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未必否认阿萨德拥有合法性――倘若他上台的程序符合叙利亚的法律规定;但认为他缺乏正当性――因其政权本身无法代表叙利亚人民
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的一系列主张与行动，与西方颇多龃龉。俄罗斯提出，要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就必须与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合作，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正当（合法）政权;西方则认为阿萨德必须下台，因为他已经丧失了正当性。
把国际政治上的各种纵横捭阖与利益交换放在一旁，俄国与西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争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判定一个政权的正当性？
这里有个概念需要先厘清一下，英语里legality和legitimacy这两个词经常都被译为“合法性”，汉语里人们也经常混用，但这两个词的意涵相差很大。Legality指的是行为（主体）合乎既存的实证法律，legitimacy指的则是行为（主体）符合某种先在于实证法的超越性规范，实证法并不能取代这种规范，相反，实证法本身要受该规范的衡量。所以，legitimacy在汉语里还有一个译法叫做“正当性”。
我们也许可以说，西方未必否认阿萨德拥有合法性（legality）――倘若他上台的程序符合叙利亚的法律规定;但认为他缺乏正当性（legitimay）――因其政权本身无法代表叙利亚人民。而俄罗斯则认定阿萨德是拥有正当性的，所以他也拥有合法性。
如何判定一个政权是否能代表人民、从而拥有正当性？这又涉及到何谓“人民”，由此又必须继续解释何谓政权，领导人与政权、人民是何种关系等问题。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民”，并不是个物理性的真实存在，而是个拟制出来的法人，这个法人的意志表达为宪法，此所谓“人民主权”。法人需要一个法人代表，亦即国家元首，由谁来做法人代表，宪法当中会有规定，可以是总统、主席、国王等，他只是法源的人格化象征，本身并无更多功能。
叙利亚也是总统制国家。西方指责阿萨德缺乏正当性，应该不是认为他欠缺程序合法性，而是认为他根本上就是在伪造人民的意志，但这种指责不大容易获得广泛认同。
在法学上，自然法与实证法两种学派对此问题的理解有着深刻差异。自然法学派认为有一种超越于任何具体国家具体政权之上的评价标准，由它作为判准来判断某政权是否有正当性;问题在于，那种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判准，究竟其内容是什么，实际上人们无法达成共识。
于是在国际政治当中的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用实证法的标准来判断正当性，即该政权是否构成了对于一国的有效治理（良善与否不一定是决定性要素），并且为自己赋予了一种法律身份，从而可以承担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如果非得用自然法的标准，对方只要不合我意就判定其无正当性，同样我也就会被对方这么判断，于是任何可持续的行为规则都不成为可能，因为任何国际法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找不到了。
新的问题接着浮现出来，为何希特勒最后可以被判定为不代表德国人民，萨达姆最后可以被判定为不代表伊拉克人民？他们领导的政权都对本国有着有效治理且可以承担国际法的权利和义务，实证法的精神此刻到哪里去了？原因在于，他们的治理虽则有效，但实在是太不良善――对萨达姆或有争议，暂存而不论，仅就希特勒来说――以至于虽然人们无法就自然法意义上的正当性达成共识，但对该政权违反了无论任何一种自然法都能大致达成的共识，于是在这一刻，实证法判断退位，自然法判断登场。
这一刻在何时到来，本身是没有明确标准，只能基于人们能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内心的确信。基于此确信的行动，便是政治上的“决断”――政治哲学上一个基本的说法便是，所谓决断，就是在无法做抉择之处做出抉择。但由于这毕竟是在无法做抉择之处做的抉择，只要抉择做出了，势必就会遭遇到质疑。质疑的程度与人们对那种“确信”所达成的共识范围成反比，共识范围越大，则质疑越小――并不能完全排除质疑，“二战”后纳粹质疑纽伦堡审判就还是基于实证法判准做出的;共识范围越小，则质疑越大，美国攻打萨达姆政权遭遇到质疑，正是因为其共识的范围太小，但美国还是可以用自然法判准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虽则外部世界未必接受它的这种辩护。
经过一番辨析之后，再来看看叙利亚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世界上是否已经达成了那种共识？其范围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