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突出治理主题的政治思想，源出于老子，融合了诸子，它既是战国后期诸子思想渗透融合的产物，也体现了古老的治理传统，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治世学说。在黄老道家的治理思想中，“无为而治”具有特别重要的纲领性作用，集中体现了黄老道家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在内容上，“无为而治”的思想内容既集中指向治理者的“政”，突出了简政放权的原则；也指向了统治者的自我节制，突出了清心寡欲的要求；同时还指向统治者的权术手腕，突出了不被臣下所趁的防奸意识。“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地位与应用价值。它提醒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要警惕自己的所谓理性，治理者应自觉地简政无为，淡化宏大的改造社会心理，正确处理国富和民富的关系，实现现代复杂社会的稳健有序，保持社会的充盈活力，实现共同体的持久繁荣。
[关键词]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政治思想；治世学说；治理智慧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无疑是儒家，但儒家及儒家政治思想却也并非一成不变，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儒家及儒家政治思想可以作为一个永久典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始终存在着一个思想主流和多种思想元素之间的互动。时代的思想主流中总是存在着思想意义特别突出的其他思想元素，这些思想元素在独立发展完成后往往反过来融人思想主流或被主流思想吸纳了它的主要成分。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元素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所蕴含的概念、命题及判断等即使没有被主流思想完全吸纳，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道家思想从老子开始就在世界观及方法论上与儒家等迥然不同，从而得以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大厦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它自己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思想综合，在诸子百家合为一的思想潮流中，创造了自身的较为综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思想流派，这就是形成于战国后期展示于西汉初期的黄老道家。黄老道家自身如同战国末期的儒家一样，已经是一个融合诸子思想的新体系，虽然道家的色泽及色调很明显，但是其他诸子的政治思想无疑已成为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彼此之间已消除了原先的逻辑紧张，“融各种思想为一炉”①，形成一个较为和谐的思想体系。黄老道家在政治价值、政治秩序等方面吸纳了儒家、法家等的思想成果，在世界观及方法论上则吸纳了阴阳家的一系列判断，但
其主要的思想基调及色泽等仍然完全是道家的，其治理的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行权原则与策略以道法自然为依据，实际上不仅坚持了政府的作用范围应该局限在其“能够适当而且成功地承担”事情上，这样才符合伍德罗・威尔逊科学行政的原则，而且还给了万事万物各遂其性提供了成长的自主空间，通过节制权力的作用范围，给事物的自由、自然和自在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万物各得其所既减少了需要处理的复杂或棘手问题，也提高和改善了世界的存在状态，达到了管得越少就越好的治理效果。
① 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7页。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完全雷同。老子的最优选择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无治，萧公权形容“老子近乎放任主义”①，可以说是点到了要害。黄老道家则是在坚持政治治理必不可少的前提下，将无为而治作为了一种理想的统治与治理方式。作为治世学说，黄老道家首先肯定了统治与治理的必要性，突出了必要的政治制度建构，这就使得黄老道家要在思想逻辑上容纳儒家及法家的制度建构主张，肯定一个君主集权的制度体系。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试图以道家的自然等概念为基础，针对强秦迅速崛起和快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主张简政放权，提倡轻徭薄赋，力争清心寡欲。这就为统治及治理者设定了诸多行为边界，不仅杜绝了统治者的多为、妄为和胡为，而且也防堵了统治者的情欲及志愿等诱发的政治多动症，从而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发育。人类需要政治权力处理的事物具有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与运行法则，政治权力对它们的强制干预，只是在它们出现病症的时候才必须，政治权力面对它们的最佳态度，应该是允许并且尽量使它们处在自己的自在、自然和自由状态。这既是政治权力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最经济的方式与状态，也是政治权力治理对象的最佳状态，秩序以自然生成的最美，除非它明显处在病态，否则政治权力就应尽量让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让他们的本性自然生发出其最经济的秩序状态。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在社会相对简单的状态下尽量实现治理对象的自管与自治，而哈耶克等则是在现代复杂社会的背景下试图约束政府权限及其对自身理性的自信，而让其治理对象按照其本性在习惯中自然滋生出最佳的秩序来，两者灵犀相通，都强调“只有统治者‘无为’或者社会管理者遵守‘自发秩序’才可能达至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②
