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模式可以从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的视角出发进行讨论，将社会共治模式中的政府、社会组织、消费者等治理主体设计为供应链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就是供应链中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问题，即通过对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研究来解决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问题。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论文设计了核心企业CSR主导型、供应链交易主导型以及利益相关者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以食品企业为焦点，在治理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经济契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供应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度安排，并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机制与保障手段，实现食品安全有效治理。
关键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供应链可持续治理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047-12
作者简介：戴勇，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41）
一、引 言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食品安全治理最近几年来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并且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提出，研究重点逐渐由行政监管转向了公共治理，强调高效、垂直、集中统一的行政监管机构，强调食品产业链“从农田到餐桌”监管过程，强调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监管主体等理念。公共治理模式成为目前的重要研究方向。目前的研究体现在以下方面：
分散的监管权力配置结构、监管独立性的不足、过于依赖行政方式的监管风格以及孱弱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是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提高的四大结构因素1。因此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十分必要，宋强提出了大食品安全的综合治理思路，包括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综合协调功能，明确食品安全机构的监管责任，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效率，促进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公共治理模式的形成，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监管主体2。政府在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应注重发挥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方向。
在此基础上，如何设计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保障社会化监管等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由于食品安全事件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作为公众利益代理人的政府，实行食品安全管制是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有效手段，其中信息的供给是重点。周应恒等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根本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扭曲失灵的问题，增加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是解决食品安全市场失灵问题的重要手段1，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在考核方式和信息传递等方面存在着激励失灵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制度和信息结合的治理方式2，如政府应加大信息披露的补贴3。
同时食品监管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选择是消费者、生产商、政府等利益团体博弈的均衡解，吴元元提出了声誉机制，借助无数消费者的用脚投票将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执法4。杨光飞认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微观层面上表现为我国食品行业责任伦理的缺位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需要重视经济伦理观念和市场实践的有效结合。5
围绕着治理机制的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政策手段包括经济公共政策如强调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弥补作用、重视分析政策的经济影响以及社会公共政策如强调教育和知识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作用、分析社会共同监督食品安全的公众参与机制和方式6。在食品安全治理的行政监管政策研究上，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企业行为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经济激励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则相对关注不足。研究中虽然涉及了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食品安全保障的社会参与机制等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由于食品的信任品属性，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的特点，单独的政府和市场本身无法完全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共治的方式去弥补单一监管机制的缺陷。但目前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研究对象的局限。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者行为、企业行为的探讨上，对社会组织、政府管理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体制和法规等范围7，没有深入的讨论社会共治主体在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中的定位和作用。