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了错事有惭愧之心，这是人异于犬马的地方。有惭愧之心，最起码说明我们具有一定的反省精神。不过，我觉得，与惭愧之心相比，不给自己内心留惭愧的缺口也许更加重要。毕竟，惭愧也好，反省也罢，都是已经做了错事，假若我们连错事都避免去做，心灵岂不更加坦然？
著名作家包天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年，他想重印谭嗣同的《仁学》，去找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夏瑞芳，他坦率地告诉夏这是一部禁书，作者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已被清廷杀戮。夏瑞芳回答：“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哪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两人商定印1000部，等到印好，夏瑞芳主动告诉包天笑说自己多印了500部，可以在印刷费上打个9折。包天笑非常感动。其实，夏要是自己不说，多印多少部，包天笑根本不知道。
做生意的人都想赚钱，夏瑞芳之所以愿意舍弃某些利益，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让自己的内心日后生出惭愧。
胡适也是个利与义拈得很清的人。1921年，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做编译所所长。这年4月，时任该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来到北京，多次当面向胡适表达这个意思。经过再三考虑，胡适谢绝了。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后来，他经不起高梦旦的盛情相邀，答应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自己配不配受高先生的托付”。到了编译所后，胡适跟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杜亚泉、叶圣陶、郑振铎、郑心南等许多人都有接触，他感觉自己的性情与训练都不适合做这件事，于是决定回北京大学。胡适在上海前后呆了45天，中间还去过南京、安徽，最后高梦旦问他意中有谁可以胜任这个岗位，胡适向他推荐了他早年在中国公学的老师王云五，并留下一份详细的改良计划。临行，商务印书馆送给他1000元报酬，他坚持只收500元，而将另外的500元还给了高梦旦。
表面上看，在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胡适收受商务印书馆500元报酬也不算少了，但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的胡适是名教授，在北大的月薪已达500元，在商务印书馆呆45天，只收500元报酬，足以体现胡适对利益的淡泊。在胡适看来，自己虽然考察了商务印书馆，也给他们推荐了管理人员，提出了意见，但收受1000元报酬，还是多了些。他退回500元，只是为了内心不惭愧。
世间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们对物质的功利不可能完全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事实上，人对成功的渴望，除了名誉上的需要，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可以带来更多金钱。但我们取利一定要遵守两根底线，一根是法律的，即违法之财不能要；一根是道德的，即让内心不安之财不可取。夏瑞芳按原来的协议收钱，胡适收受1000元报酬，都是不违法的，只是他们自己觉得这样做，内心会有愧疚，为了心灵的平静，他们心甘情愿舍弃一些利益。
不留惭愧的缺口，一个最大好处是可以使我们放下灵魂的包袱，开开心心去干别的更重要的事。人生是一环紧扣一环的，不可能永远停在原处。做完一件事，漂漂亮亮收个尾，再做别的事就没有牵挂，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更多的出彩机会。其实，利益这东西是流动的，许多时候，越是对利益淡泊的人越是可以源源不断得到物质的好处，商务印书馆后来的繁荣，胡适一生的衣食无忧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