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学教育作为重点改革科目，对推动社会与科学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从目前来看，我国法学院的治理机制与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弊端，比如法学教育的模式性、人才培养的单一性，这些都导致法学人才资源的缺失，而且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与整体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中国法学院治理机制的改革方向
（一）法学教育不是职业培训
中国的教育模式仍然局限于招生类型和招生指标的行政范围，从理论考试到学生的录取，教育环节，包括课程定位、编写教材、学习大纲、命题考试和成绩发布等，都必须遵循教育部门统一的行政制度规范。但是法学教育通过这种行政制度来招生未必是一个高效的方式，行政模式的培训下产生的是职业培训，比如说专职的法官学院、律师学院，而法学院教授学生的是法律知识、案例分析、经验借鉴等等单一教育课程，在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意识、人文精神等领域上涉及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当然，法律职业培训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它是法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培养专职人员起到独特的作用。但这仅仅是法学教育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
在一定程度上，法学院也发挥了自己的个性优势，关于法学院院长的选举，就是由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公平投票产生，透明公开，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但也有需要改进之处，法学院应当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就业方面遵循学生的意愿，摒弃自上而下的计划式分配管理模式。
（二）法学院校领导的定位
目前，我国法学院的院长一般由学术成就与威望并存的学者担任。拥有学术成就的人更了解学术规律，能够带领专家团研制出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更受国家重视，能够为学院争取更多的学习资源。而且这部分人经常参加学术活动，或负责编写国家的法律课题，有些甚至得过重大科研奖项，也只有像他们这样，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与学术能力的人，才能够带领学院，推动学院稳步全面的发展。
不过，凡事有利也有弊。有学术成就的人未必就有突出的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突出的人又不得不牺牲一些学术研究项目去做管理。所以，在法学院的领导班次中，院长主要负责行政事务，至于学术研究方面则由教授自建组成，院长负责从旁协助。
院长协助学术研究的方式可以是筹集赞助资金，以改善学院条件，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也可以是为一些学术机构承办学术会议，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当然，院长作为一个管理性人才，同时还需具备行政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筹集资金能力等。
（三）学院建立科研教授委员会
学术科研教授委员会由教授、副教授、讲师组成。在学院的发展、学术预算、重大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委员会主要采取投票表决式来决定会议结果。
由于法学院日常事务繁多，所以教授委员会一般会设立下属干事委员，可负责问题的初步商讨。而在教授委员会内部，则需要做到明确职责，规范内部行政条例，完善部门建设等。
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一）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模式
法学人才资源分配具有多元化特征，法院的院长、法官、审判官、书记官、执行官，法警、律师等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因此，在培养法学人才的同时，一定要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前提，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同时采用其他教学形式的有利价值，避免教学单一。就我国目前来看，法学院校不仅开设了教育部规定的基础课，还加入了各种不同的选修课，为学生创造自由发展空间以及多元化的学习机会和平台的同时，也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
整体来看，大学期间的法律学习目标明确，不仅加强了基础教育，也成功培养了一批通用型人才。但在大学毕业后的硕士阶段则出现了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混淆，事实上这两种类型在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上并没有太大差异。法学硕士具有学术研究性，可提高学术研究层次，为培养博士研究生提供资源，从某一层面来讲，法学硕士是博士预科。而法律硕士则是推动法律的全方位扩展，分设商法、知识产权法、财税法、金融法、房地产法等若干法律科目，使法律硕士毕业生在求职时有专一性和针对性，为社会需求做出贡献。
（二）加快新兴法学的发展
法学教育在长期发展中成就了法律的基本学科：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等。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新兴法学开始应运而生，例如环境法学、财税法学、金融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近几年来，中国主要的一些重点大学已经转向新兴法学的创建与发展。在法学教育中，中国政法大学创建了比较法、证据法、人权法、法律与经济学，清华大学设立了商法学、比较法与法文化学等。各高校在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获取法学教育资源，打好基础法学的同时扩展新兴法学，成就了全新的教育模式。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法学教育市场很大，法学院作为社会法学人才的基础支持院校，在治理机制上应当不断改革与创新，明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选聘有能力、有资历的领导干部建设与发展学院，并组建科研教授委员会。学院方面也应当加快新兴法学的发展，创新教育模式，以培养更多的法学专业人才，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