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伊朗都是清高的少数派。套用马勒的名言：在中东它是波斯，在穆斯林中它是什叶派，在全世界它是伊朗。而伊朗的非穆斯林，更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车窗外是伊朗南部土黄色的荒漠，车上正播放一部伊朗偶像电影，波斯语调高亢平稳，十分有存在感，我跟着看了大半部，只看懂一件事：时髦美女如云，豪车闪亮如星辰。
实际上，我的伊朗行程已经过半，还未见过一部电影里的豪车。他们满大街开着政府数年前与法国协议生产的、配置已落后市场快十年的标致或雷诺，满心欢喜。
我喜爱《一次别离》中的伊朗，喜爱它描述的那个真实的、风尘仆仆甚至有些狼狈的德黑兰。但似乎大多数伊朗人还是喜爱光鲜，哪怕是虚构，哪怕是自欺欺人。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它都是清高的少数派。套用马勒的名言：在中东它是波斯，在穆斯林中它是什叶派，在全世界它是伊朗。
波斯波利斯遗迹
2007年的动画电影《我在伊朗长大》的英语原名是《Perspolis》（波斯波利斯）。这部描绘伊斯兰革命前后生活与观念巨大变化的电影以伊朗最著名的波斯遗址为名，道出伊朗人徘徊于民族国家和宗教国家间的矛盾。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去过波斯波利斯，那就不算到过伊朗。
只需一眼，任何人都会为波斯波利斯巨大的建筑遗迹所倾倒，它们像远古巨兽的遗骸般庄严，并且令人生畏。万国门、百柱宫、奥帕荡瑙大殿……根据浮雕不难想象，当年来自吕底亚、犍陀罗、巴比伦的使节，是如何牵着骆驼、手捧黄金和香料，心怀敬畏地穿过这些庄严的石头长廊，而大流士就坐在长廊尽头的宝座上。
对伊朗来说，波斯波利斯具有双重含义：阿契美尼德王朝所带来的波斯荣耀和巴列维末代君主礼萨・汗追溯往日荣光的失败。如今我在这里所见到的现代化游客服务设施，比如两侧栽种柏树通向遗址的巴列维大道、英语介绍牌、三维复原模型、为晚间表演准备的射灯，大都是1970年代巴列维时代的遗物。那时巴列维王朝宣称自己是萨珊皇族的余脉，具有天然的继承波斯帝国的正统性，因而波斯波利斯成了王室的精神家园。
向世俗化国家的转变终究没能拗过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巴列维国王试图恢复波斯荣光的狂想折戟于八年后的伊斯兰革命。
萨珊王朝的国教
若说伊朗是少数派，那非穆斯林就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来伊朗前我读过英国作家玛丽・博伊斯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这个宗教名字拗口难读，它在中国的其他名字更让人熟知：拜火教、祆教。它曾被萨珊王朝定为国教，自然，也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式微。我曾以为它已消失，没想到这信仰比我想象中坚固。
目前拜火教的中心在亚兹德，在城中闲逛时，不时能遇到白衣裳（与以黑色为尊的穆斯林相反，白色是拜火教的标志）的拜火教徒。我在亚兹德的导游Amir说如今城中大概还有两万名教徒，他自己家到祖父一辈还是拜火教家庭，不过他并不愿意谈他家是如何转变为穆斯林的。“我们是兄弟。”他强调，仿佛这只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家事，虽然我知道，伊斯兰革命后非穆斯林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书中提到的村庄沙里发巴特村就在亚兹德省。我向Amir询问，是否有可能前去。但是他也不知道那个村子在哪里，毕竟那是50年前的著作了。“可以安排你去Chak-Chak，”他安慰我。
Chak-Chak和萨珊王朝的覆灭有关。传说王朝的最后一代公主Nikbanou为逃避阿拉伯人的追杀来到了亚兹德平原，一位牧羊人目睹她向神祷告后消失在山岩之间。前来搜寻的阿拉伯人一无所获――公主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滴水的岩洞。Chak-Chak便得名于它滴水的声音。
