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领导机构”栏目更新，显示稍早前卸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的杨晓超已于7月任中央纪委秘书长（正部长级）。
今年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并非杨晓超一人。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1―8月，包括杨晓超在内，已经有7人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要职。
这样的人事调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后就已经开始。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进京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地方官员有44人，其中，一部分是副部级平调，一部分是晋升，即从正厅级晋升副部级或从副部级晋升正部级。
学术分析：平调官员任职重要岗位，也是一种“升迁”
十八大以来，杨晓超的职务已经发生了3次变化。
翻看十八大以来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履历，像杨晓超这样曾长期任职地方的官员并非个案，44名官员中约3/4的官员都有长期任职地方的经历。
44名官员中，平调的有30人。其中，多数人任职重要岗位。
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中得到晋升的也不在少数，据本刊不完全统计，约有14人得到晋升，而且多数在重要部门任职重要岗位。
国家行政学院原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从地方调到中央机关的官员，在职务上虽然是平调，算不上高升，但是赴任的却是关键的、重要的岗位，是得到了重用，预示着未来可能会被提拔，仕途之路会更好。”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管是平级调动还是晋升，对于干部个体来说，都体现了组织的‘重用’之意，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升迁’。”
赴京官员多数为50后，学者型官员居多
盘点十八大以来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在年龄分布上，跟从中央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明显不同。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2～60岁，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所处的年龄段，有31人的年龄超过了55岁，多是典型的“50后”。这跟之前本刊统计的“空降”地方任职“京官”大多为“60后”，即大多不到55岁存在差别。
相比于赴地方任职的“京官”，地方官进京出现年龄层次差别，在胡仙芝研究员看来，基本符合了干部成长本身的规律。
胡仙芝表示：“一般来说，年龄和经历密不可分。年纪轻的，经历相对简单，经验和能力肯定不如年纪大的来得丰富和全面，因此更需要到基层和地方锻炼。而经历过地方锻炼的干部，在认识高度、经验程度和能力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把握国家宏观、全局的治理工作，也更加适合和胜任中央层面的一些工作岗位。”
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
“很显然，在地方经过历练的这些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能够被调往中央，显示出被看重和寄予厚望。”许耀桐说。
对此，许耀桐认为：“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我国领导人是每五年一次交接，调动干部频繁主要和届期有关，所以2013年的调动会比较频繁一些。”
5年前中组部选派66名厅官任职地方，回京晋升副部级至少7人
今年夏天，辛国斌再次搬家了，他从青海省副省长的位置，调回工信部担任副部长。 8月8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包头稀土论坛上，辛国斌首次以工信部副部长的身份在媒体前亮相。
作为5年前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交流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辛国斌赴任青海前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之后历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国斌这样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副部级职位的官员至少有7个人。从履历看，辛国斌是就地晋升为副省级官员后回京的，跟他一样就地提副省级后回京的，还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喻红秋，当时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回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如今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除了就地提拔为副省级官员，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年66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有5名属于“回炉”出任副部级官员。2013年8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史耀斌，被选派到地方交流时是财政部税政司司长，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不到三年就“回炉”财政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分管税政司、金融司、国际经济关系司、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PPP中心）。
同样经过“回炉”提副部的，还有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金学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吴清海等。
专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视基层和地方的任职锻炼，把到基层和地方工作作为培养高层公务员的途径，目前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许耀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中组部当年选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交流任职，直接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些官员能够提拔回京，显然是属于国家紧缺型人才，“这种交流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东部地区赴中央任职官员最多，北京拔头筹
东部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中央安排锻炼干部比较多的地方。
不仅如此，东部也成为官员从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统计显示，在44位进京地方官中，从东部沿海地区调往中央的官员数量最多，有17人。
从东部调往中央的官员中，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
胡仙芝认为：“决定干部升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业绩是最主要的。从地区分布来看，结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得出，政绩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中还是有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发现，从东部地区调往中央官员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而是北京。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职。
在胡仙芝看来，由于地理位置贴近，所以来往交流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信息沟通及时机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样在京工作，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统一协调，所以客观上会导致北京与中央交流的机会更多。
“事实上，在北京工作的地方官，家庭、生活上基本不会有后顾之忧，所以只要组织有需要，基本上都能够实现;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到中央来工作，拖家带口，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家庭安置、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等诸多现实困难”。胡仙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