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校园内猛然传出一阵枪响，一位60多岁的老人应声倒地，血溅华堂，他正是独霸新疆长达17年之久的“新疆王”杨增新。
民国三年（1914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杨增新深受黄老哲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中央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主张。
为独霸新疆，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从上面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曾指派孙道仁到新疆担任戒烟督办，却被杨增新婉言拒绝。随后，北京政府商议将聚集在山西平阳一带的大批游民迁往新疆，杨增新又借口移民开支太大、新疆饮用水不足等，拒不接纳。对于非官方团体或私人前往新疆，杨增新同样如临大敌，他在星星峡（位于新疆最东部）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
杨增新对于自己在新疆的统治颇为得意，自称：“变葱岭之荒垠，而为桃源之乐土也。”他还写下《题镇边楼》七绝四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救世主。平日里，杨增新吟诗作赋，谈经论道，如饱学老儒，实际上他骨子里却暗藏着诡诈与残暴。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知其为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二是“圣人为天下除害，亦须下狠心辣手”。杨曾经对最亲密的朋友透露，十年间，他杀死过6700余人。
总之，杨增新的铁腕政策引发很多人的不满，为他的死埋下了祸根。1917年，黎元洪任总统，委派樊耀南到新疆做阿克苏（新中国成立后，阿克苏为迪化县十区三乡）道尹。正是此人设计结束了杨增新的性命。
樊耀南到任之前，杨增新已接到来自北京的密报，称樊耀南受北京政府委托出使新疆，意在探听虚实，寻机取杨而代之。因此杨对樊很有戒心，让他在新疆坐了很久的冷板凳，才召樊耀南来迪化做道尹。
杨增新一方面提防樊耀南，私下称“养了一只虎（樊）”；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笼络樊耀南，不许他离开新疆。这是因为杨增新自信“塞上风云一肩挑”，认为“不过一介书生”的樊耀南本事再大，也逃不出他的手掌。
杨增新的障眼法没有骗过樊耀南，在新疆待得时间愈久，樊耀南愈增加了对杨增新的不满。樊耀南认为新疆“文化教育不发达”，是杨的愚昧政策造成的，他还指责杨“利用制造民族间的仇恨来巩固他个人的地盘”。随着两人之间矛盾的日益加深，樊耀南忍无可忍，逐渐坚定了推翻杨增新统治的决心。
但樊耀南深知杨本性诡诈多端，便改变策略，加倍小心地百般逢迎，暗中却加紧联络反杨力量。不久，就有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吏、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到了樊耀南的周围，其中，担任俄文法政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是其最得力的助手。
典礼之前，张纯熙受樊耀南的嘱托，专门负责迎接政府要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时机指挥杀手刺杨。
这天一大早，省府要员纷纷带领随从走进校门，却唯独不见杨增新露面，张纯熙不免有些焦急。忽然，门外一片嘈杂，只见杨增新带着私人卫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校门。
张纯熙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急忙面带微笑地迎上前去恭敬地招待。随后，他一直站在杨增新的身边殷勤地侍候着，同时暗中注意观察杨的一举一动。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身份，在学校教室设宴席招待各位官员及嘉宾。
酒席共摆了三桌，杨增新与新疆建设厅厅长阎毓善、旅长杜发荣等人居中而坐。樊耀南陪同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妇坐在靠西边的一桌。杨增新的卫队人员则被安排在院外的一间屋里用餐。
宴席上，杨增新谈笑风生。他原定宴席结束后去陆军学校训话，便一边催着快上菜，一边与身旁的人高声猜起拳来。
上了几道菜，酒至数巡以后，张纯熙从门外走了进来。樊耀南向张纯熙大声问道：“酒菜都备齐了吗？”张纯熙回答：“备齐了！”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执行“刺杀行动”的暗语。
听到张纯熙的回答，樊耀南站起身向苏联领事举杯敬酒。就在两盏酒杯相碰的一瞬间，走到中间餐桌上菜的一名侍者，猛然甩掉手中的菜碟，迅速拔出手枪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杨增新。
杨增新被意外状况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随着一声枪响，杨增新胸部中弹，鲜血立即涌出。这枪并未致命，杨增新猛然意识到自己遇刺了，便声嘶力竭地叫道：“干什么？”同时以手撑桌，颤颤悠悠地试图站起来。不料，又有几个侍者打扮的人冲进屋里，一齐举枪向杨射击。杨增新连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
素来喜欢在酒宴上杀人的杨增新，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栽在酒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