二是食品行业分类众多，既有大型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制造业，又有小企业小作坊式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这却是我国食品行业的常态，对这些小企业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还很薄弱，这也造成了目前社会共治模式的探讨缺乏针对性。三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以新技术和微生物风险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参照，没有意识到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事件主要是基于食品供应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四是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方面技术与制度结合的研究很少，缺乏改进监管工作绩效的基本依据和路径研究。因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制的重塑及相关治理政策的完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二、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型设计
（一）食品安全共治的关键要素：供应链的视角
大量产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为研究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是对这些事件的解读往往针对的是单一事件，而且解读的角度可以从质量、公关、财务等方面多角度展开，王常伟、顾海英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供应链区分，认为供应链环节、主体等才是区分食品安全事件的有效维度8。基于供应链的视角，我们容易发现食品安全与供应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1）食品行业是供应链高度分散产业，分散的全球供应链意味着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和事件处理的时间增加以及相应的后果严重，因此供应链的成员、层级、决策方式等供应链的内部构成将影响着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导致食品行业风险的识别、风险管理、信誉管理等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较弱。
（2）食品安全与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关系密切。除了供应链的内部结构之外，食品安全还与消费者、行业组织等其他供应链外部成员密切相关，从食品安全事件的后果和损失中我们发现这些成员构成了事件后果和损失中较大范围难以简单量化的损失，如社会影响、环境破坏等对于安全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借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来定义，其范围要比股东、投资人等狭义的利益相关者要宽泛一些，可以更好的反映食品安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其中，大部分食品安全事件都与政府的监管不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花生酱事件虽然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监管不力的责任不可推卸，中国的三聚氰胺奶粉则与政府部门管理混乱、导致供应商的道德风险的监管不力密切相关。
（3）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带来供应链持续发展的要求。食品安全的大部分案例从事件发生到治理完成，短的需要赘鲈拢长得往往横跨数年，甚至反复发生，如蒙牛几年内发生了几十次，因此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在供应链环境下，食品企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都需要整个供应链的配合，供应链的结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食品行业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供应链结构，保证供应链主体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即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理念的引入对于食品安全的治理机制完善十分重要。
（二）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特点和要求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SCM）是指通过系统地协调跨组织的核心业务流程，对组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三重目标进行战略的、透明的集成和实现，以提高企业和企业所在供应链的长远经济效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关键。Monks and Minow定义治理机制为用来保证企业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价值的决策结构1，考虑到供应链的视角，我们将可持续供应链治理机制定义为焦点企业通过对内部部门、供应链成员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管理，将供应链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整合在一起以构建企业可持续能力的决策管理与实践过程2。
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应包括治理系统设计、政府及公众参与、志愿者组织和信息技术保障的共同作用3，其中包括了市场交易型、社会关系型、政府监管型等多种治理模式。
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其特征，一个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另一个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关于合作，企业可以运用其市场地位和力量保证可持续战略的推进，或者在非合作的情形下，焦点企业依靠共享、合作的方法去定义治理参数和实施对供应链伙伴的决策影响4，在可持续供应链的研究中，合作和共享的机制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5。在可持续治理的框架下，社会化的作用加速了供应链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平衡传统力量的新的合作机制6，这就使得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的合作性特征愈发明显。关于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治理机制的决策需制定遵循清晰的规则和过程1，包括政府机构制定的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化流程、冲突解决机制条例等，正式制度往往与激励和惩罚相联系。非正式制度是在社会交往中长期形成的，对行为产生广泛约束但未成文的行为规则，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其对行为选择只具有自律性约束力和道德约束力。
