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追溯“校训”概念的来龙去脉，梳理其产生的由来、释义、流变、特征、作用，正确看待和慎重拟制“校训”，并一以贯之落实，对于学校文化建设、学校精神凝练、教育品牌塑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校训 学校精神 学校文化
追溯“校训”概念的来龙去脉，梳理其产生的由来、释义、流变、特征、作用，正确看待和慎重拟制“校训”，对于学校文化建设、学校精神凝练、教育品牌塑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校训的由来
校训的产生，来自对学生行为管束的需要，以期求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如春秋时期管子所作的《弟子职》，就是最早的小学生守则，其内容主要是对学生如何跟随老师学习的一些日常行为的要求。比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馀则否”；“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先生将息，弟子皆起”等，全是对学生的各种要求，包括如何尊师、如何守礼等。观此，《弟子职》虽无“校训”之名，但已初具校训之实。
“校训”这个名词却并不是自古就有，它是个舶来品，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现代词语。日语本来就借用了许多中国古代汉字(偏旁、部首等)及汉字发音来表意、表形和表音(如唐音、宋音、吴音等)，按照日语要求经过重新组合、注音(主要是音读和训读)、赋义之后就成了表达日文含义的日语词汇。然后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些日语中的汉字词通过翻译又辗转回到中国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就形成了现代中文词汇。据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外来词词典》所载，“校训”其日语原词为“校圳”，日语读音“こうくん”，音如“kaukun”或“kokun”，其释义为“旧时学校要求学生遵守的有关道德教育方面的箴言”。从中文的角度看，“校训”中的“校”、“训”二字在文言文中皆可独立成词，各自具有独立的意义。在古代典籍中，“校”“训”二字很少合成使用，即使在文本形式上两字连缀(据查《四库全书》中出现“校训”二字连缀形式共34次)，一经句读，则意义全变，并非今天“校训”一词的含义。例如：“……才越月而五校训齐……”(《全唐文》卷7
4
6)；“……考校训导如博士之职”(《宋史》卷1
6
5)；“……其学校训导未教生徒”(《明史》卷
10)等。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校训”中的校，即为学校；训，指教诲、训导、劝说、鼓舞、法则等意思，合起来就是“一校之训示”的意思。
二、校训的释义
最早对“校训”概念进行解释的是舒新城主编、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它对“校训”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校训”的作用是“为训育便利”，“校训”的内容是“选若干德目”，“校训”的形式是“制成匾额”，“校训”的摆放位置是“校中公见之地”，“校训”的目的是“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关于“校训”的解释为“学校规定的对学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词语”。日本平塚益德主编的《世界教育辞典》汉译本(1989年)认为：“校训是依据国家和地方教育委员会法定的教育目标.同时考虑各学校的历史、传统、地区性、学生的实情等条件，发挥学校的自立性而制定的具体教育方针。主要指涉及道德人格形成的教育观念。”199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也列入“校训”词条，解释为：“学校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2004年出版的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把校训解释为“学校制定的对全校师生员工有指导意义和激励作用的口号”。
从以上工具书对“校训”词条的解释，反映了人们对于“校训”这一概念的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推广、普及、重视、深化的过程。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说明人们对“校训”概念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认识越来越清晰、深刻；第二，人们对“校训”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和统一。纵观这些释义，笔者认为最经典的还是1930年中华书局《中华百科辞典》对“校训”的解释。这个解释对“校训”的性质、目的、形式、内容、作用，甚至摆放位置都作了相应的说明，全面界定了“校训”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剔除其中不相宜的部分，综合其他工具书的解释，我们认为“校训”概念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学校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
由此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校训泽被学校全体师生，着眼于优良校风的形成和学校文化建设的需要，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也是学校文化和精神的集中体现。 "
三、校训的流变
l.国内“校训”流变
中国最早的校训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有记载以来最早、比较正式的校训，据学者考证，是南宋朱熹于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所撰写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又称《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个“学规”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恿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从上面这些内容来看，《白鹿洞书院揭示》主要是针对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个人修养、待人接物等方面提出要求和规范，具有浓厚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色彩。《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对当时及后世的许多书院(如岳麓书院)产生影响，而且许多现代高校甚至国外学校的校训措辞直接就来自于此，可谓校训的开山鼻祖。例如，孙中山先生为中山大学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庸》第十九章)，直接就来自这个“揭示”。18世纪的日本不仅仿效中国大建书院，而且大量刊印朱熹的《自鹿洞书院揭示》，一些学校不仅将其作为校训，还要求学生每天诵读，有的学校(如日本后月郡兴让馆)坚持时间甚至长达140年之久。
校训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变迁和学校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宋朝大量修建的书院到了清朝，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逐渐为各种“学堂”所取代。在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学校的形式、内容、作用和使命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有感于国力衰弱的沉痛教训，一部分学校的校训痛下断语，以表达强军兴国的强烈愿望。如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又称马尾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在甲午战后订拟校训为“雪甲午耻”，以此激励学子、国人努力加强船政军备，展现了牢记国耻、自尊自强的民族风骨。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原北洋西学学堂，今天津大学)宣告成立。赵天麟校长亲自拟定校训为“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表现出鲜明的追求真理、求实进取的精神。 有意思的是，据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郭建荣等人撰文称：创办于1898年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大学规格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竟然没有一以贯之的校训。在北京大学的办学历史上曾出现类似于校训的提法主要有三个：一是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二是1938年西南联大期间，由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组成的校训委员会提出“博学、审问、慎恩、明辨”为北大校训，后确立“刚毅、坚卓”为西南联大校训；三是很多人以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北大校训，其实是北大的校风。但这三个貌似北京大学的“校训”都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从北京大学校训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北京大学这一百年高等学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曲折发展历史。不可思议的是，到民国28年(公元1939年)5月15日，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竞电令全国各级学校，要求将“礼、义、廉、耻”四字确定为共同校训。这荒唐的“千校一训”当然不能传之久远(除了今天台湾地区)。在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抗战区学校，却是另一种校训格式。例如：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制定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鲁迅艺术学院题写的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这些校训一扫国统区尊崇封建儒教传统的陈腐风格，带来一种新鲜、简明、清新的现代气息。其格式“2字词×4组”恐怕也是现代学校校训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了。 "