一、简政无为：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法天地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统治与治理的思想，不同时代的思想流派及学派都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及方法论，提出了不同特色的治理思想。先秦时期儒、墨、道、法、阴阳等学派的治理思想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看，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儒家与墨家，较为关注人类相对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强调治理要从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出发，不论是治理的起点，还是治理的过程及目的等，都集中关注人的独特的人文属性，儒家与墨家的治理相对比较注重政治价值理念及必然的政治本体秩序；第二类是道家及法家、阴阳家等，较为关注人类与其他自然事物相同的共性，强调治理要从人与其他事物相同的自然共性出发，不仅要遵循万事万物普遍的自然，而且也要首先关照人身上的普遍自然，将人看作一种拥有普遍自然本性及自然规律的存在，强调政治及统治只是要遵循普遍的自然性，并以实现万事万物的普遍自然性为根本目的。实际上，不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首先都肯定人类政治的最好状态是不需要治理的，但由于人自身的原因，人类政治的最好状态维护不了，从而违背了人所以为人的本性，于是统治和治理就成了一个不得已的次优选项。儒家把人偏离其本性作为一个普遍化的现象，将政治定位成少数没有偏离人的本性的圣人强制拉扯芸芸众生回归人的本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干涉主义的方法取向。道家在总体上则把人看作一种自然的存在，统治和治理是一项迫不得已的选项，其目的只是要让万事万物包括人都处在自然而然的自在状态，而统治与治理的方法取向就是法自然。老子的“无为而治”属于纯道家，但是也奠定了道家治理思想的基本世界观与重要方法论基础，“无为而治”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法自然”。黄老道家是老子思想吸纳和消化诸子之后的产物”。“黄老道家是在继承先秦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基础上，吸收儒、法、名、墨等诸家的思想成分，治国理念上倡导‘任性当分’的政治理想，坚持‘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强调重民爱民，重视仁义礼法，而构建出的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①然黄老道家对儒、法、阴阳等流派政治思想都有吸收，但在治理的方法论上却仍然坚守“法自然”，而具体的提法则为“法天地”。所谓“法天地”主要是取法天地所体现出来的“自然”的形式、程序及方法等，“自然”在形式、程序及方法等上的特点就是“无为”。黄老道家的“无为”实际上就是追求“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史记・太史公自序》），其表现在统治术上就是“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艺文志》）。黄老“无为而治”对统治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能静，“至正者静，至静者圣”（《黄帝四经・经法・道法》），第二个要求是能柔，“重柔者吉，重刚者灭”（《黄帝四经・经法・明理》），第三个要求是无执无处以应万变。② 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②汤鸿：《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之比较》，《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黄老道家的“法天地”不仅仍然强调“道是世界之源”，“道”是万事万物的“自然”与归宿，而且还把“天地”看成是一个模范地践行“道”的实体，“天地”因物之自然，强调驾驭策略上的“无为”，是把治理当作了一个辅助性的力量，因而强调整个政治系统都要尽量恢复治理对象的自然自在，尽量让事物处在最接近其自然自在的状态，这既是最省力的治理，也是最有效的治理。它与法家强调的君道无为迥然不同，后者的无为只是君道，而非政道与治道，法家的君道无为是一种纯粹的驭臣术，而在政道和治道上则仍然以臣道有为的思维突出了驭万物的气势。