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该《意见》从员工持股的范围、比例、操作细则等方面给予了进一步明确，此次实现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将主要在商业一类企业中选取，“存量不碰”是这次员工持股方案的一条红线，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这标志着停滞11年之久的央企员工持股终将再次启动。
11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政策，总体背景是“国企脱困”，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问题、争议也不少，所以时而大面积推广、时而又被紧急叫停。这一次重启，总体背景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大论点：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三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检验重启央企员工持股成败的标准也必然不一样。
因为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并不只属于国企的部分员工，所以，关于国有企业员工持股，争论的焦点一是基于利益输送导致的短期套利行为、管理层控股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另一个质疑的焦点就是如何检验成败的标准，上一次为地方政府甩包袱，一二年的“回光返照”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一轮的员工持股。员工持股，在国内外都不是新鲜事，核心作用就是利用风险与收益共担的机制，既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同时又调整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从而更适应现代市场化运营，提高企业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
上一轮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被叫停，问题的症结在两方面：一是动的是国有资产的存量，无论是经营者持股，还是员工持股，都有占国家便宜的嫌疑，所以舆论批评较大;二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要么选择了经营者持股模式，要么选择了全体员工持股模式，而没有将两者有机结合，单纯的经营者持股模式难以遏制侵占国有资产的冲动，员工只承担风险而不能保证共享收益，单纯的全体员工持股模式，因为没有区别，所以员工的积极性没有真正被挖掘出来，反而带来了管理困难、员工缺乏流动、只注重短期分红而不注重企业长期发展等问题。
此次重启央企员工持股，从《意见》内容来看，显然是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正是基于“混合经济”、“资本运营”的思路，所以划出了“存量不碰”的红线，从前提上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并保证理论上的保值增值;“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实际上也保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此次实现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主要在商业一类企业中选取，也就是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这样更容易准确、清晰的界定员工努力对企业绩效改进的贡献，从而避免了利益输送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员工持股指的是以经营管理、科技、业务骨干为主的员工持股，而不是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福利持股，总比例不能超过25%、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这就为混合所有制的国有股、民营股、员工股的三足鼎立、相互制衡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制度上避免了上一轮国企员工持股“剥离掏空”国有资产的可能。同时，也有效规避了《公司法》关于企业内部员工持股不符合上市规定的问题，从而为这类企业的上市之路扫清了障碍，更有利于以后的资本运营与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这一轮的央企员工持股该以何种方式实现，《意见》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方案，但为了最大可能挖掘员工价值，不搞成利益输送、变相员工福利，显然不宜像之前那样搞“有钱者购买”，而应该考虑更现代化的股权激励，比如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等，而且是在“存量不碰”的红线下进行，实质上就应该是增量奖股。在设立员工业绩考核标准之后，通过一个时间段的业绩考核情况，根据贡献大小而获得不同份额的奖励。
于是，问题来了，究竟该如何评判企业的经营效益呢？作为一般民营企业，自己和自己比，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混合所有制的央企，自己和自己比，就不能突显“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所以，实现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必须与行业比，要将该企业的利润率、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与所处行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长期竞争优势进行比较，只有超过了行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长期竞争优势，才能在“存量不碰”的红线下进行奖励，而不能只简单看短期内的经营状况。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将员工持股搞成利益输送。
员工持股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为克服资本运行中的障碍而进行的治理改革，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指导和完整的法律框架。而我国在实践中的“一波三折”，至今还没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这就提醒我们，员工持股不能是为了央企的“混”改而进行，而是应该为了“混”了之后如何更好发展而进行。尤其是在“混”了要进入资本运营阶段，特别是围绕整体上市而奋斗的时候，“存量”就不得不碰了，新一轮的“分享增量利益”与“瓜分存量利益”之争又会产生，所以，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必须尽快加速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