无论传说附着了多少想象，岩洞因此成为一座拜火庙，千百年来是拜火教的圣地。每年6月，全世界的拜火教徒都会聚集在此朝圣。
我们驱车穿越荒漠，阳光灼热，白花花的公路远处看上去总像有一片片水渍，驶近了才发现是海市蜃楼。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受迫害的拜火教徒就隐身在这片严酷的、连阿拉伯人都不愿近前的大漠中。《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描摹了这片沙漠中拜火教徒的生活，困苦、坚忍，从信仰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快乐。
Chak-Chak位于半山，山脚有一处小花坛，是居住在此的火庙看管者种下的，向日葵、桃金娘，柏树、石榴，还有从澳洲引进的耐旱的桉树，让这座小山丘看上去不那么荒凉。
看管火庙的老人沙哈德来自亚兹德，每两周轮换。他白衣白裤白帽，前来为我们打开火庙大门。水从岩洞顶上滴落，人们将这水当作圣水接回去。不熄的圣火靠着岩壁，在一个颇隐秘的金属柜中燃着，一灯如豆。这大概是迫害时代的遗俗。
老人为灯添油，这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两旁简单粉刷的岩壁上有些简单的装饰。有拜火教的标志，象征着智慧的Faravahar（骑在带翼圆盘上的老人），这也曾是巴列维王朝的标志。还有一张帕萨加德的居鲁士陵墓的照片，阴云笼罩下十分壮美。这大概是关于拜火教在虚构与现实中最令教徒自豪的两件物事。
不知何时进来了一家四口，父母带着未成年的两个儿子，除了母亲都戴着小白帽，默默地坐在长凳上翻看《阿维斯陀经》。他们从亚兹德来，父亲说，只要一放假，就会带全家来朝拜。
已消失的天葬
从Chak-Chak回城的路上，我们特意去看了天葬台，英文名叫Silent Tower，寂静之塔，以至于我一直以为这是人工建筑，直到它们出现在面前时，才惊得说不出话来。天葬台实际上是两座高耸的圆锥形山丘，山顶筑有城堡状工事，望之如两座壮丽的火山。
拜火教认为尸体是不洁净的，他们会将它送到山顶的天葬台喂给秃鹫，人骨堆放在挖好的坑中，放满后用强酸处理清空。 当然现在已经不再有天葬。1960年代政府便强令禁止了这个习俗。如今的“寂静之塔”边已有了一个专属拜火教徒的墓园。没了天葬，他们只能发明出一些新的葬俗，比如在棺材中撒满土，以尽量对抗现实。
我和Amir向蜿蜒逶迤的山脚进发，夏天午后的烈日刺得人无法直视天葬台。“试想一下，”Amir突然说，“50年前，日日夜夜，秃鹫在这两座山顶盘旋，等待尸体到来。”
伊朗最美的拜火教庙宇Takht-e Soleiman在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的山区中，山顶的残垣断壁，映在不知从何而来的一池永不枯竭的碧水中。名字意为“所罗门的宝座”，当地人用此隐瞒它火庙的身份，骗过阿拉伯人，逃过被摧毁的命运。但最后还是时间摧毁了它。开车带我去的当地人Reza甚至从未听说过它，甚至当我对他说“琐罗亚斯德教”时，他也毫无反应。
Reza是个典型的当代伊朗上进青年，头脑灵活，在酒店工作，下班后赚些外快。他每年换一部车（虽然只是低廉的当地产标致），在英语培训学校里学英语，偷偷安装卫星电视看美国节目但拒绝谈论政治，最大的梦想是去日本旅行（他看了不少日本卡通）。“但是那里非常贵吧？”他担心地问我。
我们在芳草萋萋的废墟中漫步时，他说只有了解来龙去脉的人才会欣赏这里的风景，而对普通人而言，连照相都会觉得无聊。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这样的话我其实曾在伊斯法罕听到过。
那时这样说的是位亚美尼亚教堂看守。我们从亚美尼亚人聚居区Jorfa的Vank教堂出来，在St.Mary教堂门口等到他来为我们开门。这位小个子中年人因为访客的到来十分喜悦，免了我们的门票，同我们一道进入教堂后，又适时打开音响，小小的殿宇中回荡着圣咏，十分美妙。