如果说儒家、墨家和法家都倡导一种积极有为的政治观，试图以治理调动全社会资源，履行再造或重造秩序世界的使命，并在政治制度及政治程序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突出了儒家、墨家及法家在政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力；那么，黄老道家则主要是在制度及程序要件建构完成的情况下，寻找一种合适的治道。③与儒家、墨家及法家提倡集权政治的积极干涉主义不同，黄老道家提倡一种简政放权的治理模式。汉初黄老道家治理中的简政放权原则，一方面固然是吸取了亡秦的教训，从而在治理模式上，倾力与苛政密法重罚的秦政反其道而行，另一方面，君主的简政放权也是仿行天地之政，而天地之政的实质在黄老道家看来就是顺道无为。顺道就是顺“天地之恒常”（《黄帝四经・经法・道法》），日月星辰等自然世界都有其自然的客观规律，而阴阳、四时、动静等也均有法则，恒常有“七法”，即“明以正，天之道也”，“极而[反]者，天之生（性）也”，“必者，天之命也”（《黄帝四经・经法・道法》）。统治者执政和治理，务必要“法天地”，顺天合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治国理政“毋先天成，毋非时而荣”，“先天成则毁，非时而荣则不果”（《黄帝四经・称》）。
黄老道家的治理理念讲求循理用当，强调要“虚静公正”、“得名理之诚”，发现蕴含在万事万理中的普遍的“道”，循理就是要把握物中的“道”，并以合乎“道”的方式来行事，人遵循道而行为就是用当。循理用当的核心思想就是合道而治，不妄为，简政无为的宗旨实际上就是不妄为。不妄为首先要求统治者要充分关注和尊重治理对象的自在性，强调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及民众等有其自然的规律性，切忌夸大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治理对象及其规律面前保持一份谦卑的心态，减少对治理对象的过多过滥过深任意干预。简政放权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要求统治者一方面要向其治理对象适度放权，让其尽可能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达到自己的最优，相信自然而然的状态也是治理对象不断优化自己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统治者实现向治理对方的放权就必然要减少治理的政令及制度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简政改革。汉初几十年，社会在多年的战乱之后物质条件相当贫乏，而亡秦的教训又沉痛地摆在面前，统治者在治理社会的过程更多地是一个社会恢复的过程。刘邦作为楚汉战争的胜利一方不仅恢复重建了秦朝大一统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且也顺应天下民情民心，“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汉兴之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网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宴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俗。”（《汉书・循吏传》）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自己的再生体系与康复能力，这是统治者在处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过分扩张的统治者能动性急干预或许能立竿见影地达到直接的政策效果，但却会在根本上伤害社会有机体的再生及康复系统，从而在治理结果上造成饮鸩止渴的尴尬局面。黄老道家“追求的与其说是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理想模式，毋如说是一种在坚持德化和若干治理规则基础上的‘物任其性、事称其能’，一种以‘顺民情而用之’为前提下的各当其分。”①西汉初年，黄老简政无为的治理理念及治国措施，客观上保留并发挥了社会有机体自身的再生及康复能力，在统治者自我约束的治理条件下，造成了一个社会繁荣、经济发达的结果。汉初贯彻黄老简政无为的政治家，与历代试图依托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等的强力控制来追求富国强兵的改革者相比，前者的治理效果无疑更值得肯定。
① 国良：《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②程维荣：《道家与中国法文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③陈博：《从正统道学到黄老思想》，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64-65页。
二、清心寡欲：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君心术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是君王统治术，这其中就包含着君主个人的心术。君主个人的心术说到底是一个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有意地自我修炼。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上能否真正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君主，因此无为而治的理念中就必然包含着对君主统治心理等的要求。黄老道家对君主统治心理的要求归结起来就是清心寡欲。