因此在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要求下，我们对于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的设计希望将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通过正式/非正式，合作/非合作的治理模式的选择，实现市场、政府、社会等多方影响下的均衡，以体现供应链主体共同作用下的治理模式特点。
（三）供应链可持续治理分析框架的构建
围绕着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要求，Li等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思路，以快速时尚产业为例建立了可持续治理的框架2。考虑食品安全的治理需要，本文将在其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治理模式延伸到制度设计和保障手段，建立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型（如图1所示）。
1.目标：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的三重底线：经济、社会、环境，我们将食品供应链的治理目标同样设定为这三个方面。
2.主体：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的思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界定治理主体，我们将直接参与供应链的企业称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将不直接参与食品供应链但对供应链产生影响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设定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会组织、消费者，其中的社会组织指的是与食品供应链相关的第三方机构、NGO组织，例如认证、检验、鉴定等组织。
3.结构：不同供应链结构下供应链内部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力量的不对称程度对治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Gereffi等归纳了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3。在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治理中，基于合作性的区分，我们选择市场型、领导型以及关系型三种供应链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市场型结构主要反映基于供应链的合作，是一种依托市场的团队式供应链，领导型结构强调供应链核心的作用，关系型结构则是一种弱联系的供应链结构，这三种供应链结构在食品供应链中普遍存在。
4.影响因素：我们依托供应链的结构设定，考察对该结构下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从内部参与主体特征（供应商能力和核心企业的领导性）、交易关系特征（供应链网络和交易复杂性）、外部参与主体的特征（消费者需求特征、政府监管能力和NGO能力）三个方面设立治理影响因素，对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下的治理机制进行研究。
5.治理模式：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的设计，我们可以归纳出适应不同供应链结构、影响因素主导下的供应链治理模式。
6.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设计：根据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梳理出主要的治理制度，并从以下几个方面M行制度设计：①责任认定：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违法企业责任认定和惩罚。②监管激励：依托政府立法监管，鼓励社会组织及消费者参与监督。③市场声誉：利用市场和社会治理形成的声誉体系，形成食品行业的行业自律。④信息共享：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公共治理中加强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要求，构建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参与的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共享机制。
7.保障手段：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技术保障手段来保证治理机制的实现，包括：①建立社会共治信息的云平台，畅通公众参与渠道；②推行可追溯系统标准化建设，利用可追溯系统，建立责任认定，辅导企业实施可追溯系统；③建立食品信用档案，实施均一化的信用评级标准；④教育培训：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育和发展第三方检测等社会中介组织，提升其自身能力和公信力，引导公众积极、理性、合法、有序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管理。
三、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基于SSCM的食品安全治理分析框架，并参考Bush等关于可持续治理模式的研究1，我们提出如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如图2所示）。
（一）治理模式Ⅰ：核心企业 CSR主导型
该模式的供应链呈现出核心企业领导型的供应链特征，供应链围绕着一个领导企业展开，往往是食品的制造商或者零售商，如食品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模式。这种类型的供应链治理主要受到了核心企业可持续治理能力的影响，核心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可持续性是该类型食品供应链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呈现出内部治理的特征，该模式治理的主体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核心企业CSR实施的监督来实现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核心企业是连接供应链内外部的桥梁，对政府、消费者及社会团体传递来的治理要求进行转化，通过公司CSR的表述一起传递到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
两类社会共治主体是该治理模式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首先是政府，政府部门通过对核心企业CSR的监督，以及相应的行政干预、法律诉讼实现对企业内部CSR实施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建立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俗继逑担来监督和引导企业完善CSR。其次是消费者，消费者对核心企业CSR报告的关注，CSR实施后产品的消费响应对于企业推行CSR具有积极的作用。
该治理模式的主要制度设计可以体现为政府规制为主，市场声誉为辅，政府应充分发挥立法作用，完善食品企业CSR的法制建设，如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环境标准 ISO14001，对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起到强有力的引导、管理和监督作用。将相关的CSR融入食品企业管理规定，引导和推动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合理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和相应的信用档案，客观公正地评估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管理和监控。