2.国外“校训”流变
英语与中文“校训”对等的词是Motto(座右铭、格言)，常常被翻译为“School Motto”或“University Motto”。“Motto”这个词源自意大利，初始意义与军事口号(war cries)有关。英语国家学校“Motto”所传达的实际上是学校办学理念、办学思想，其来历往往可以追溯到其创立者的办学思想及其确立的学校精神追求。
由于西方早期的学校大多与教会有关，因此其校训也往往取材于《圣经》，带有比较明显的宗教色彩。例如，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创建于1167年的牛津大学的“Motto”是“主照亮我”(拉丁文原文：Dominus illuminatio mea；英文：The Lord is my light)。杜克大学的“Motto”是“知识与信仰”(Knowledge and Faith)}普林斯顿大学的“Motto”是“她在上帝的眷顾下如花绽放”(Under God's Will She Flourishes)，等等。
国外比较具有开创性、代表性的现代意义上的校训，是成立于1810年的“现代大学之母”——柏林洪堡大学的校训。它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德语原文：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es kommt abet darauf an，sie zu ver？ndern)作为其校训，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富于哲理，显示了现代大学独立、自由的精神。从此之后，一大批世界名校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的校训。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Let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but more 1et your friendbe truth)；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
(Light&Truth)；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训为“职责、荣誉、国家”(Duty Honor Country)；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Mind and hand)；康奈尔大学的校训是“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I would found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study)；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爱丁堡大学的校训是“有知识者既能看到事物的表象，也能发现其内涵”；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校训是“努力地学，尽情地玩”(Workhard and play hard)；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校训为“为了打仗而受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校训别具特色“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训是“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等等。
综观上述这些国外名校的校训，不难看出其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鲜明的学校个性、明确的价值追求、深邃的教育思想、鲜活的表述方式，体现了一所学校应有的精、气、神。
四、校训的特征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校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不少学校重新对自己的校训进行反思和梳理，或重新认定本校历史上的老校训，或重新提炼归纳新校训，或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新校训等等，校训逐渐成为学校文化和学校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9月1日，在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大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同志发表了《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是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虽然这个讲话是针对大学而言，但其中对于“校训”的认识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由此出发，我们归纳校训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三点；第一，独特性。校训首先要独特，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体现出这一点，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千百万学校中鲜明的“这一个”；第二，思想性。校训不是教条，不是判决书，不是漂亮摆设。它具有鲜明的文化思想属性，既是学校文化的高度提炼，也是学校精神的抽象归纳和形象表达，既是学校办学特色的体现，也是学校办学方向的训示。因此，具有强大的文化穿透力和历史思想深度是对校训拟制的当然要求；第三，稳定性。校训宁可暂时没有，也不宜滥竽充数、抄袭模仿、经常变更，一旦确定，就应一以贯之，大力弘扬使之成为具有鲜明学校个性的文化标志，使全校师生喜闻乐见，并身体力行遵照执行。
五、校训的作用
民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原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曾经说过：“大学的灵魂是它的独立思想和传统精神，而最能反映一所大学传统和特色的是校训”，“校训对激励全校师生弘扬传统，增强荣誉感、责任感，继续奋发向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见校训拟制绝不是一件小事，绝不是随便拼凑几个好听的词语、从古籍中摘抄些语句就万事大吉了的。好的校训必须建立在对学校历史充分了解、对教育方向见解独到、对学校师生充满感情的基础之上。它是一所学校对其办学历史、文化传统、学校精神、办学特色、办学方向的理性抽象和个性化表达，是着眼于学校长远发展的共同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其外延应该是针对学校全体人员的，而不仅是针对学生。更为重要的是，校训所代表的学校精神和价值追求，应该得到最广大师生和社会大众的认同、认可，并自觉身体力行、遵照执行，成为学校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个性化标志，融化在师生的日常行为里。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学校而言，校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学校教育手段都不能取代的，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标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校训就是一所学校的“文化名片”，通过校训就能够把各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追求的学校显著地区分开来，是学校品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是激励作用。好的校训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鼓动力和向心力，是激励全校师生共同遵守的内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是引导学校文化积极健康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其三，是导向作用。好的校训往往立意高远、言简意赅、富有哲理、常看常新，为各个时期的师生指明学校前进的方向，成为师生心中永恒的指南针和启明星。