人的欲望往往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而膨胀，历史经验反复验证着统治者的欲望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一般来说，统治者欲望总是给社会带来较为广泛的政治干涉或资源汲取，或者带来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统治者手里而导致民穷财尽，或者因民力过度耗费而搞得民怨沸腾，或者因过分的高压控制而官逼民反。法家也特别强调君主的心术，但其关注的焦点是防奸与督导，即法家要求君主隐匿自己的积极表现，一方面是防止君主的好恶被奸人利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尽量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君无为与臣有为两者的紧密结合，凸显了法家的心术主要是权谋之术。与法家把君主的心术主要定位成权谋之术不同，黄老道家对君主心术的要求则更彻底地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诉求，它以君的无为来确保整个统治机器的无为。黄老道家也同样将君主作为决定政治机器如何运作的关键因素，试图从影响君主的心理状态等来实现它所追求的“无为而治”。汉初统治策略及方针等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君主心理状态由欲望膨胀到清心寡欲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对秦朝统治教训的直接汲取，毕竟秦朝君主的膨胀欲望与其快速灭亡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黄老道家对统治者的有效影响。“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宣告了统治者单纯依靠法治思想实行统治的彻底失败”，“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及时总结秦亡的原因，调整统治策略，确立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统治思想，实行约法省禁、休养生息的政治”，“这一做法，在汉初延续六十年之久，被称为‘黄老政治’。”可见“汉初黄老思想的兴盛以及黄老政治的实施，是当时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更是借鉴秦朝灭亡教训的结果。”①黄老道家将君主的清心寡欲作为实现天下大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强调君心浮躁焦躁暴躁贪婪等都只能是乱世的根本，君心沉稳节制寡欲平和等才是治世的保证。 ①宁国良：《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指导下的政治体系较为关注君主的欲望，不仅强调君主要十分爱惜民力，而且还强调君主的政治目的不在于积极的政绩创造，而在于较为消极的顺天地、理阴阳、因四时等调适工作。曹参和陈平是汉初受黄老道家影响较大的政治家，他们在阐述君主政治的治理原则时都表现出了较为典型的清净原则。曹参等奉行的治理原则是“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他继萧何之后为丞相，将该治道精神推及全国，“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陈平在阐述宰相职责的时候，间接地阐明了君主政治的目的，“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国世家》）。在传统政治的框架内，相权在理论上只是皇权的辅佐或辅助，“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②，陈平论述中的政治并没有十分突出君主个人的建功意识，这与秦朝时期极为强烈的皇帝以治理来建不世大功的意识迥然不同。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十分强调皇帝的丰功伟绩，一再宣示自己“功盖五帝”，皇帝至高无上，秦王朝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穷兵黩武的结果，就是短命而亡。汉初流行的黄老道家思想恰恰认为，只有至高无上的君主淡化了自己的功业意识，才能安于顺天地、理阴阳、因四时，真正贯彻“无为而治”的治道原则。以圣人自居，自信人类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和创造任何奇迹的政治家，如秦始皇等就不太可能会认可“无为而治”，以提倡积极管理和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秦朝，就以政繁法苛而诱发了社会的激烈反抗，并由此而导致了王朝的快速倾覆。秦朝的快速倾覆为黄老道家提倡君心清净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支持。汉初的统治者颇知民生艰苦，能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爱惜民力民财，躬行简朴之风，其中尤以汉文帝较为突出。“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只是继承了惠帝、高后时期的黄老思想，推进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了轻摇薄赋的传统政策，采取了一些重视农业与工商业的措施而已”，在“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静”，“以致于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③西汉“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日：“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文帝纪》）。