（二）治理模式Ⅱ：供应链交易主导型
与模式Ⅰ不同，治理模式Ⅱ的供应链呈现出规范的供应链结构特点，供应商、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在外包的基础上形成了合理稳定的分工，供应链之间的合作规范有序，如工业化流水线下的食品加工业，由于长期稳定的供应链的交易关系，使得企业之间形成了可以依赖的信任合作基础，因此链内的合作治理是该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这种模式下，供应链的交易机制、成本成为影响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价格等交易要素的传导可以实现治理信息的链内企业的传递，另外一个方面，稳定的供应链伦理的形成将会为该类食品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构造良好的氛围，这是一种依托市场规范、供应链内部交易关系的治理模式，与此相适应，外部的社会共治主体中社会组织和消费者主要起到对于交易合作关系的监督作用，通过监督形成有效的供应链内部治理机制。
社会组织如媒体，可以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合作成功的典型供应链企业进行宣扬，营造良好的供应链伦理道德氛围，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客户端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供应链的可持续治理。
在该模式下，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将成为非常重要的保障手段，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认定和交易成本的激励惩罚将起到关键的作用，由于供应链企业间成熟规范的合作关系，对于可追溯的实施难度也会下降。
（三）治理模式Ⅲ：利益相关者主导型
该模式食品供应链治理的难度在于大量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在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食品供应链中，如农副产品加工，该供应链结构既不存在具有领导地位的核心企业，又不存在规范有序的供应链合作层级，而是体现出一种网络状的供应链结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紧密，是一种松散型的结构，因此内部的交易因素不足以发挥治理的作用，不仅是核心企业层面的CSR，也不仅是供应链内层面的协调合作，而是一种更广泛层级的供应链内外的相互作用，外部关系主体是该类供应链的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并贯穿供应链始终是该类供应链治理的关键要义，这是一种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力量的多元化的平台型治理结构。
在该治理模式中，外部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简单的监督作用，而是主导了整个的供应链治理，作用如下：
1.政府：政府可以依托诚信系统，建立法律框架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可追溯流程是部门监管的重要方法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食药监、质检、贸易等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可追溯流程的标准化建设降低安全交易风险。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对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引导和扶持，鼓励第三方机构为企业可追溯系统的实施提供基础性的平台架构。
2.社会组织：第三方组织如检验检测、咨询、教育培训等社会组织在该治理机制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独立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是监管资源的有效补充，GFSI（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就是一个全球食品贸易的认证机构，美国FDA在2010年对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上专门引入了第三方审核机制。在欧洲，DNV、SGS、英国食品标准局的食品欺诈检测机构FFAU（The Food Fraud Advisory Unit）等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机构和非官方组织，拥有丰富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强大的食品安全标准检查能力，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许多第三方主导的认证成为全球食品安全的重要标准，如Global GAP就是适用于全球范围农产品认证的自愿性私人标准。
同时社会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同样重要，一方面媒体的报道对于食品安全的信息披露、监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新媒体例如微信对食品安全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另外一方面媒体为迎合公众需要产生的畸形的报道也是需要规范和引导的。
3.消费者：消费者的参与也是社会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的态度、觉醒、消费者的评价排名以及消费者协会等相关机构对于食品安全执法、源头发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消费者通过与制造商的合作联盟，建立生产者―消费者联合型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生产决策中，西方社区支持农业组织（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 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截至 2007 年美国的 CSA 型组织便达到12549个。近年来，我国都市中蓬勃兴起的“租地种菜”联盟也是生产者―消费者联合的新尝试1。 利益相关者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丰富和多样化，政府的立法监督、信息披露―传播―反馈整合基础上的信息共享、根据可追溯系统的责任认定机制、市场声誉机制都是有效的制度组合，可以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主导作用。
该治理模式主要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和可追溯系统来实施保障。首先是依托可追溯系统，建立基于RFID/条形码的可追溯技术和包含item级/ batch 级以及case级的可追溯层级系统，利用可追溯系统实施one up one down 的食品可追溯。其次是依托信息共享平台，首先构建信息生产的编码系统，实现有效追溯信息的记录与分级，第三利用编码系统，基于条码标签/RFID建立信息披露准则、传播途径，最后考虑大数据技术下的消费的信息反馈与评价。从信息共享、技术集成等方面构建这样一个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关键控制点的方法实现对信息各阶段的监督控制。另外，教育培训也是该治理模式的重点，通过教育培训激发消费者意识和社会媒体组织的规范性运营。
（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比较