亚美尼亚人从北部边境被阿拔斯大帝迁来这里，已有500余年。他们修建了数座东正教堂，这是其中一座。墙上同样也画着四翼天使和圣经故事。
老看守完成他的琐事，试着和我聊天。他拿出一本相册，翻出自己年轻时穿着白色圣衣在教堂里唱诗的照片给我看，他说唱的就是他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这首。不过照片上的是另一所教堂。像我拜访的这座St.Mary这样建于数百年前的教堂，因为过于古老，已完全作为景点开放。“我那时才22岁。”他惆怅地说，“现在已经41岁了。”
唱诗班的照片里还有他的哥哥和姐妹，看上去很快乐，和其他东正教国家的场景没什么不同。我想问他和他的族人是如何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生活的。“我们是兄弟。”他很郑重地说。
也许真是这样，因为在穆斯林的斋月，亚美尼亚人的Jorfa街道上一样冷冷清清。
去另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正教堂St.Stepheno的路途则比较魔幻，号称伊甸园流出的四大河之一的Aras河流经边境，浩荡浊流隔开伊朗与阿塞拜疆的国土。如果不是对岸的电网，四周巍峨的赭红色群山和滔滔河水，大概真能让人以为这是创世纪时的模样。
艰难又特别的国家
在伊斯法罕我投宿的酒店Dibai House里，我认识了Firooz，他穿衬衫配背带西裤，一把花白络腮胡，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他是艺术家，在英国呆了多年，老了又回到德黑兰，年年夏天来伊斯法罕度假。他不是穆斯林，什么都不信，甚至不信无神论。我恭维他像海明威，他只是笑笑：“是么？但我讨厌他。”
但是，他信伊朗，所以他回来了。“我的国家很特别，所以很艰难……但还是很特别。”
我与他聊起伊斯兰革命。“这确实是所有人投票决定的，但是，”对伊斯兰教做了一个抱歉的评价后，他说，“革命一开始，就仿佛给一切上了休止符。当然，除了军事。”
这话不无道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伊朗拒绝改变。作为一个旅游业发达的国家，你很难想象它的酒店几乎都停留在1970年代的水平。大多数豪华酒店是建于革命前的国际品牌连锁酒店，革命后它们都悄悄本地化了。旅行手册介绍它们时，都会加上“从前的”字样。当然，设施、服务也是“从前的”，或许还不如。我甚至找不到一台咖啡机，当地人只喝土耳其咖啡和雀巢速溶。
于是像Dibai House这样的小酒店成了救赎。它是伊斯法罕唯一的“精品酒店”，当然无法用通行的“精品”标准衡量，因为房间里甚至没有卫生间。女主人仿佛不欲他人知道此处有这样一间酒店，给我后门钥匙时极小心地教我开门，向两旁无人的黄土小巷紧张地望了一眼，匆匆关上门。
门内风景无限。它由一处波斯风格的老宅改建而来。一间讲究对称的庭院，碧蓝的长方形喷水池永不疲倦，石榴树下凉风习习。解开头巾，半卧在院子里宽大的坐榻上，瞬间便跌入波斯迷梦。
在卡尚和亚兹德的老宅酒店中，我都有过这样的波斯时刻，虽然酒店设施只称得上基本。但谁会不爱酷热的午后耳边流水淙淙，或者早晨醒来发现晨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床上投下斑驳花影？
在德黑兰的最后一晚，我来到酒店的传统餐厅喝茶。斋月，人们不会错过在日落后美餐一顿的快乐，每张桌前和每张软榻上都坐满了人。9点过后，一个四人男子传统小乐队开始表演。在对音乐态度谨慎的伊斯兰世界，这很少见。冬不拉、手鼓和小提琴欢快地奏响，歌声随之而起。餐厅里的每个人开始用力地鼓掌、打拍子，孩子般毫无顾忌地开怀。
像他一千年来的祖祖辈辈一样，那歌者吟唱的是一首哈菲兹的诗，想必所有在场的人都知晓：
“好吧，我亲爱的，
在大地甜美的舞蹈中
你已绊倒得够多了，
你已许多次付完了
你所有的债务。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为何我们坐在一起、呼吸。
让我们开始欢笑，神圣的欢笑..
就像伟大的女英雄
和伟岸、壮硕的男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