从锻造理想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黄老道家视野里君主的清心寡欲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君主要克制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欲望，不仅要将穷奢极侈的享乐作为祸乱国家的恶行，而且还要确立起简洁节俭的生活方式，爱惜民力，爱惜资材。君主作为传统政治机器的发动者和驾驭者，其个人物质欲望的膨胀必定带动整个政治机器都为满足其个人物质欲望而运转，或者促使社会的物质资源聚集在君主畸形的物质需求之下，或者导致社会的生产能力及生活资源被无端地浪费殆尽，加速社会在民穷财尽情况下的崩溃。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之一就是君主穷奢极欲的个人享乐，君主“专用天下适己”，“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甚至竟要“以天下徇己”（《史记・李斯列传》），二世而亡的秦朝，活生生演绎了一个帝王的个人物质欲望过分消耗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竟至于亡国的惨痛教训。汉初流行的黄老道家以秦政为题材，警醒并告诫君主不要放纵自己的物质欲望。第二，君主要克制自己的建不世之功的宏图大志，避免将举国之力消耗在各种各样的浩大工程和军事征伐上。君主如果自以为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圣主，往往就会追求建立不世之功，或者是兴建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或者是开疆拓土的军事征伐，甚至是两者并举。君主一旦开出了政治运行的目标清单，传统的政治系统就会高速度高效率地运行起来，大量的民夫被集中起来服徭役，服兵役，大量的生产及生活资料被公共工程和军事征伐消耗一空。这样的君主往往被某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所充斥，希图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万世太平奠定重要的基础，划定大致的轮廓，甚至希望经由自己之手打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决定穷竭一代人之力来开创所谓万世太平的基业。不论是秦始皇时期的修驰道、筑长城，还是隋炀帝时期的开运河，都是极为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重要事迹，但又都是加速甚至是导致当时社会崩溃的重大公共工程。第三，君主还要克制自己的喜怒哀乐，要力争做到喜怒哀乐深藏不露，如此才能保证政治系统能够真正地做到清净无为。在传统政治时代，君主的喜好往往成为政治发展方向及施政方针的主要影响要素，“君之所欲，官必从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墨子・兼爱中》）君主的个人喜好在传统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往往成为众多政治弊病的总根源，君主不论是好货，还是好色，抑或是好谀与好名等，还是别的什么个人爱好，都会引来大批臣子的迎合与仿效，成为扰攘社会的大弊政。如蒲松龄在其故事中所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聊斋志异・促织》）君主的个人喜欢甚至会被臣下投其所好，趁势窃取权柄，导致国灭身死，而这也恰恰是君主集权政治体系倾覆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权奸莫不借此兜售其奸。南宋时期的权相秉政，即在君主集权如何被相权操纵并最终断送王朝的权力运行机理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善于弄权的贾似道更是“南宋权相政治的缩影”，甚至也堪称历代弄权的典型代表。
① 田静：《秦亡与汉初的黄老政治》，《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②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79页。③高敏：《论汉文帝》，《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三、轻徭薄赋：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取予术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政策层面的表现就是轻徭薄赋，轻徭薄赋既是君主清心寡欲的政策表现，也是确保整个统治机器都贯彻执行“无为而治”原则的根本保证。黄老道家特别看重“民自定”，而“民白定”的前提则是政治统治贯彻清净无为的原则，如果政治统治实行频繁干预的原则，那么民就可能时刻被政治统治的赏罚所牵动，或者被政治统治强行驱使，整日里围绕着政治统治的意志行动，而无暇按照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行动，长期以往必将使民身心疲惫、疲于应付，终究难免民穷财尽的困顿。“民自定”要求政治统治必须确保民可以按照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自己的行动，并保证民可以将有限的人力财力首先用于自己的生产、生活，政治统治则必须相应地减少对民的人力、财力等的汲取。道家政治思想从老子开始就强调取予的辩证法，以“道者反之动”作为方法论基础，突出了“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黄老道家则将上述策略直接简化为轻徭薄赋。