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食品安全共治何以可能
食品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机制设计必须予以有效因应的重要民生法治议题。作为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治理优化的投影，近年来我国先后从制度、组织、技术等多个层面切入，力图全面构筑食品安全风险防治体系: 及时废止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2009 年出台并于2015 年修订通过了系统性更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 设置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从科层权威角度增强全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统一协调性;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进一步整合优化执法资源; 组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推动风险评估技术优化升级等。
然而，上述治理优化的种种努力却在当下遭遇严峻的现实壁垒:从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到双汇瘦肉精猪肉，再到跨国肉制品巨头福喜公司改装上市的过期劣质产品，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不少著名品牌异化成制售假冒伪劣的避风港，严重损及消费者的安全预期; 在日常的媒体报道披露中，塑化剂白酒、苏丹红鸭蛋、地沟油、毒豆芽等有毒有害食品始终不绝其踪，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成为公众心中挥之不去的安全阴影，并逐层累积、日渐放大成无处不在的集体焦虑。在现实的危机挑战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进程同步，开始积极探索多元治理之道。2015 年4 月24 日修订通过、同年10 月1 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将社会共治给予基本法律层面的确认，将之规定为今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一。
从《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效力以及随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多层次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治理业已转向共治机制，其力图改变既往拘泥于监管中心主义的窠臼，全面吸纳一切可能的治理力量，建构增益互补的安全控制体系，这是食品安全领域福柯意义上治理技术的深刻变革。共治的制度化，意味着食品安全治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挑战业已纳入协同互补的处理机制，而不再由公权力主体垄断治理。这一体系化的制度思路，既需要以国家强制为核心的监管权威，需要以专业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为代表的科学社群的智力支持，需要广大公众基于用脚投票的弥散化的市场制裁，更需要借助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
只有有机整合这些不同源泉、不同形式、不同适用机理的多元力量，才能彼此取长补短，发挥体系化治理效力。
二、通过信任的食品安全共治之道
从共治模式的运行机理看，其得以聚合各方的制度纽带在于信任。人类的任何社会合作行动，都需要一个基础性前提: 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约束性条件下，行动主体之间能够实现彼此期待的行为选择预期，建立起对于相对方行动之恒常性认知，在此基础上产生人际信任。舍此，合作将无从发生，也难以为继。人际之间若无普遍的信任，社会就会解组，因为很少有关系建立在对他人行动全面、彻底确知的基础上。
信任附着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按起源划分，社会关系分为先赋性关系、准先赋性关系、获致性关系; 按照功能划分，可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 按照交往的亲疏距离分，则分为家人连带关系、熟人连带关系、弱连带关系、无连带关系。尽管视角不同，但上述分类分享了一个隐含的共同标准，即依据主体之间熟悉/陌生的差异程度进行界分。以社会关系为主轴，可以构建出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 (1) 社会互动以行动者自我为起始原点; (2) 与该中心原点的距离越近，情感性关系越强，越值得信任; (3)从中心原点外推开来，情感性关系逐渐减弱，工具性关系逐渐增强，信任也随着成员之间的离散化程度加深而淡化循此逻辑，在以工具性关系、无连带关系等为代表的陌生化关系中，倘若缺乏特定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行动者对于彼此行动的稳定预期，则其中的信任最为淡薄，也最难在这类关系覆盖的群体当中建立合作。
三、共治模式下的信任断裂及其展开形态信任
对于食品安全共治须臾不可或缺。然而，必备的制度纽带却在治理实践中遭遇层层断裂，导致共治实践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不同维度相继发生失灵，社会公众对之展现出复杂而微妙的不信任心理和集体焦虑，严重损及共治绩效。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位序决定了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将其作为优先目标纳入社会治理战略规划，由承载科层理性的监管部门予以实施。作为治理战略的实践者，监管部门既具有受托于国家公意的合义理性( legitimacy)，又具有整合智力支持、强制信息披露、惩处违法枉行的行动力，理应在价值、事实两个维度均获得足够的社会信任。然而从宏观层面看，公众对监管部门的执法绩效普遍表示失望: 在一年一度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中， 2015 年中国平安小康指数项下对食品安全明确表示担忧的人数比例竟然高达77. 8%，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项下食品安全连续五年荣登榜首，而对于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的民意排序，食品安全也以44. 8%的关注度名列第一。
如前所述，我国业已从制度、组织、技术等多个层面力图改进执法绩效，然而不断强化的执法努力背后却是公众对于食品安全挥之不去的集体焦虑，可见监管部门的社会信任资本正在发生重大流失。在微观层面，食品安全个案中的行动者用看似过头的选择表达对于监管部门的高度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