我们将上述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表1），发现三种社会共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核心企业主导型，是一种链内核心企业（in chain）为权威力量的治理模式，其对供应链相关成员的合作型要求有所降低，对其的治理是政府立法监管为主，社会监督为辅的正式的治理机制。
其次，供应链交易主导型是一种依托供应链交易规则沿着供应链结构层级传递（of chain）的治理模式，供应链的正式合作关系是该治理机制的基础，政府通过交易规则的监督，社会力量通过供应链伦理，用脚投票等方式影响到了供应链内部治理的伙伴选择、流程、绩效。
第三，利益相关者主导型则是一种链外治理力量渗透到链内的模式（through chain），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力量对供应链从投入到产出的全程的贯穿式介入，利益相关者成为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非正式的社会道德，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的结果。
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案例研究
根据上述的食品安全共治模式，我们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在食品安全的研究中，零售端的食品安全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以零售链为例（retailer chain）进行研究。我们考察三种常见的零售链：
（一）自有食品链
该供应链主要依靠零售企业为核心，如连锁店的大型零售商，他们往往在销售品牌食品的同时，也会生产销售自有食品（Private-label），根据统计，自有食品的销售往往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 在欧洲部分地区，市场份额占到20%左右。这里我们以英国的Tesco为案例来分析该类企业是如何依托CSR管控自有食品安全的。
Tesco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①经济责任，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或者服务；②环境责任，关注环境保护，避免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③伦理责任，确保食品质量，确保消费者身体健康，及时召回缺陷产品；对员工提供安全保障和相应培训；其中转基因食品、杀虫剂使用和重金属超标以及有机食品的关注是CSR中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托Tesco的社会责任体系，Tesco开发了3800自有品牌产品。Tesco公司对于所有的自有品牌产品，严格甄选合作伙伴，由经验丰富的技术经理专门负责管理与指导，对供应商的生产、加工制订了一系列的社会责任标准和行为准则。产品上市后通过专业审核人员的供应商监督、技术经理对工厂的无预警随机拜访等等，帮助供应商提高其生产质量或其他技术能力，使供应商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同时，Tesco委托国际知名的独立检测机构及政府检测机构对产品定期进行监督检测，确认产品符合BRC（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及Tesco内部的要求如TNC（Tesco Nature Choice）、TFMS（Tesco Food Manufacturing Standard），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监督。同时，供应商需按要求在生产质量管理系统中建立产品追溯体系，以确保制造商的原辅料的来源及实际生产过程可追溯。其中，英国政府通过对BRC标准的支持，要求Tesco定期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促使Tesco通过强化CSR的实施来保障食品，消费者通过对CSR的关注，影响到了企业食品安全的治理。
从上述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Tesco自有食品链的监管中主要依托了Tesco的CSR，将其标准流程作为供应链食品安全管控指南。
（二）品牌食品链
该供应链指的是依托供应链关系，零售商负责销售制造商的品牌食品。考虑到研究主要是以零售端为对象，因此我们选择零售端和制造商（供应商）的合作型案例。其中合作社作为新鲜农产品供应链中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被广泛的使用，我们以荷兰草莓生产合作社的案例来分析，在该案例中草莓供应商（农户）和零售商建立了纵向一体化的股权结构安排，研究表明依托供应链层级的合作社模式比单纯依靠市场治理的合作社模式取得更好的食品安全绩效1。
荷兰的某草莓供应商建立的合作社有354名成员，以自有品牌的方式销售产品，年销售额为3亿欧元，其中75%的销售是通过直接与零售商签订合同完成的，零售商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了合作社的治理。合作社负责生产基地建设、技术和信息提供、农产品检验。在合作社内部，投票权按照一定的产量比例进行分配，该合作社投资建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提供包装、配送服务，每年都有针对新规则、新设备、新产品的成员培训，建立了食品安全的保险制度。该合作社成员的治理程度较高，通过社员大会与信息披露制度，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通畅，合作社与成员之间形成了监管机制、检验检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产品追溯机制等，是保障合作社质量安全控制的关键所在。
合作社与零售商的对接是以草莓为媒介，以合作社、零售商为实施主体，基于供应链实现。合作社通过合同向零售商供货，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和持续发展的空间。零售商直接从产地采购，能够稳定货源，降低采购成本，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这种稳定的供应链结构通过零售商的股权投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该治理机制主要通过合作社的制度安排，通过纵向一体化的股权结构有效降低供应链内部交易成本，依托供应链内部层级的交易型治理机制能够很好的保证食品质量和安全。其中外部的治理力量主要通过对内部交易治理机制的监督和强化来实现有效的食品安全防范，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主要通过GlobalGAP认证来实现监督，消费者则通过对产品的购买来表达意愿，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食品安全控制主要依赖于供应链内部结构的治理，食品安全机构的支持力度高，治理机制比较正式化。
（三）松散市场链
在零售链中，还有一类属于依托批发市场、交易市场的一种供应链，在该类供应链中没有严格的层级体系，供应链伙伴关系不紧密，属于一种松散的市场的食品链，这种供应链由于缺乏来自供应链内部治理力量的约束，主要靠社会共治完成即利益相关者主导，我们以水产品中的小规模渔业为例，来探讨该类供应链的治理。
小规模渔业是全球重要的海产品提供方，占据了全球渔产量的50%，由于小规模渔业的规模小，尽管小规模渔业中有零售商的直接采购，但依托交易市场如水产批发市场进行交易是其零售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销售几乎全部是在现货市场完成的。与小规模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问题一直是小规模渔业的重点，但同时食品安全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最近这些年多尺度的治理模式（Multi Scale Governance）逐步成为主要的模式，如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1案例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多尺度的治理方式下政府、利益相关者、消费者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其中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治理模式如下：