轻徭薄赋实际上只是少取，还谈不上予，但却是真正的“无为”，因为即便是统治者善意的“予”也可能是对民的自在自然状态的冲击和破坏，从而破坏了“民自定”的治理目标。自战国初年以来，各诸侯国追求富强的变法莫不追求快速地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各国积极的变法政策既有鼓励民富的，但更多的政策在追求国富，而国富的主要措施莫过于鼓励生产和加强汲取。这种政策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创造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大帝国。但当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超过了民所能忍受的极限，徭役过多地占有了民的人力，过快地消耗了民的物力，赋税沉重汲取了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物力，庞大的帝国以徭役赋税造成了“民不堪”的绝境，民不定，民不堪，巍峨浩大的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多取快取涸泽而渔的汲取政策必定造成破国亡身的政治悲剧，而轻徭薄赋自然就成了追求长治久安的一个替代选项。黄老道家在汉初的流行恰好满足了惩于秦的教训而追求长治久安的方法论渴求，清心寡欲，轻徭薄赋，恢复民力，实现长治久安，就是黄老道家提供给统治者的一个治安策，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物阜人安的西汉文景盛世。
黄老道家在汉初的轻徭薄赋政策，在施政原理上，固然坚持了老子以来“反之动”的“道”的理念，提倡“无为”的治理心态，但黄老道家的政策实行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其他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民本理念的影响更其明显。实际上，“‘虚静无为’是法、道、儒三家的共同话题”，“在若干最基本的思路上，三家存在共识。”①我们可以在黄老道家轻徭薄赋的政策思想中比较清楚地看到孟子民本思想的明显痕迹。“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在这里描述了一个儒家的王道世界，这个王道世界里的统治者也需要遵循世界的自然律，而遵循自然律就要求统治者必须克制自己的主观欲望，从而在国家治理上表现出点“无为”的意思来。黄老道家作为吸收了其他思想流派营养的道家学派，在以“无为”来治国的主张上也表现出了一点先秦儒家民本的意思，将儒家的重民思想融人了道家的“无为”观念之中，贯通融合。“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②从对民生的“无为”中寻找民富易治的捷径，黄老道家与儒家在轻徭薄赋上不期而遇。轻徭薄赋的核心思想就是统治者以不违反自然法则的方式驾驭民众，自己尽可能地清净无为而使“民自定”。所谓“民自定”不过就是定于富平治安。先秦各家都承认民富易治，民贫易乱，其中不少流派都注意发挥民的积极性，而民的积极性又必须辅之以必要的人、财、物等条件。因此统治者在赋税徭役方面务必要节制，否则民在人、财、物等方面就会陷入困顿，并会由此而带来社会的动荡丧乱。儒家提倡轻徭薄赋，一方面在于民本的惠民之政，另一方面也贯彻了孔子“庶富教”的治国原则。黄老道家提倡轻徭薄赋则是一方面体现了道家“反者道之动”的普遍方法论指导，以“少取”的方式达到“多取”的目的，从富民的起点走到富国的终点；另一方面则突出了道家相信客观世界可以自然地归于合乎道的状态，相信人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的合乎道的自在状态，从政治治理角度来看，就是统治者“清静无为而民自定”，自定自安的民凭借自身的力量即可实现自己的富裕。
黄老道家在西汉初年主导的轻徭薄赋政策当然有惩于秦的徭役繁苛的教训的含义，也有物质条件贫乏的客观限制，更有理论上“清静无为”以求“民自定”的指导。西汉初年，国家财政与民间经济都非常困难，富国与富家的关系颇为复杂难解。秦朝的繁苛政令中含有国家政权建设的必要措施，更有追求国富的主观动机，当追求国富的繁苛政令妨碍甚至阻挠了民富的时候，国富兵强的理想目标就在现实中变成了民穷财尽的结果。黄老道家以超越的历史眼光，看透了民富与国富的复杂关系，试图从民富的起点走到国富的终点，客观上实现了国与民的共富。统治者的国策如果从国富开始，并以国富为目的，把民富当做手段，其结果只能是民穷财尽，继之以国力衰竭；统治者倘若如黄老道家所言能看重社会中生生不息的民力，以使民富为起点，充分地激活民间活力，给予他们物质及时间上的便利，民间的财力丰厚了，国家的财政也就根本好转了。黄老道家指导下的轻徭薄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统治策略的终端，它的根本还是落实在了君主的清心寡欲上。君主的清心寡欲可以维持政治的简朴之风，唯有简朴的政治才能做到爱惜民财民力，统治者一旦结束了简朴之风，就会陷入琢磨如何消耗民财民力的奢侈之路上，君主的任何欲望都会毫不例外地反映在君主政治上，因此君主的欲望越少，就越容易保持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就容易使政治保持在只做最必要的事情的最佳状态。君主的清心寡欲还可以提高社会相对于政治的决定者地位，有利于保持君主政治在社会面前的谦卑姿态和恭敬心态，知所畏惧，有所忌惮。传统君主政治的弊端大多出在君主政治的政令繁苛，不知所行止，肆无忌荡，为所欲为，君心动荡的结果往往是天下倾覆。黄老道家以君主清心寡欲为根基，提倡和贯彻“无为而治”，摆正了传统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使传统君主政治保持了简单质朴简洁的特性，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简政无为”，告别繁政苛法，减少差役兵役劳役，使民得免于疲于奔命，自养自定，天下方可粗安。汉代的“文景之治”是一个由“无为而治”创造出来的富裕社会，虽然“文景之治”的历史已经远去，但创造富裕社会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及现实启发意义。 四、治理智慧：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
