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的首段有这么几句话：“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第四段又照应了几句：“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对课文这两段要表达的意思，现在普遍认为有两层：第一，由“仆碑”才得考证出“华山”应是“花山”，并由此想起因古书散失，后世人以讹传讹，使得“华山”的真名“花山”无法弄清楚。再由个别到一般，从“华山”的“音谬”概括出社会上辗转讹误、相沿失实的现象很普遍。第二，针对这一普遍现象，作者提出读书求学的人对这类现象应该持有深入分析与慎重接受的态度。由此总结出凡事都须“深思而慎取”，采取认真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第一层意思，笔者表示赞同；这第二层意思，则不能完全赞同。笔者认为，这第二层意思虽然表面上说得过去，但却没有揭示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本意。
首先，这第二层意思与这篇游记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几乎毫无关联，这是不可能的。据考证，这篇游记写于1054年。当时作者已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的路上游览了褒禅山。三个月后，他以追忆形式写下了游记。文中写道，当走进褒禅山后洞还不到深度的十分之一，作者就跟随“怠而欲出者”慌乱地退出来了。由此作者写了这样一段感悟：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其次，实际上王安石之所以提及那块“仆碑”，是有其不好明言的深意的。那就是希望变法之后人们都能够正确理解他的心志，不要让那些不当的评价流传下去，把自己搞得就像那块“仆碑”似的，面目模糊甚至全非，不能真实地传给后人。也就是说，作者前后呼应地写这块“仆碑”，并告诫“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都是精心安排的，有其深意。
中国向来就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王安石一直主张变法，但变法毕竟意味着挑战保守势力，挑战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很难说就一定能成功。（事实上，王安石后来的变法确实以失败告终）一旦将来的变法失败了，自己能否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呢？是否就会像那块“仆碑”一样，被历史永远地“漫灭其文”呢？被人们永远以讹传讹地“谬其传”呢？这一切的一切，王安石是不能不深忧的。事实证明，王安石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变法失败后，不是就有仇视他的人诬蔑他是“奸人”吗？他也确实成了后世毁誉交织、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盖棺难定论的人物。可见，课文第一段和第四段对“仆碑”的描写和感慨，绝不是与作者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没什么关系，相反，恰恰是关系重大啊！
最后，笔者再强调几句：作者之所以没有花更多的笔墨来写“仆碑”，来发表议论，那是为了突出自己无畏无悔地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作者又必须得写“仆碑”并发表议论，那是为了更隐蔽、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深忧。这“决心”与“深忧”该是相辅相成的，绝不像现在的主流说法那样，两者根本不搭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字面上是因“仆碑”生发的感慨，文字的背后却是作者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深忧。那块“仆碑”，该别有一番真滋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