新的前沿阵地。据悉，自2013年以来，深圳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超过GDP的4%，与韩国和以色列等同。
跌倒的深圳重新爬了起来。它留住了那些意欲迁离的大企业，也让外来移民重新有了归属感。
2014年，国际知名机构、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Ebersweiler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他给出的理由是：“这里能够让我们在1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深圳的华强北。”
这就是深圳的优势。这里有华大基因、中兴、华为，有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的BAT最强组合，有着最好的创业氛围和环境。在深圳，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创业者。2014年，深圳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16万件，已连续11年位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6.7件，同样排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首位。
有人说，“深圳的转型路径，回答了经济学界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个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投入崛起的区域，能否通过持续的技术投入来改变原有的禀赋结构，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破除‘中等收入陷阱’？”
我觉得，这是对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最好褒奖。
与深圳的逆袭有些不一样，上海是自带光环的。这座1843年开埠的城市，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东方明珠”。在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发展道路上，两者同为实验区，但深圳是冒险创出来的，上海则有着更多天然的政策优势。
特别是在今天，深圳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好的践行者，而上海则更多地着力于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制度试验和创新。它们都在探寻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只不过在探索的方向上，深圳向右，上海向左。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最先放弃“保八”的城市。2012年，上海经济增长就已经下滑至7.5%，最先进入经济新常态，也最早体会到了转型的阵痛。如果就此层面而言，上海也可被称作是中国经济艰难转型的先行者。
随着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海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迎来了转型的最好契机，开启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探索。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自贸区的改革经验不断被复制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在金融改革领域，上海自贸区基本形成了金融制度创新框架体系。金融业也成为近年来上海经济的最大亮点。
服务业的提升和制造业新兴产业的崛起，优化了上海经济的产业结构。来自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7.8%，创下历年新高，第三产业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4.9%。
正如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所说，上海已然度过了转型最痛苦的时期，经济正在企稳回升。
缩影山东
都说山东才是中国的缩影，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山东成为了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二是它的人文地理、经济结构、发展布局都与中国的现状何其相似。所以，当中国经济遭遇下行压力，亟须转型重调时，山东亦面临着同样的境遇。
但与东莞、深圳、上海等省市的率先觉醒和改革成效相比，山东还是显得有些慢了。这种慢，既有国企比重大、“大象难转身”的原因，也与观念上“迟到的觉醒”有关。等到资源枯竭再转型，终归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山东是经济大省，也是能耗大省，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都占到了全国10%以上。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认为，这与山东的产业结构、城镇化发展有很大关系。“山东是典型的群像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三高’产业居多。产业结构调整是我们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也说，丰富的资源支撑山东迅速发展起以原材料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规模实力居全国前列，但也由此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建立在加工基础上的传统产业，技术门槛低，只要有资金就可进入，而且在一段时期内还非常有市场、很挣钱，这使很多企业对转型升级产生惰性。”
这样的惰性导致很多企业，“有钱的时候不想转，想转的时候没有钱”，也使得山东的很多产业都聚集在中低端。4176家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里，竟然没有一家能进入2014胡润服装家纺行业品牌价值榜。作为“国内最大轮胎生产省份”，山东竟没有一家能够为20万元以上中高档轿车配套的轮胎企业。
还有钢铁。山东是全国前三的产钢大省，但近70%都是低端的非合金钢。正如山东金属协会副秘书长鞠沾仑所言，“前些年，山东钢铁企业的日子太好过，以致错过了新的市场机遇。”等到钢铁卖出白菜价，才觉得“低处也不胜寒啊”。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山东在服务业发展上的不遗余力和成效。2015年，山东实现服务业增加值28537.4亿元，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5.1%，三产比重为7.6%：46.8%：45.6%。倒退5年，2010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为14429亿元，三产结构为9.1：54.3：36.6。对比可看出，山东工业比重的下降和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服务业正在成为山东未来经济新的支撑点。
长期以来，金融一直都是山东经济的短板。在郭树清来了之后，这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职的高官，开始了他对山东的金融改革新政。
发布“金改22条”，建设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和青岛财富管理中心等举措，带动山东金融业增加值由20l 2年的1936.11亿元，增至2014年的2692.55亿元，增长39%。到2017年底，达到占生产总值比重5.5%以上的目标任务应该不难完成。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山东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亮点。 发展金融业，提升服务业比重，以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山东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而如何对国企进行有效改革，如何面对资源枯竭的现状，找寻到新的发展出路和驱动力。作为“中国缩影”的山东的探索，也是在为中国经济的困境探路。
新动力在哪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2016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供给侧改革。
在传统的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已经显出疲态的当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需要换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既然“需求侧”不行了，也许“供给侧”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以前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来买蛋糕，但现在我们是要把蛋糕做的更精致，吸引更多的人来买。
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债务高企，这都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但供给侧改革也许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难题。
事实上，中国仍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只是我们自身供给的产品在很多方面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去日本买马桶盖，哄抢澳大利亚奶粉的现象发生。为此，日本媒体还创造了一个新词――爆买，来形容中国游客的购买力。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而财富品质研究院根据品牌库中2万多个品牌的营业收入估算发现，2015年我国消费者消费的全球奢侈品高达1168亿美元，这意味着这一年里全世界46%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走了，其中近八成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海外。
你能说消费的拉动力不行了吗？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自己的第四个周期，未来的中国经济有四大新动力，除了新实业、新城镇化、新金融外，还有新消费。“大众品牌会分崩瓦解，这个是互联网时代中产阶级消费非常标准的特征和典型场景。原有的品牌偶像消失了，中间渠道丧失掉，你和他是社交化支付，这是一次让人非常兴奋的消费革命。”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衰弱景象，美国宣布制造业回归，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在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之后，也面临着找寻新动力的迫切感。
有人说，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应该是深度城市化、大消费时代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人认为，应该是消费升级、大众创业和中国信用的输出；也有人认为是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但不论何种观点，都指向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已经进入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需要寻找到新动力。
东莞制造业的“莞式反转”，是对以制造业为根基的城市转型的启示：不是要抛弃传统制造业，而是要通过转型升级，使之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深圳和上海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创新，重新找回它们失去的发展活力；山东也在极力摆脱“要素驱动”的模式，加速发展服务业，变得让自身更轻盈一些。
它们都在寻找。不同的省市，在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优势产业等多个层面都存在差异，但如今又都面临着近乎相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任务。对症才好下药，成功的模式也总是更容易被借鉴。
在中医的解释里，“阵痛”是一种短期的间歇性疼痛。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轮“阵痛期”，这种阵痛源于过去这些年不断累积的结构矛盾。正如经济学家姜跃春所言：“调整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痛。中国经济必须要从过去那种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成集约型的、高质量的增长方式，这样我们以后的发展才会更有底气，走的路也会更长、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