①张分田：《秦汉之际法、道、儒三种“无为”的互动与共性“兼论“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统治思想》，《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②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7页。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治理的模式，而是一种治理的智慧。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它在人类社会的复杂治理中就不仅具有普遍的参考性与借鉴性，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现代的复杂社会治理中，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仍然表现出了丰富的现代意蕴。现代复杂社会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并行不悖的发展导致了诸多治理额难题与困境，甚至由于权力扩张运行而带来诸多不便与治理恶果。实际上，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有许多就是由于治理产生的，治理不仅是有效解决社会急难险重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造成诸多复杂难解问题的主要原因。现代治理者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自己所拥有的理性与善良，而治理对象却以一再出现的难题向治理者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治理挑战。挑战的一方面是要求治理者要不断改善自身的技术、手段与能力等工具理性，及时科学有效地处理治理对象出现的难题与问题；挑战的另一方面则要求治理者积极改良治理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治理权力的限度与界限等，节制自己的治理行为。一般而言，现代治理者拥有的权力和运行权力的手段都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农耕阶段，而这方面的需求也容易得到科学技术的及时帮助，凶此治理对象对治理者的能技术、手段与能力的挑战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在治理观念的革新方面则相当困难，因为治理对象在挑战治理者的治理权力限度与界限，而要求治理者改善治理理念时，就实际上已经是在指控治理者对治理权力的过度或不当行使恰恰就是诸多治理困境与难题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现代治理者约束自身权限的治理理念亟需从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只有准确领会了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实质，懂得了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充分吸收其中的思想养分，才能妥善处理治理与被治理的诸多矛盾，才能妥善处理好口标和手段的矛盾。合理治理，有限治理，有效治理，这样才可能在解决一般治理问题的同时，不造成新的更棘手的治理难题。
在现代治理的理念中，黄老道家的简政无为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应用价值，而现代治理理念也只有在吸纳了简政无为的现代意蕴后，才能真正稳健、科学和有效起来。现代社会高速运转，高度复杂，治理者如果试图充分运用国家理性完全掌控治理对象，其结果几乎完全是悲剧性的，治理的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人类近代依赖的政治历史中充满了国家理性过分使用造成的治理失败，“20世纪在进步、解放和改革的口号下出现了如此多的政治悲剧”①。国家理性的使用不仅必须确定自己的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还必须确立自身的运行方式，不能任性随意，而必须中规中矩，两者相比，知所行止当属重中之重。国家理性知所行止，就可以做到现代意义上的简政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高速运行当然要求国家理性及时有效的科学运行，所以必须要有积极作为的一面，即使在自由度较高的市场化了的美国经济领域也不例外。但是国家理性在高速运转的复杂社会治理中还是要积极贯彻简政无为，尽可能发挥复杂社会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对其秩序和状态等的积极作用，保持独立于国家理性的领域拥有充盈的活力和对一般性难题的治愈与康复能力。国家理性的简政无为一般来说要求国家理性的运用必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法律依据不充分的领域就是国家理性应该禁足的无为领域。这个让国家理性禁足的无为领域应该包含：可以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经济领域、可以由公序良俗影响和支配的社会领域以及科学和认知理性的领域。
