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民主理论的阐发，还是民主思想的研究常常是遵循着两种分析框架：一是按民主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展开，循着历史的轨迹寻找其精神的纹理；一是以大致相似的民主理论为框架，超越时空的界线发掘其言说的模式。这两种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认识西方民主理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西方丰富多彩的民主理论来说，这两种分析框架常让人有捉襟见肘的感觉。本文欲以分析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民主理论为主要内容，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分析框架。
一、演进论的民主运作论 民主制度有一种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为一系列思想、事实所推动，构成一种社会运动。从运动的形式来看，民主运动有着渐进的量变和突发的质变两种形式：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时，社会冲突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不断地演进；当危机与矛盾的积累超出民主制度自身的最大张力时，突发的质变就会不可避免，民主制得以重新建构。民主制度的两种运作方式衍生出两种民主运作的认识：一种是演进论，以渐进的量变为理论的主要形式；一种是建构论，以突发的质变为思考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我们很难将这两种认识做一个截然的区分。杜威民主哲学的思维方式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在美国改革时代[①]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里，杜威以那个时代的政治变迁为主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积极演进的民主运作论，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杜威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人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主主义看成是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为在观念上和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②]在杜威看来，正是这种认识上存在的错误使民主制度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面前无所作为。 正因为如此，杜威指出，“向前走”是民主的一个特性，同时，也只有向前走，民主才会继续存在。杜威指出：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它亦应往前走，去适应当前和即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它不往前走，如果它企图站着不动，它已开始走上导引到灭亡的道路。”[③] 杜威将民主视为一种不断演进的存在。杜威对民主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民主从理论上必须要“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 [④]而对于“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要“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⑤] 杜威的演进民主理论带有激进的性质。在杜威看来，每代人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再造民主，民主就是在不断的再造中不断演进[⑥]；而民主实际上也正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它是某种必定会坚持下去的东西”。[⑦]这表明，杜威对民主运作论的认识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演进思维，而带有一种激进的性质。这不但是当时美国社会资产阶级进行大胆改革的一个总结，而且也为改革时代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论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打击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在政治上做深刻的反思，这使得美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为特征的时代。在这场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在平民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成了被骂为落伍的保守主义者；甚至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出现。作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合法继承人，现代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对传统自由主义作了一番修整：一方面主张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将这场改革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作为现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代言人，杜威的民主理论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三、手段论的民主本质论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人们一直有着目的论与手段论之分。持目的论的人认为，民主是一种目的，一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值得追求的目标，甚至各种不民主的方法是必要的；持手段论的人则认为，民主本身是一种手段，是一个工具，是达到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 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手段论占有主导地位。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将民主视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甚至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体系亦具有工具意义。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制还没有建成的国家里，人们追求这种工具的完善，并将民主作为政治目的亦无可厚非。然而，目的论的民主本质论常常成为人们极权统治的籍口。实际上，将民主的本质视为一种手段，在当今社会已为更多人接受，理论争论更多的是民主手段的选择本身和这一选择的性质。 杜威并非不同意将民主既视为目的，又视为手段，但他区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他认为，在一个基本的民主观念还没有树立的国家里，将民主表达为一种终极的理想或是视为达到理想的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杜威不认为这对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可以容忍的事情。正相反，在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中，将民主既视为目的又视为手段只是“意味着一个阶级对权力所特有的攫取和保留的欲望”。[13] 杜威将民主视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杜威曾明确指出： “普遍的选举权、重复的选举、在政治上当权的人们对投票者负责以及民主政府的其他因素，这些都是我们所曾发现的实现以民主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和最后的价值。”[14] 当时，欧洲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杜威语重心长地劝告他的读者提高警惕：民主不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种手段，将暂时的独裁作为更民主的一种手段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杜威指出： “民主的政治和政府的这一方面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至今所发现的一个最好的手段，而目的则在人类关系与人格发展的广大领域之中。”[15]人们在各种各样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中最终选择了民主。杜威认为，民主这种方法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民主的政治形式仅仅是人类的智慧在一个历史的特殊时期以内所设计的一些最好的方法。”[16] 杜威将民主的方法视为一种以同意为基础的方法、一种参与的方法。他认为，民主的发展是用互相商量和自愿同意的方法来代替用强力从上面使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方法，[17]民主观念的基础是： “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致于无需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是：凡为社会制度所影响的一切人们都必须共同参与在创造和管理这些制度之中。”[18] 作为一种手段，民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手段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来了民主本身的革命。民主的不断发展也是民主手段的不断发展，这使民主制度变得更加地复杂，同时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 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将美国内战到1890年的美国历史看作是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的时代，将1890年后到二战的历史称为改革时代，本文使用此称呼。考虑到延续性，在时间上亦略有出入。参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愈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页。
[③]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35页。
[④]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35页。
[⑤]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35页。 [⑦] 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 义--杜威文选》，第27页。
[⑧] 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⑨] 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第7页。
[⑩]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25页。 [12] John Dewey: 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0,p.21.
[13] Jonh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G.P.Putnam`s Sons, New York, 1935, p.86.
[14]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5]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3页。
[16]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7]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8]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20]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5页。
[21]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5页。
[22] 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6页。
[23] 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33页。
[24] 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41页。
[25] 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