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首散文诗里写过这样的句子：“候鸟是花朵的伤口，飞翔也是沉默的伤口。”前后两句似有同义反复之嫌，实则不然，前者具象，后者抽象，一明一暗，较为准确地表达了我内心对于“自由”的感受：A的自由，恰恰有可能给B或C造成伤害。柏拉图说，美是难的。我认为，自由比美更难。
很多时候，我一不留神就站到动物和植物一边，对“人类”怀有某种程度的敌意。“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啊！”我总觉得莎翁只说对了一半，至少只说出了一面，另一面应该是：“人也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凶器啊！”索因比就公开宣称：“钢铁篡夺了森林，沉默推翻了对话。”人类自使用工具以来，一方面创造了亘古未见的“人类文明”，另一方面又史无前例地伤害了“自然文明”。人，从天地中脱颖而出，然后转过头来，手握双刃剑，过河打艄公。“发展”至今，全球性环境污染已积重难返，岂能不惊悚！
作为诗人，不得不思考这些重大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人类自身诸多“美丽的痛苦”都源自天、地、人的不协调发展。人类的自由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呵！
也许正因为我骨子里头对人和世界的相遇有如此痛苦的感悟，所以一直写不出轻松愉快的诗歌来。我的诗注定不能取悦那些喜欢“搞笑片”的人们。我也坚信，通过“搞笑”才获得的快乐，绝不是真正的快乐。
如果我的诗确实给读者朋友带来了某种痛苦，我则深感欣慰。在这个“快乐”招摇过市的时代，尝一尝痛苦的味道，相比之后，不是更觉快乐么？我很欣赏这样的求爱方式：“当玫瑰泛滥成灾时，我用菠菜表达爱情。”
言归正传，还是趁早回到散文诗创作的话题上来。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钟情缪斯，但一直得不到她的青睐。用诗的语言说就是：她野火一样的眼神，迟迟不肯温暖我。
大约到了1992年春天，我去西安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临潼笔会”。这笔会上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一件是路遥的演讲，另一件在此省略。一年之后，路遥病逝，另一个美丽的故事也无可奈何花落去。那是1993年夏天的深夜，一阵雷鸣电闪之后，倾盆大雨，我藏在一个偏远乡镇府的旧木楼上，无计可施，便重读路遥的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泪流满面。生命和爱情为什么都薄如蝉翼？顿时，这疑问在我的大脑深处爆炸。我迅速提笔把爆炸后的火花记录下来，竟化为了满树飘香的青果，不，《永远的青果》。这组长达20节的散文诗，后来因“版面有限”被删成15节发表在1994年第5期的《芙蓉》上。责编曾玉立还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你的散文诗写得轻灵、细腻、深情、意象清新质朴，又惊异神秘……你具有写好散文诗的潜质和天赋。”
第一组散文诗就得到了大型权威刊物的肯定，很幸运，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细细数来，至今发表在《诗刊》《星星》《芙蓉》《湖南文学》《诗歌报》等各大报刊上的“诗歌作品”，实际上散文诗占了三分之二的比例。
散文诗是最自由的一种文学样式。她可以让作者的灵智和情绪自由地挥洒、奔驰、飞翔于文字的山峰、草原、天空之上；她同样可以使读者的心灵穿过隧道、穿过地狱、也穿过“黑洞”，去拥抱异域之爱！当然，散文诗这自由的“嫦娥”，无疑是散文诗人内心的痛苦蛹化所致。其痛苦又往往来自“初恋”和“贞血”。
换一种说法吧。散文诗既是散点透视，摄住细节和灵象，又是飞鸟观花，掠整体和高度入怀，让坚与柔，动与静，单一与复杂以及形而上与形而下得到和谐的共振。于是，天、地、人的交响，真、善、美的融合便在符号世界里得以实现。我相信，散文诗所构筑的“人间天堂”，足可以让人的灵魂自由地、诗意地栖居……
无独有偶，2011年诺奖获得者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也在《散文诗能带给我们什么》一文里如此阐述：“散文诗的一个妙处，是它能汲取细节。有时精灵甚至会从散文诗的语言里浮出。也许散文诗就像家中秘密的宗教，而分行诗更像教堂。”斯言妙矣。颜炼军则在《张枣随笔选》的“编后记”里特别申说“张枣先生在关于鲁迅《野草》的文章和讲稿中提出一个新的新诗史观，他认为，《野草》而非《尝试集》才是现代汉语新诗的真正源头。”窃以为乃真知灼见。
可是，当下“散文诗”的处境仍然“非驴非马”，相信把她确认为“亦驴亦马”的时代会很快到来；但愿渴望诗性生存的读者朋友千万别一不小心就错过了此岸的“天堂”。鱼的天堂仍然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