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桥区还向全区所有退伍复员军人、零就业家庭人员、返乡初高中毕业生发放价值1000元的“职业技能培训券”，可在职业集团的任何一家培训机构使用，培训机构凭收取的“培训券”到区财政统一报销。加上实施的中职免费入学政策，区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500万元，实现了区委书记王继军的承诺：“把全区所有上不起学、上不到学的孩子，一个不少、一个不落地免费培训一遍，让他们学一门技术，谋一个出路。”
讨论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创新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成立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江苏省无锡市对职业学校实行“管办”分离等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往职业教育管理创新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即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容易演变为“内部人”改革，所以在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加强改革中社会参与的力度，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地方政府和基层学校创新经验可成为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生长点，本案例就是一个明证。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出发点是满足发展型社会的需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近年来教育界的主题，尤其是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将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向一轮新的高潮。当下，职业教育发展由满足量的要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更紧密结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扎实推进系统教育，大力培养高技能创新人才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职业教育要发展，管理体制就需要创新，满足发展型社会的需求就是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出发点。
职业教育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在于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基本上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从高重心向低重心转移，即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权限下放，给予地方政府和学校更多的管理权和自主权，这种走向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和学校发展职业教育与办学的积极性，扩大和增强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使职业教育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二是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转移，即逐步建立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这种走向调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和支持办学。三是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由基本重合向相对分离的转变，这种走向使各个地区和部门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需求，以及个人在利益驱动下的不同选择，都较大程度地提高了社会在量、质、类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并逐渐成为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上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在解决“条块分割、部门办学”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但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未来的创新就是要使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有效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管理创新的落脚点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职业教育的质量究竟是什么？没有标准答案，笔者认为行业、企业对学生的满意率，学生对学校的满意率就是职业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就是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行业企业、社会各司其职，推动职业教育全面改革，有效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我们要正视问题，找出差距，把握着力点，找准落脚点，有力推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这样才能使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平桥模式：职业教育分权
与集权的有效治理方式
在职业教育与就业的管理上，国家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寻求平衡。多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一直存在着“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表现为：一是很多部门都是职业教育的举办主体。除教育部门外，很多其他部门也在举办各类职业教育，只不过由单一部门管理转变为与“教育部门”共同管理。二是行业性特征比较强的职业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无力”管理，仍然必须依靠行业部门。诸如人社部门举办的各类技工学校、卫生部门举办的各类卫生院校等等。三是对人才培养实行分段管理。从人才培养的链条看，不同部门的管理权限各有分工。教育部门侧重负责新增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学历教育;职工的就业前培训、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主要由社保部门负责;退役士兵的学历及技能培训等由民政部门牵头;城乡妇女的各种职业培训则由妇联负责，等等。实践证明，“主管部门负责、其他相关部门参与”的分权模式，有利于明确主管部门的责任，发挥主管部门的行政驱动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其他相关部门参与积极性难以调动。
应该说，案例中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对职业教育与就业管理职能进行整合的管理模式，是未来职业教育与就业管理在基层有效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 不难发现，平桥模式其本质就是在保证职业教育分权的同时统筹发展管理。“分权”有利于调动职业教育各类举办主体与管理主体的积极性。因此，虽然平桥模式构建了统筹管理的独立机构――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但仍然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统一管理、集约培训”的原则注意协调好“分与合”的平衡。“分权”有助于理顺与上级“条线部门”的组织架构关系，但是在部门运行时，则突出“集权”的特点，即“统筹规划”，将各类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以及各类培训机构在“统筹规划”的前提下，推进资源共享、利益共赢的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从而实现了“统筹规划”治理下的集团化、集约化办学模式的运行机制。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在分权基础上的集权管理充分体现了“大职教”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规模与效益基础上，强调职业教育管理与社会各界的沟通，践行“大职教”思想，共同构筑职业教育分权与集权的有效治理方式，必将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大发展”。
地方政府应承担起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责
首先，地方政府承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责是法规之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主要责任，结合本地实际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探索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问题。”由此可见，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早就明确了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义务，也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实践中，地方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体职能和责任。
其次，地方政府承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责是国情之所需。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部门兴办的职业高中、高职高专与劳动部门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以及其他部门的职业中专、成人中专分办分治，矛盾重重;所涉及的招生、教学、升学、就业、职业技能鉴定等工作环节以及院校、行业、企业、科研与培训机构等社会组织的职业教育职能受政府多个部门的交叉管理，难以协调;就连地方政府领导和教育系统内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鄙视职业教育的现象。面对这样的国情和不同地方的省情、市情、县情，也只有地方政府才能更好地结合实际，出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具体政策和实施细则。
第三，地方政府承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责是改革之关键。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深水区和关键点，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发展保障水平等关键举措，都需要地方政府的引领。从“平桥模式”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地方政府能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就一定能打破部门设置壁垒和职能定位思维，扫清障碍，引领发展。当然，地方政府在统筹协调的同时，不应把兴办职业教育的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而应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同时，也应防止出现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现象，应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市场导向方式，把适宜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承担的培养培训、测试评估、绩效考核、审计监督等职责交给第三方机构，形成相互制约的良性机制。
平桥模式：破而后立，勇往前行
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步伐中，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发展攻坚期，各界在寻求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中不断尝试，但困扰职教行政管理、产教融合、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深层次职教体制问题的顽疾痼症依旧没有根除。一个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级基层单位河南平桥却觅得一剂良方，首创“中国第一局”，日臻完善的“平桥模式”为谋求职教体制改革的出路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案例，其成功的奥妙离不开一个“破”字。
一破僵化思想的拘泥禁锢，立革故鼎新之识。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在引领地方职教发展中如何大有作为受到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平桥区审时度势，创新体制激发活力，首创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通过整合不同行政部门的培训职能、发放职业技能培训券、以职教招商引资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使得就业结构紧密贴合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的双赢。平桥区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民生。
三破基层政府的玩故习常，立深化改革之范。当前基层干部惰政懒政现象依然存在，阻碍了职教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作为区级行政单位的平桥却在现代职教体系体制改革创新的大潮中敢破敢立，开拓性地创立“中国第一局”，创造性地发挥行政在职教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使职业教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小政府也有大作为，这是基层智慧的结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加快发展现代职教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我们呼吁基层政府将工作落到实处，在探索职教管办评分离、招生考试、经费投入、校企合作的现代职校治理等机制问题上攻坚克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必须拿出勇气和魄力，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不断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体制弊端，不破不立，我们既期待“平桥模式”引领辐射更多地区，也期盼着更多结合区域实际、符合职教规律的发展模式遍地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