黄老道家无为而治中的“清心寡欲”主要是针对国家理性的多欲和过分灵活而言，其在传统时代主要是针对作为国家理性人格化的君主而言，但究其实则不难看出，清心寡欲的要求实际上适用于一切人治特征明显的国家理性体系。在人治特征明显的国家理性体系中，权力掌控者的欲望往往可以有效地操纵国家理性的运行，或者用来满足领导人的私人欲望而大兴土木，或者为了领导人追求的功业而穷兵黩武，或者因领导人喜好的变迁而突然改变施政方针等，更有甚者领导人的个人喜好被奸邪势力利用而陷国家与民众于万劫不复之中。清心寡欲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意蕴仍然表现为克制治理体系中的人格化欲望与冲动，确保权力理性的常规性运作，达到治理所要达到的常规性目标。国家理性的清心寡欲首先要求国家理性的决策和决定要避免浪漫而严守常规。国家面对治理对象要自觉地达成治理对象的本质及趋势需要达成的目标，而不是达成国家理性脱离治理对象本质及趋势想要达成的目标。这一条主要是克服主要领导人或领导层浪漫型目标设定对治理对象的干扰或破坏性影响。它在一个拥有强势政治地位的执政党与魅力十足的领导人的人治传统国家里比较容易出现，而它的出现往往造成阶段性的重大灾难，在制定全方位的综合性发展规划与策略时，要特别注重经验性问题的常规解决，而要坚决避免超验性非常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浪漫性决策或决定。清心寡欲在现代国家理性上的表现还要求建立问题导向的经验性治理理性体系，面对问题，处在相对稳妥的守势，特别要预防领导人的喜爱、偏好，看法等对问题解决的个人化影响。领导人的喜爱、偏好和看法，在人治特征明显的治理体系中，特别容易引发治理中的短期诉求和因人施政。这样，领导人的欲望必将打乱治理体系及治理逻辑、治理目标的连续性和逻辑性，甚至瓦解了治理活动的连贯性，从而给现代治理带来更为急难险重的重重难题。领导人的喜爱、偏好和看法具有引领性，容易在治理体系中形成站队与跟风的恶习，投机钻营，奉迎讨好，甚至还为下级操纵利用上级提供了漏洞。总的来看，所谓现代国家理性的清心寡欲，其表现一则是预防非常规措施的采纳，一则是尽力避免国家理性的个人化与人格化。
黄老道家无为而治中的“轻徭薄赋”，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性建构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轻徭薄赋看起来只是一个赋税政策系统，而实际上却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及其价值诉求。轻徭薄赋首先意味着国家理性在利益上向民众的让渡和让步，突出了民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性定位；相反，重征暴敛则突出了国家治理在根本目标的确定上以国富为基本立足点。中国传统历朝历代的中期改革绝大多数都是追求国富，而其改革措施也主要是提高效率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措施上多以聚敛财富为主，而以舒缓民生的艰难为辅，结果多为饮鸩止渴，改革的效果与改革①[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使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的初衷截然相反，改革者也往往事与愿违。汉初的黄老道家从追求和落实民富开始，却获得了国富的结果。这看起来是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比性地揭示了民富在治理逻辑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合理性。轻徭薄赋还意味着国家理性在价值上真正落实和贯彻了重民、养民等民本价值，将民众的生死祸福作为了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安民生，阜民财，使其安土重迁，并以物质的丰富来养成其淳朴安详的心理，民财阜则生安，民生安则离乱少，离乱少则天下定。重征暴敛则盘剥掠夺民财，扰攘紊乱民生，贫而不住，穷则思变，铤而走险，社会因之而陷入离乱，国家因此而背上重压，其结果往往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崩解。轻徭薄赋落实民本而天下安，重征暴敛背离民本盘剥民众而天下乱。现代复杂社会的安民固然要比黄老道家的时代复杂了很多，而安民的具体内容及要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轻徭薄赋在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中让人占有重要的核心地位。轻徭薄赋在现代的治理意蕴仍然表现为国家发展究竟是为了谁的重要问题，国家财富积累和民众财富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还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国家经济实力及经济总量迅速提升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国富优先逻辑的有力贯彻。发展作为一个目标首先是一些数据的大幅度飙升，其中经济实力与总量、速度等都是非常核心的国家确认的追求目标，相对来说，民生改善及普遍的社保还处在相当次要的逻辑位置。国家理性将财富积累在自己手里的思路在地方产业的发展中体现尤为明显。例如，房地产的畸形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理性支配下的国富优先逻辑。现代治理吸纳轻徭薄赋以民富为基点和核心的现代意蕴，转变发展观中的价值关注，谋求富民、利民、安民，以民为本，保障民权，安定民生，民富则国富，民富则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