首先，隶属于农业部的全国渔业和水产业委员会（CONAPESCA）整体负责渔业的食品安全问题，旗下的国家渔业研究中心（INAPESCA）负责科学和技术的部分，议会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政府决策、提供食品安全建议给政府部门。其次，利益相关者通过NGO等社会组织的安排参与到渔业计划、生产、物流配送、市场交易等供应链环节的决策与监督。第三，在市场交易方面，主要通过产品的质量检测来防范食品安全。第四，消费者可以通过追溯系统查询产品信息来源。
这种多规模的治理模式在层级上可以分为基层和上层。在基层通过渔民合作社建立自治机制，并在渔民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步汇总，形成地区性的渔业联合会，然后再汇总到全国层面的渔业联合会，其中最大的一个，包括32个地区组织，2685个合作社。多参与主体互相联系、合作管理是多尺度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我们注意到，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治理模式中，NGO发挥了重要的作用，AGS（Alto Golfo Sustentabl）就是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的NGO，其成员包括工业和手工渔业部门、虾营销公司的代表，以及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食品的安全，帮助政府推行了梭子蟹渔业管理计划。主要作用包括：①NGO深入参与到渔业供应链从投入到产出的全程（例如生产计划、物流）的整个环节，为企业提供决策建议。②NGO不仅帮助小规模渔业建立了从底层的合作社到上层联合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合作社获得了参与当地渔业规划的决策权力。③NGO帮助建立了水产品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供应链的信息共享，如统一的市场信息平台，建立供应链成员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值得注意的是，NGO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了社会学习机制，通过学习教育、贯彻食品安全的要求。通过设置基金，鼓励食品安全的研究。④食品安全标准的建立，NGO大力推行MSC（The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标准，帮助建立海产品可追溯性产销监管链体系，例如建立了下加利福尼亚龙虾的MSC认证。
墨西哥加利福尼湾的渔业治理模式可以看成是一种基于NGO的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在政府制度、渔业市场和第三方标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桥梁。
三种不同零售链的案例丰富了前述的治理模式理论模型，对其总结如表2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论文通过对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研究来解决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问题，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设计了核心企业CSR主导型、供应链交易主导型以及利益相关者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
从基于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供应链结构下，社会共治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三种治理模式从法律监管、交易流程完善和信息平台提供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政府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规范和激励社会共治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引导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着眼于以下方面：
（一）完善的立法体系：为监督执行提供法律基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因此我们应该以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基本法的构建和完善为依托，建立法律框架体系，在基本法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如第三方组织介入的可执行条例。另外一方面，完善信息披露系统，强化对核心企业CSR的监督要求，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完善监督机制，积极鼓励和倡导社会媒体包括新媒体通过大数据、即时通信技术等新型技术加强监督，关注舆情监控，推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可追溯系统的建设。
（二）标准制定与流程完善：实现政府制定标准，依托社会组织实施
在内部交易为治理主体的供应链中，政府应通过流程的规范来引导交易中的食品安全。全球可追溯的标准和流程的主要制定者GS1就是一个非政府的第三方组织，当然我们国家目前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组织，发挥不了完全的标准及流程功能，但是我们可以两步走，一方面，政府通过食品可追溯标准的制定和导入的行政治理方式影响食品供应链决策，另外一个方面，利用社会中间组织的监督职能，建立完善的召回及追溯实施流程规范，政府应通过社会服务购买、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方式，大力培育召回检测、信息发布、可追溯实施辅导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鼓励担任可追溯流程的实施方。
（三）社会平台的建设：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共享平台
利益主体主导的供应链治理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换系统，国外政府着重进行了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如欧盟的RASFF（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可以有效地提示食品安全预警的信息平台。通过鼓励公共基础信息平台的建设，不但可以保证企业应用中的数据安全，减少信息隐患，还可以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
政府应该将更多的引导资金投入到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搭建中去，目前在食品领域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公共信息查询平台，但这只是从物流角度出发的可追溯管理，但在安全预警、召回通知等信息流管理方面依然缺乏，政府应鼓励第三方机构为食品安全的监管提供基础性的平台架构，基于平台开发企业产品召回、消费者评价、信息披露、政府信息发布等信息共享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