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现状
2014年4月，人民网研究院和海外传播部为了解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工作现状，面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国际在线等网站的相关人员发放了匿名填答的电子问卷，共回收140份有效问卷。虽然回收问卷数量不算多，也未采用随机抽样，但是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的构成和工作状况。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从事网络媒体对外传播的人员中有“四多”。女性居多，近75%为女性；年轻人多，20至35周岁年龄段人占85.7%；高学历者多，参与调查者全部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者占45.8%；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人多，61.4%的人曾有过连续在国外居住一个月以上的经历。
直面转型的网络对外传播
综合以上现状的描述，可以看到，与传统媒体的对外传播前辈相比，我国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既有优势也存在新的问题。这支队伍需要面对工作性质与外部条件的变化，需要在变化中把握“不变”，以形成扎实、稳定的工作基础，不断掌握对外传播新技能，创造性地使用新手段。网络给对外传播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从事传播的主体发生变化。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视角的描述。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来，不论是教会还是一国政府，能够操纵越境信息传递的主体及其对外传播制品是清晰的，人们可以明确地指出哪个机构、哪条信息是用于对外传播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依靠资本运作模式和媒介技术的变化，从事对外传播的机构和行动更为泛化和隐蔽，不断淡化“有意识灌输”的印象，使整个对外传播体系大而无形。
二是传播内容形式发生变化。传统的对外传播是以新闻为主要体裁，常与时事报道、评论密切结合，把己方所掌握的事实和持有的观点对外讲清楚，或是针对敌方隐瞒或歪曲的事实进行披露与澄清。而当下的传播则跳出新闻的范畴，在形式上更为多样，可以是一首歌曲，可以是一部电影；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可以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无意”生成后的“有意”推波助澜，最终都能产生有倾向性的意识形态输出。
三是传播效果更加深化。传统的对外传播强调面向对象国受众输出特定的内容，影响其认知，继而希望能够改变其态度，即所谓从“入耳”“入眼”到“入心”“入脑”。但在移动传播和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更为深化的效果是直接在对象国引发己方所希望产生的行动，对现实直接产生干预效果。这在电波越境的时代是种奢望，但在直达对象国一个个活生生个体的网络时代，已成为现实。
这些转变让对外传播的形态与边界变得模糊，但对外传播在变化中也有其不变的宗旨。它的核心一定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一定是在对象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影响。因此，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面对复杂的全球网络传播环境，需要不断地思考一个传播制品或一段信息背后代表了怎样的利益，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动机，才不会迷失工作的方向。在此基础上，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一方面是要顺应趋势变化，创新对外传播手段与形式；另一方面则要有意识、有效果地对外部传播进行反应，在国际舆论场形成对冲力量。
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需强化的三个意识
网络对外传播被深深卷入世界传播格局的变革之中，每一个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都站在全球传播的“风口”上，若根基不稳，则较传统媒体从事对外传播人员更容易迷失方向。笔者认为，要稳定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的根基，不妨提高三个方面的意识。
首先是历史意识。在问卷调查中，大部分网络对外传播从业者所学专业是外国语言文学。掌握外国语言固然对于从事对外传播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仅仅会语言是不够的。在网络传播时代的对外传播需要的是有观点、有见识的“议员”，而不是语言转码的“译员”，仅仅从事“译员”工作也将大大损害从业者的积极性与成就感。加强业务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外国历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积累。近年来，我国在全球舆论场受到的冲击无一不围绕历史问题，我国做出的有力反击无一不以历史为基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不掌握历史，在全球舆论场就丧失解释问题的主动权，更不会有话语权。此外，了解历史才能吸取经验和教训。1948年联合国大会上哪个国家的代表最受与会者欢迎？据连士升先生在他的旅欧日记中的记载，此人是苏联代表维辛斯基，而非什么西方国家的代表。他为何受欢迎？恐怕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对外传播教科书中都不会给出答案，甚至谁是维辛斯基都不会提。与此类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过程中，我们的对外传播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效果？如果不全面掌握历史，我们也将错失真正的经验。
其次是批判意识，就是要看到别人不愿披露的另一面。如今信息传播异常便利，各方信息纷至沓来，表面上看，唯一的障碍就是语言。网站考核往往以点击率作为指标，为了“迎合用户兴趣”，不假思索、简单地译介国外信息，无形中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对方旅游推广员和文化渗透的“二传手”，搞不好自陷对方逻辑泥潭。因此，批判思维对于对外传播从业者履行职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树立批判意识是个系统工作，特别需要在高校学习阶段对从业者的培养。例如，目前传播学教材对世界传播体制的“经典”划分依据的，居然是美国宣传战参与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根据这种“冷战”思维，世界截然被划分为“自由”和“专制”二元对立，抹杀世界多元的传播体制。该书引入我国后，很多人直接使用这种二分结构来对国际传播格局进行分析，而不去问这本书的作者在当时扮演怎样的角色？出版目的为何？更有甚者，把它作为研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传播体制的指南。这种不加批判地引进延续至对外传播实际工作是危险的。
最后是大局意识。网络虽然在形式上把世界联络起来，但在网络上人们的视角却往往是个体化、片段化的。我国网络对外传播机构也面临着改革，向市场化的用人方式转变，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从业者个人倾向于从个体角度思考，纠结于个人利益。比如对“雾霾”报道，如果沉耽于个人情绪，纠结于个人利益，无法从更宏观的全球分工体系去解读和思考，除了自怨自艾，别无他法。没有大局意识，只有个人感受，就无法认识趋势、加强报道深度，在与“自媒体”竞争中没有优势可言。为此，网络对外传播机构从业者要加强大局意识，在全球传播时代以战略眼光审视对外传播，内外统筹、科学绩效、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